止戰(KA01144)

類別： 社會‧文化‧傳記>社會議題
叢書系列：知識叢書
作者：張小虹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4年01月12日
定價：460 元
售價：363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28頁
ISBN：9786263747678

【導讀｜內文摘錄】

▼  內文摘錄

第二章　病毒、台海戰疫與攻擊欲力

科學家愛因斯坦為何會寫信給僅有一面之緣的精神分析師佛洛依德呢？
一九三二年七月三十日愛因斯坦專程修書一封向佛洛依德請益，信裡他坦承心中最大困惑，乃是「有任何方式能讓人類免於戰爭的威脅嗎？」。佛洛依德也於該年九月回信，直言兩人作為和平主義者的立場相同，皆已看出「攻擊欲力」（aggressive drive）與戰爭之間的密切關連，並進一步闡述其近期研究的相關發現。
然而這兩位世界級舉足輕重的知識分子彼此並不熟識，過去僅有一面之緣，而此番通信乃是由「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 1920-1946，聯合國前身）與「國際知識分子合作機構」（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 1925-1946）所促成，並非私人通信，而是以知識分子代表的身分、針對當前世界重要議題發言的「公開信」。愛因斯坦乃是此項計畫第一個被徵詢的科學家，而佛洛依德也是愛因斯坦第一個建議的通信對象。
愛因斯坦在信中，深切表達了作為一位專業科學研究者對人類文明生死存亡的深切關切。他嚴厲批判國家主義的桎梏，重申其一貫對跨國組織設立的主張：「對國際安全的尋求，涉及每個國家毫無條件地讓渡，就某種程度而言，讓渡其行動自由，及其主權，也就是說毫無其他的路徑可以導向此種安全」。他痛心疾首政客的專擅與權力饑渴、軍火掮客的利慾薰心、軍人保家衛國神聖使命的無限上綱，讓國家主義得以組織動員人民的情感並將其轉化為戰爭工具，讓「戰爭攻擊作為自我防衛的最佳手段」。
愛因斯坦不解，為何戰爭狂熱會從少數的野心政客、軍火掮客與軍事團隊，擴散到廣大的群眾，無遠弗屆，究竟是何種心理因素的作祟，讓所有和平的努力終歸徒勞無功？難道生而為人就都有對攻擊、對仇恨、對毀滅的潛在欲念渴望嗎？他將此看不透、視不明的人類意志與情感，稱為「黑暗之處」，懇切求教於佛洛依德，希冀其能以精神分析對本能與欲力之研究「照亮」此「黑暗之處」。
佛洛依德的回信毫不猶豫地指出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本就慣於以暴力來解決利益衝突。初民社會的弱肉強食，靠的是肌肉力的拚搏掠取，後隨著工具的發達，殺伐暴力有增無減，總是要爭個你死我活不得罷休，爾後更發展出以危機意識與情感紐帶所形成的群體，以對抗並取代個人極權的暴力，而群體內部的父／子、男／女、主／僕所形成的不平等差序，也不斷重新啟動暴力，於是律法誕生，成為解決暴力的另一種以暴制暴之形式。
與此同時，佛洛依德對愛因斯坦所力推超民族國家的跨國際組織卻語帶保留，以客氣委婉的口吻指出，跨國際組織之無效，正在於其毫無權力，或反諷地說，跨國際組織其權力的唯一（不）可能，乃來自民族國家主動部分放棄或讓渡其國家主權的（不）可能。佛洛依德接著便回到愛因斯坦信中的困惑核心「黑暗之處」：人類對戰爭的狂熱，難道是對攻擊、對仇恨、對毀滅的潛在欲念渴望嗎？佛洛依德嘗試以其對「性愛欲力」（Ero）與「死亡欲力」（Thanatos）相互纏繞的理論來加以說明：「性愛欲力」的自我保護、自我防衛乃生存本能，往往正是啟動攻擊欲力的關鍵，而攻擊欲力不論是對外或對內，都是朝往「死亡欲力」所導向的毀滅終結，如此迴圈往復，終究無解。故佛洛依德承認造成戰爭的因素不勝枚舉，但在心理層面上的攻擊與毀滅欲力，不論是證諸歷史（尤其此欲力再搭配上被過度理想化的動機），或回返日常生活經驗，皆屢見不鮮。結尾處佛洛依德自謙且無奈地表示，其精神分析學說乃是一種「神話故事」，即便愛因斯坦的物理學也恐難逃此命運，所有愛鄰如己、人溺己溺的人道關懷，所有情感認同與理性分析，都難以挽救人類恆常處於戰爭的邊緣。但既然兩人同為和平主義者，在面對不斷有人狂熱擁戰的唯一做法，便是堅決反戰，既是知性意義上、也是情感意義上的堅決反戰，而文明的存續與否，盡皆牽繫於此。
