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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或是一段回憶
．陳俶文
像我們這樣年紀的人，如果耳邊突然傳來一首羅大佑的「戀曲1980」，或者更早的一些校園民歌，大概都不免要勾起一段年少時的回憶，心底裡湧上一股股對過去的感懷了。感覺裡流行歌曲就是這樣的東西，它像是時間的忠實信差，悄悄地把過去的某一段回憶隨著音樂溶入在一起。然後有一天，它突然像一首你自己的歌似地回到你的跟前，告訴你過去曾經如何如何，你的胸口彷彿就要因為這一道道時光的衝擊而沸騰了。
約莫是三年多前，我推著三大箱的書、一大箱的錄音帶和兩把吉他，搬進了這本書的作者所住的那層公寓。當時他是學校裡臺研社的社長，我則剛升上大三，大學跌跌撞撞地過了兩年，滿腦子古裡古怪的想法。
剛開始，我還是不太明白，住在和我隔一條走道的對門裡的他是在搞些什麼樣的東西。只記得他常常會一本正經地拿著小麥克風問我以及其他的人諸如對「黑名單合唱團」有什麼看法，覺得某某人的新專輯怎麼樣的問題，我們回答得不頂認真，倒是覺得他自己提出的想法頗為有趣。
後來，有一陣子他的房裡開始響起一些老掉牙的歌，老得勾不起我任何感覺的老歌（這也許是他的年紀比我大的關係）。還有就是李雙澤的錄音，有一些像是「少年中國」、「美麗島」等等的曲子，真摯質樸的歌聲加上優美清新的旋律，慚慚地為周圍的幾個朋友還有社團裡的同好所喜愛。而我也開始對他的研究起了好奇，覺得他彷彿在挖掘一些為人所遺忘的東西似的。接著是陳明章的音樂像一陣旋風般地在校園裡刮起，我們也把陳明章請來了學校，他的歌在我們之間傳唱著，我還試著把他的吉他和絃抓出來。
慢慢地，釗維的民歌研究開始成為我們周圍的朋友聊天時的一個話題。那一年裡，他常常是每天在忙著撥電話邀請一些當時的參與者接受他的訪問，然後便行色匆匆地帶著錄音機搭中興號到台北。有時候他會令人驚奇地借回來一大堆像是古董般的唱片，在客廳吱吱喳喳地放著那些古老的歌曲。我開始會有時候突然地敲開他房間的門，隔著堆積成出的書刊、雜誌和錄音帶若有所思地問他一些問題。 b我在想，是什麼樣的動機會讓一個人如此投入地想挖掘那些和我們隔了一個世代的人所曾經做過的事？那些早已湮沒在這個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裡的人是如何地能使我們產生興趣而想要將他們的過去做成一個歷史研究的課題？我不解地問他，也不解地問我自己。那個爭相抱著吉他彈唱「龍的傳人」的高中時代的我們，那些在這個時代裡除了能激起一些往事的回憶之外，似乎不再擁有任何意義的歌曲曾經代表了什麼？
1990年是一個在政治上相當動盪不安的一年。記憶裡到車站搭中興號上台北靜坐遊行的機會似乎比騎著腳踏車費力地踩上位在半山腰的院館上課的次數還要多。就是這樣一個「大鳴大放」的年代。晃眼之間，在台北街頭，在「中正廟」廣場上，各式各樣的口號、訴求響徹了雲霄，比起二十年前的他們，我們不僅僅要「唱自己的歌」，喊出自己的蛋音，還要「做自己的主人」。長久以來，抑鬱、僵化的教育以及考試制度對我們的壓制和拴綁幾乎使我們變得麻木不仁，自此，胸中鬱積的那股抵抗被馴化的不滿之氣才頓時找到了渲洩的管道和方式。但是，相對於那一個「唱自己的歌」的時代的年輕人，在多少次嘶聲力竭的呼喊聲中，我感覺「自己」有時竟迷失在這些各式各樣的口號中了。
然後有一天，我猛然地發現，那自我對門的房裡傳出來的李雙澤的歌聲，彷彿是來自一個遙遠的時代裡的醇醇的呼喚，「陽光、小雨、酢醬草」，「水牛、稻米和玉蘭花」。是一個什麼樣的年代，有人黯然地離開這個島嶼，到對岸去擁抱一個長江美、黃河壯的大中國；而又是一個什麼樣的年代，有人帶著歲月為他留下的一隻手臂在數千人的夾道歡呼下，回來做「台灣國的總統」。在「中正廟」的廣場上裹著睡袋仰躺著的一個春日的黃昏裡，我瞇著眼睛看著空氣中瀰漫著鵝黃氣氳的台北天空，聽著架在兩廳院中間的大喇叭響著「你等回兒！你等回兒！」的刺耳歌聲鼓舞全場的士氣。同樣背著吉他的人在兩個不同的時空下竟然唱著如此不同的歌，有時候覺得歷史彷彿在跟人們開玩笑。
