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內文摘錄
導論
本書從城市規劃、建築風格、造園理念、花果植物與動物藝術造形、科學圖像及《易經》符號等面向，探討自十五世紀末地理大發現以來，東方中國文化如何慢慢藉由西方學者、傳教士、通商使者、探險家之介紹，與歐洲本地文化結合，在藝術、建築、文化、政治、宗教和科學等方面，對歐洲產生挑戰，引發變革。書中主要以藝術為例，探討東西文化交流之發展脈絡，行文中同時以圖像、文物與文獻為切入點，提供以往學者研究交流史之不同視角。過去，學者主要以文獻為研究主體，圖像、視覺藝術為輔佐，本書則同時以圖像、藝術與文獻為研究對象，在文化交流史的探索過程中，發現視覺藝術與文字文獻的同時兼顧，更能展現文化交流的深度與內涵。十七、十八世紀歐洲人的中國報導或藝術創作中，建構了一個混合事實與想像的中國樂園；部分歐洲學者甚至假設或想像中國文化，是一個以自由思想為基礎而建造的世界文化。由於歐洲對中國藝術文化的轉用與中國風尚在歐洲的盛行，使中國文化成為歐洲人想像具有模範色彩的人間仙境，這個以自由為基礎的人間仙境與世界文化特質，正可以讓歐洲學者與政治菁英對抗當時代的歐洲本位主義，形成歐洲改革的新契機。其影響甚至一直延續到十九與二十世紀，這類異國元素的轉化也存在於今日西方更為大眾化的公共建設與公眾藝術中。
歐洲人因受到地理大發現之影響，嘗試用一個比較全球化、世界性的角度來觀察中國，藉由比較的方式，觀察中國與歐洲、美洲、非洲，這是一個全新的視野，與中國傳統文人觀察在地文化的角度不同。此時期歐洲人對中國的觀察與報導也與中古晚期不同，例如與十三世紀末馬可波羅東遊記的報導便不同。馬可波羅報導所呈現的東方世界，與歐洲人的現實生活沒有太大關聯，也沒有太多交集。但在十七、十八世紀歐洲人的中國報導與中國風尚藝術中，包括城市軸線規劃、中國風園林設計、中式建築造形、異國花果與動植物圖像、《易經》符號、科學圖像等面向所呈現的東方世界，則是一個與歐洲現實生活比較貼近的世界，它們較接近歐洲人的文化與思考模式。因此，較之於馬可波羅的紀錄，更能對歐洲造成新的挑戰並產生批判效果，成為其借鏡的對象。歐洲人對中國的良好印象與正面評價，使這樣的亞洲借鏡變成可行：一個越來越實際與存在的亞洲，成為歐洲近現代改革的新途徑與新出路。亞洲的資訊越來越多元與豐富，是促使歐洲開始就本地文化及本位主義展開反思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使歐洲人思考文化具備相對性與比較的特質，這個特質也是今日全球化、世界性潮流中一個重要的元素。
本書分七個單元，〈第一章〉由較大的城市空間切入，探討京城軸線之交流。自地理大發現以來，一直到十七、十八世紀，歐洲人開始比過去更詳細地報導亞洲，對中國京城布局、皇權圖像、官僚體系與科舉制度進行較多討論。歐洲菁英階層開始模仿中國禮儀，看到中國北京京城方格棋盤布局代表規律、理性治理，紫禁城內代表皇權集中的王者中軸線，也成為歐洲開明君主造國效仿的範本。十九、二十世紀，歐洲宮殿園林中受中國影響的軸線設計，也影響到西方現代城市中軸林蔭大道的規劃。〈第二章〉從園林空間藝術切入，耶穌會傳教士報導中國皇家園林是「微觀世界」的展現，同時具備造園與造國的功用；這個造園理念傳到歐洲，被部分君主公侯借用在開明政策中，轉化成「把治國當治園」，企圖把國家打造成一座如詩如畫、充滿國際風情的大園林，之後也影響到十九世紀歐洲城市綠地景觀發展。除了歐洲傳教士、探險家、學者對中國的報導之外，歐洲各地陸續成立的通商公司，如英國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1600-1874）、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ine, VOC, 1602-1799）、法國東印度公司（La Compagnie francaise des Indes orientales, 1664-1794）、普魯士王國亞洲公司（Die Koniglich-Preusisch Asiatische Compagnie von Emden [KPACVE] nach Canton und China），這些商貿公司促成遠東工藝品與商品的流通，直接、間接促成中國風尚的流行。