整體而言，愛因斯坦與佛洛依德談論如何避免戰爭的通信誠摯感人，兩人親歷滿目瘡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又面對山雨欲來的法西斯與納粹勢力的崛起，自是憂心忡忡。就愛因斯坦的信件內容而言，其一以貫之反軍事主義的立場至為明確，他亦不厭其煩地一再主張應將軍備競賽的經費，挹注到教育、社會福利與科學推展。相較於這封公開信，愛因斯坦的另外兩封公開信怕是更為有名。一是一九三九年與另一位科學家聯名寫信給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指出納粹德國已在研發核武，敦促美國也應積極展開相關研究，此信乃促成了美國後來「曼哈頓計畫」的核彈研發。一九四五年八月美國在日本廣島與長崎兩地投擲原子彈，造成重大傷亡，愛因斯坦為此懊悔不已，而與其他參與「曼哈頓計畫」的科學家為核心，於數月之後在美國芝加哥成立《原子科學家公報》，爾後此組織最主要的工作項目與推展理念，便是本書第一章所論及的「末日鐘」。另一封更廣為人知的則是一九四五年寫給聯合國的裁軍公開信，強調全球裁減武裝部隊與軍事裝備的迫切，必須透過國際之間的密切合作，為世界的和平共存努力不懈，才能防範戰爭於未然。
而佛洛依德的信件內容亦是重複呼應其精神分析研究的發展軌跡，包括一九一五年〈戰爭與死亡的現下思考〉（“Thoughts for the Times on War and Death”），企圖在戰爭脈絡之下談攻擊欲力、死亡與弔唁，凸顯軍事衝突的悲劇後果，完稿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的第六個月；一九二○年《超越快樂原則》（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提出前文已述的「性愛欲力」與「死亡欲力」之交纏；一九二三年《自我與本我》（The Ego and the Id）視攻擊欲力為「本我」的潛意識，而非「自我」的意識；一九二七年《幻象之未來》（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直指宗教與意識形態（例如種族優越）之為幻覺，最易引爆戰爭；一九三○年《文明及其不滿》（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探討文明教化的制約，如何讓人類（個人與社會）在潛意識形成被壓抑的欲力亟需卸載與釋放。
雖然愛因斯坦與佛洛依德的通信內容，並未提出任何和平反戰的新穎觀點，依舊是落在其各自既有的論述與學說範疇之內，但此通信卻讓我們感受到知識分子對戰爭的深切反省，尤其是兩人皆親身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毀滅殺戮暴力，也正在通信當下親身經歷納粹勢力興起對猶太人的迫害。誠如兩人所言，引爆戰爭的原因向來甚廣，從領土爭議、資源掠奪，權力傾軋到意識形態之爭等，各自有其經濟、政治、文化、宗教、種族、科技的眾多引爆點，但兩人通信的內容，卻強力凸顯攻擊欲力與戰爭的緊密連結。愛因斯坦對人群為何會陷入戰爭狂熱而困惑不解，佛洛依德則是將戰爭視為被壓抑的攻擊欲力之集體表達（發洩、洗滌、釋放）。
本章以兩人一九三二年談論戰爭的通信為楔子，乃是希望藉此展開當代有關戰爭與攻擊欲力的批判思考，並將此批判思考拉到近百年之後的台灣當下。鑑於COVID-19疫情期間兩岸關係日趨惡化、仇恨加深，不論是從病毒的系譜命名到防疫邊界管控，都有諸多可供探討與省思之處。故本章以女性主義文化批判的角度切入，以「戰爭─攻擊欲力」的構連為核心，嘗試鋪陳二○二○年至二○二三年在台灣所啟動的「台海戰疫／役」，亦即由新冠病毒所引發的一連串「防疫大作戰」、「防疫視同作戰」的戰爭想像與行動。全章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嘗試分析「新冠病毒」所啟動的多重「戰疫即戰役」，以及戰爭作為「隱喻」與「實體」之間的相互纏繞。