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決的艱難：兒童性侵的爭議與正義(WT01040)

類別： 社會‧文化‧傳記>社會議題
叢書系列：春山出版
作者：陳昭如
出版社：春山出版
出版日期：2022年09月16日
定價：380 元
售價：300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288頁
ISBN：9786269612994

【內文摘錄】

▼  內文摘錄

一、荒原

「四月是最殘忍的月分／在死地中長出了紫丁香／把回憶與欲望揉合在一起／讓春雨催促著遲鈍的根芽」
二○二○年四月，在T．S．艾略特筆下最殘忍的時節，我收到一封措辭嚴厲的來信：

「過去一直很欽佩你替性侵被害人發聲，讀了你的《無罪的罪人》之後，我發現我看錯你了。法院都判那個狼師有罪了，你憑什麼說他無辜？你有什麼證據？你比法官、檢察官厲害嗎？你有想過被害小孩跟她家人的心情嗎？……你是應該站在被害人立場的人，為什麼要替加害人說話？你怎麼對得起過去相信你的人？」

面對這一連串的質疑，我不知該如何回答，更不知該從何說起。

撰寫校園性侵案《沉默》、《沉默的島嶼》的緣故，我傾聽過飽受創傷、無法平復的年幼被害人的聲音，也見識過陰險狡詐、死不認錯的加害人的遁詞。那麼極度的醜惡是如此頻仍地發生，情節溢出一般對善惡邊界的想像，若不是得到當事人的充分信賴，我從不知道他們的無法訴說不是遺忘，而是壓抑，他們最大的痛苦未必來自性侵本身，而是沒人信任與傾吐的無助。他們很需要有人理解那樣的感受。

然而書寫性侵冤案《無罪的罪人》的過程，卻讓我驚覺法院判決依據的薄弱及蒐證的重重漏洞，不是沒有可能把無罪的許倍銘老師送進囚籠。就算許老師自始至終不曾認罪，終究不敵八歲智障女童指控他性侵的說詞，只得黯然吞下有罪判決。無罪對清白的人來說有多重要？旁觀者永遠不會知道。我只能揣測，那是一種超乎想像的疼痛，那樣的疼痛有如地獄，沒有人想當地獄的導遊。

因為許案的諸多疑點，促使我產生強烈動機想把整件事記錄下來。朋友善意提醒：「你確定要寫這個案子？不怕被人家丟雞蛋？」我不是沒有想過，在這個習於去脈絡理解事情的社會，我試圖以文字涉險替「狼師」平反的舉措，很可能讓人以為是替加害人解套，簡化被害人的痛苦，這讓我感到惶惑。某個輾轉反側的夜晚，我傳訊息給幼時被害的小帆（化名），告訴她我打算書寫這樣的題材，想聽聽她的想法。善解人意的小帆很快回覆：「我不希望再有人受害，也不希望有人被冤枉……阿姨，我支持你！」那夜，我終於穩穩當當睡了一覺。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像小帆這麼想。《無罪的罪人》面世以來，各界的批評指教不曾間斷，就連部分友人亦頗有微詞，甚至視該書為臺灣性平運動的反挫。這樣的反應讓我赫然驚覺，原來性侵冤案就像不能說的「佛地魔」，尤其像我這樣被標籤為「站在被害人立場」的寫作者，甘冒政治不正確的風險替「加害人」發聲，自是惹來不少質疑。但我不明白，面對有爭議的案件，難道沒有討論的空間？「性侵案」與「性侵冤案」只能是零和關係嗎？

在探討這些問題之前，必須先檢視一個基本前提：如何確認性侵害案件的發生？

通常性侵害案件發生在密室，現場只有加害人與被害人，鮮少有直接明確的人證或物證（驗得到DNA的不多），如果被害人與加害人的說詞迥異，當事人又是兒童或身心障礙者，囿於認知與表達能力的限制，說法很難被採信，不起訴或無罪的案例並不罕見。

二○一三年，某女童稱遭繼父性侵上百次，一、二審判刑二十八年，更一審以女童說法前後不一，以及作為補強證據的哥哥說法「未親眼目睹事實」，不足以採信，最後改判無罪確定。這個判決引發倡議人士強烈不滿：

太多的「法匠」只繞在法條的構成要素，以自己有限的生活經驗在審理性侵害案件。這位「歸零」法官認為，個案對性侵害次數「前後指述不一」；補強證據的證人哥哥並未親眼見聞強制性交之事實，欠缺關聯性；補強證據的心理衡鑑結果和性侵害事件不具有全等的關聯性。事實上，個案因承受龐大壓力，又被性侵上百次，性侵、訴訟歷經十幾年，要如何要求她「陳述一致」？性侵受害者言詞反覆是典型症狀。還有，司法人員訊問能力也會造成很大影響，每次訊問都不一樣，要被害人怎麼回答一致？

令人感慨的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已施行二十一年了，為何法官無法理解性侵被害人的脆弱處境？卻要求她／他們證詞一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也有指述一致的個案被質疑︰你怎麼記得如此清楚？難道法官是自由心證在審理性侵害案件嗎？請問法官，審理的證據法則在哪裡？對於法官不採信補強證據，也讓人搖頭。性侵害是密室案件，若要以有親自聽聞的證人為指標，那是否意謂著所有性侵被害人不用進入司法討公道了？

諸多血淚斑斑的故事告訴我們，確實是有法官無法擺脫個人偏見，做出值得商榷的判決。然而判決不能只有主觀認定，更必須有客觀事實，客觀事實就是證據，而且是法律認可的證據，就算被害人說得再聲嘶力竭，再多的懷疑，都不能當作證據。這樣的判決邏輯常讓人感到困惑，明明被害是血淋淋的事實，為什麼一句「證據不足」，就足以讓加害人安全下莊？這公平嗎？

莫明其妙被冤屈推擠著、成了人神共憤的「加害人」處境，又何嘗不是如此？冤獄平反協會手上超過千件的喊冤案件中，有四分之一是性侵害案件，只有七起案件立案，僅有一件無罪平反，案件難以平反的原因，正好與性侵害案件難以定罪的理由如出一轍：只有被害人與加害人說詞，沒有其他證據，只能依賴大量情狀、臆測或推理建構犯罪事實。若因同情、貼近被害人而傾向相信被害人的說法，這對無辜的被告來說，又公平嗎？

司法制度的基本假設是判定有罪或無罪必須仰賴證據，沒有合理、充分的證據，就不該判決有罪，這是無罪推定的基本原則，也是聯合國國際公約確認與保護的基本人權。它要保護的，是每個人受到公平審判的權利，一個人可能有罪，也可能無罪，如果最後被證明有犯罪行為，被判處有罪以後，就不再受到這個原則的保護。人們常以為透過嚴刑峻法、高起訴率及定罪率、甚至是透過輿論審判，便可有效減少（性）犯罪發生率，但若是社會瀰漫著過度恐懼的情緒，看不見、也不願看見冤案的可能性，不但無助於解決犯罪問題，反而可能殃及無辜。尤其在這個資訊無所不在的時代，沒有根據、人云亦云的指控隨處可見，若是冤枉了無罪之人，就算最後法律還他們清白了，他們的人生還能重來嗎？當然不能。

這就是性侵害案件判決的艱難，它牽涉到一個看起來非常簡單，實際上卻難以分析、也沒有標準解答的問題：性侵害案件的證據要到什麼程度，法院才會判決有罪？對性侵害案件的證據要求，可不可以和其他案件不一樣？如果一樣會怎麼樣？如果不一樣又會怎麼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