因此，在〈第三章〉中，分析正值中國清朝黃金盛世時期，大量中國藝術品進入歐洲市場，影響日耳曼地區園林綠地規劃與開明改革。這批經由貿易進入歐洲上層社會的工藝品，很大一部分圖像題材與自然山水風景相關，它們展現自然造形的不規則曲線美學，體現東方世界對大自然的尊敬與推崇，強化了歐洲人在藝術創作中對大自然的關注，也改變了他們對藝術題材的選擇。〈第四章〉探討花果植物中的鳳梨圖像之交流。歐洲人以早期植物學角度報導具熱帶異國風情之各類果實，其中包括鳳梨。十七世紀的鳳梨圖像紀錄對十八世紀中國風（Chinoiserie）藝術產生影響，鳳梨由版畫藝術轉化成色彩鮮豔之掛毯、壁飾、工藝品、雕塑、建築等多元創作形式；鳳梨藝術在歐洲具有物產豐裕富饒與理想桃花源之象徵，這個來自熱帶、亞熱帶的鮮麗果實，大異於中國傳統文人繪畫中的溫帶、寒帶植物題材，它跳脫了對中國藝術刻板印象的圖像呈現，這正說明歐洲人的異國旅遊經驗，是藝術多元創作的有利條件，提供完全不同於中國本地藝術創作的新角度，也提供另一種藝術自由創作之可能性。〈第五章〉探討動物圖像交流，以〈龍虎對峙圖〉為例，分析歐、亞兩地神話動物之圖源與交匯，十七、十八世紀對於東方龍的圖像記錄，一是借用歐洲傳統造形，另一是採用東方中國龍形，前者更受歐人喜愛。雖然歐洲拒絕中國模式之龍形，但在意義上卻採用東方吉祥物的象徵，使龍由原來歐洲的惡魔轉變成帶來好運的聖物。而龍的多元題材性，至今仍在多元媒體藝術創作中，扮演重要角色。〈第六章〉進入哲學符號與科學的面向，探討科學圖像與《易經》之交流。啟蒙時代，歐洲人對中國《易經》有多面向介紹，把《易經》與歐洲在地文化與科學連結、融合。歐洲人連結《易經》陰陽二元元素與西方古典正負二元元素、組合《易經》圖像與歐洲神學「三位一體」、對比基督教與孔教倫理，與類比《易經》與聖經。在相提並論的過程中，此類介於「真實反映中國」與「自由組創中國」的兩種手法，一直是近代歐人報導中國的模式。由中西交流史的發展脈絡中，可以看出，要能接受外來文化，具備足夠的自由空間和適當想像力是重要的條件，而詳細、準確、真實的比較，也可能因看清兩地的區分，導致產生固定刻板印象，無法把兩種文化建立聯想，以產生規鑑作用；在歷史的經驗中可以看出，所謂對外來文化的吸收，有時也可能需要適當的想像力。〈第七章〉探討歐洲啟蒙學者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二進論（Binary）如何受中國《易經》圖像啟發。一位受歐洲傳統古典人文教育影響的知識分子，在近代化的過程中，對外來文化產生好感，尤其看出中國歷史之悠久，也看出中國在文化、宗教、哲學、宗教、自然與科學上之獨特性與優美特質。萊布尼茲體認出《易經》陰陽爻卦符號與二進理論同時具備簡易、效率的運動通則，可以最快的速度產生無限組合；在萊氏原有的二進理論符號中，並不具備像《易經》符號能在圖像上產生跳動、運動和循環無止境的視覺效果，它啟發了萊氏之研究。這個受《易經》啟發的二進理論，開啟後來機械應用與數位技術的發展；萊氏研究，除在科學產生影響外，把二元元素與造物形象作連結，更是具備文化上的重要意義。
全書論述的中心議題「兩地文化交流之意義」，是以歐洲角度觀察中國圖像視覺文化，也以中國角度觀察歐洲圖像視覺文化，以兩個文化為立足點而書寫，探討歐亞相對互動的關係與影響。以研究的角度來看，雖然許多案例探討東方中國對歐洲的影響，但在辨識接收與拒絕異文化的過程中，的確必須對歐亞兩地文化作深入探討。傳統歐洲學界研究藝術史，皆以西方歐洲在地文化發展為主流，較少涉及藝術交流。反之，此現象在東亞亦同。研究中國藝術史者，也以中國脈絡為主體，交流史或異文化影響，皆只是點綴。事實上，兩地文化因異文化的接觸，引發許多新的挑戰與現代化改革運動。本書之研究，對歐洲近現代的中國形象與中國觀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也看到異文化為西方世界所帶來的改變契機。針對這一點，值得現代人借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