後來，我逐漸地與釗維寫這篇論文的種種動機與想法搭上了線。常常，在一些週末的夜晚，我們溫著一壺壺的清酒，抱著吉他，在客廳裡面對面地聊著這些話題。羅大佑把他所有的情歌集成兩張專輯一舉登上了排行榜，我們青澀的指間扳動著琴弦彷若哀悼般地緬懷一個逝去的民歌時代，還有在這些歌聲、弦律中成長的歲月的痕跡。如同其他人們所創造的藝術，曾經風行一時的民歌經過時間的洗鍊，也具有它特殊的永恆意義；然而不同於其他的藝術形式的是，這些曾經由我們年少時的破鑼嗓子裡唱出來的朗朗上口的調子，卻不善罷干休地在我們記憶的底層源源地釋出它的力量。縱使我們不經意地將它拋卻，卻永遠不能將它忘記。今年，當年民歌運動的健將楊祖珺在歷經了人生風風雨雨的道路之後，又滿懷自信、依舊年輕地出現在她的新書《玫瑰盛開》的封面上。「壓不扁的玫瑰」盛開在我們這個時空，而我們每個人心中那壓不扁的記憶卻又該盛開在何處？
經過了兩年頑長的努力（釗維的論文比一般的碩士論文多了一倍的功夫），我們共有的那層公寓和每天進進出出的學校裡的「頑劣分子」一個個各奔東西。我在一個學期後終因功課被當過多，遭到退學的命運，一個人在十幾公里外的一個小鎮過著半自我放逐的生活，釗維則在新竹市的另一端一處租來的斗室中完成了他的論文。來這個島上居住的人只有短短數百年的歷史，每個世代的人都各自頂著自己的一片天，每個世代的每一個個體都會產生一些在時代的情境（包括對外來的文化、外來的人甚或對岸的擁抱）下獲得的某種自發或反思式的覺醒，這些覺醒的個體或者結合成標舉不同旗幟的群體，形成一股股在變動的時代中的風潮；或單獨地在各個不同的角落裡，發出屬於他們自己微弱的聲音。乃至於有些人在一些時代裡噤若寒蟬默默地渡過他們的一生，更不用提那些在統治機器的鐵蹄下被殺、被捕以及被迫到一個更小的小島上渡過半生、一生的人。
我們這個世代，不論個體或是群體，都獲得了比以前任何一個世代的人更大更多的自由。我們的知識分子逐漸從御用／非御用的與在國家機器邊緣游走的，擴散到整個社會的每一個階層和每一種不同的場域。在某種程度上，這個島上背著吉他的一群人往往站在第一線承受著自西方隨著音樂以及其所傳達的情緒，甚至更深刻的東西而來的各種新事物。這些「西力」在這個島上著了根，反芻出自己的東西，普遍地踏襲了每一個當時的成長的心靈，衍生出許許多多與其他各武各樣的力量（來自「上方」與來自「下方」）的激盪與交融，其影響甚至及於我們這個時代，這些作用甚至還在進行著。
說真的，我至今仍不能真正明白，作者在這本書裡所進行的研究與反省，他真正要問與試爾要回答的問題到底何在。但是，有一點我可以確定的是，他在這個頑長的努力裡所獲致的深刻、細緻的分析與歷史形貌的建構的背後，其實真正誘發的動因乃是作者對於他自身「生命史」的反省。當然，這個反省並非純然個人式的反省，而是牽涉到整個時代的群體中的個體所作的努力。就這一點而言，這毋寧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人的幸福。
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為釗維的這本由碩士論文集結成的書寫序，我覺得我沒有那個資格。釗維在寫給我的信中說：「我想從『知識分子的通俗文化』這樣粗俗的概念入手，主要著眼於近十年來社會文化運動的一些意識與策略取向，想通過一些歷史性的研究，來重新檢視這些取向……」他強調他所care的「特別是一些關於憂鬱的、壓抑的、虛無的……的再現or釋放……」的一些非主流的音樂。就此，雖然以前者而言，我沒有如他一般的大氣魄，但是關於後者我與他顯然是「謀而合」。就個體生命的反思而言。我這些年來和他時有交錯地一起走過的路，何嘗不是一種註解？而這樣，今天我這個似相干似不相干（我既非研究同道，更不是他的指導老師）而名不見經傳的人在這邊長篇大論地寫序，也庶幾有一點可以尋思的地方了。
1992年11月23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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