第二部分探討台灣對「武漢肺炎」作為「命名系譜」的偏執，以及此偏執與全球「恐中歧視」、台灣「反中情結」的串連。第三部分從WHO幹事長對台灣種族歧視言論之抗議與台灣的後續回應切入，探討「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與「情動組裝」（affective assemblage）之間可能的創造轉換。本章希冀透過這些分析思考的面向，能夠清楚鋪陳二○二○年至二○二三年之間「台海戰疫」所啟動台灣對中國從「反中」到「仇中」在政治操作與情感動員各方面所展現的「攻擊欲力」，以及「自我防衛」如何成為啟動「攻擊欲力」的最佳合理化、正當化理由，並嘗試提出為何「抵抗的非暴力模式」乃是處理兩岸歧視與敵意的可能出路。
一．病毒與戰爭，隱喻與實體 病毒所啟動的「戰爭修辭」早已為人所熟知。就「社會用語」而言：病毒被當成充滿攻擊力的「入侵者」、「敵軍」，善於潛伏，無國界，人體免疫大軍須全面備戰、阻擋病毒大軍之入侵；或防疫「前線」醫護人員乃英勇之戰士、抵禦病毒的攻城陷地，抗疫英雄正在「前線」打一場英勇的戰役等等，皆是把全民防疫比喻為戰爭，更將其提升到捍衛國家安全的最高等級。桑塔格（Susan Sontag）早在《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一書中就已清楚言明，「更嚴重的隱喻存留在公共衛生教育之中，疾病慣常地被描繪成入侵社會，而降低某疾病死亡率的努力，被稱為一次戰鬥、一種拚搏、一場戰爭」。於是在此全球「防疫大作戰」的局勢之下， 美國前總統川普自封為「戰時總統」（Wartime President），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將新冠病毒形容為「看不見的敵人」，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也於二○二○年一月三十日正式宣示「防疫視同作戰」。
與此同時，「新冠病毒」的出現與流行，更被當前美中對峙的國際形勢進一步政治化、戰爭化。在「中國威脅論」的陰影之下，美國疑心新冠病毒的源頭來自中國武漢實驗室，有可能是中國所發動的「生化戰爭」。美國前總統川普更不惜直接使用「中國病毒」（China virus）、「工夫流感」（Kung flu）來挑起種族仇恨，並以九一一恐怖攻擊和珍珠港事件來比喻「中國病毒」對美國之突擊狙殺。中國不甘示弱，也企圖以狡辯方式反擊，直指新冠病毒乃二○一九年十月美軍參與武漢世界軍人運動會所帶入甚至所散布，雙方彼此攻訐、互不相讓。而這些「政治用語」中病毒與戰爭的連結，並未停留在純語言層次，而是直接延續著二○一八年起美國以中國為首要策略性競爭對手（strategic competitor）所發動的一連串貿易戰爭、科技戰爭，以及美軍以高強度巡弋來捍衛並維護印太區域安全與秩序之決心，尤其是在南海及台海爭議上所展現的強勢態度。
故台灣對新冠病毒的回應，既要面對新一波美中關係的劇烈變動，其在全球權力結構中的矛盾、衝突與競逐，更要面對七十多年來台海緊張關係的對峙，與中國武力犯台與日俱增的威脅，極難不導致「病毒戰爭」與「台海戰爭」（美中軍事衝突最可能的引爆點）的疊合，造成「疫」與「役」作為同音異字轉換的相互塌陷。就更為具體與臨迫的社會脈絡而言，「台海戰疫／役」乃接續著二○一九年香港反送中運動在台灣所引發「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憤怒、挫折與危機感，以及二○一九年底至二○二○年初台灣總統大選時台灣內部「亡國感的逆襲」，皆激化為強烈的敵／我意識，讓戰疫即戰役衝上最高點。原本台灣在歷史主體性與地緣政治建構過程中不斷冒現的「反中情結」（anti-China sentiments）遂一夕大爆發，更由反中到仇中，讓新冠病毒彷彿成為「來自中國、來自武漢的病毒入侵台灣、攻占台灣、企圖摧毀台灣」意義下的大敵當前。誠如林建廷所言，台灣COVID-19的「防疫視同作戰」，即是將中國等同於病毒、病毒等同於「入侵者」，必須全力備戰、反抗抵禦，不僅導致「仇中」種族（族裔）主義的情感升溫，更有重返冷戰時期「反中親美」、民主／極權的意識形態對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