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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摘錄
1 「現在的生活真的很好」（節錄）
蔡宮慧女士是屏東縣內埔鄉客家人。1967年她從省立鳳商畢業後，到高雄加工出口區的高雄電子公司工作，負責品質管制。高雄電子公司1966年由美國飛歌（Philco）公司所設立，英文名字是General Microelectronics，主要是做電晶體與半導體封裝與測試。外資電子公司來台設組裝廠是台灣電子產品外銷的起點，蔡宮慧女士是最早期的員工之一。
蔡宮慧女士當初是高職畢業，起薪是新台幣480元。如果是初中畢業，起薪是420元；國小畢業的起薪是360元。從1967至2019年，台灣的物價上漲為6.6倍，因此，她的起薪若改以2019年的幣值計算，等於3,187元。相對的，2019年高中職畢業生的起薪是25,260元，因此，從1967到2019年，高中職畢業生的起薪增加為7.9倍。
同樣是高中職學歷，為何大約半世紀前的起薪只有今天的12.6%？或許有人會認為是物價膨脹的影響，但以上已經把1967年的起薪改為2019年的幣值計算，因此，物價膨脹的影響已排除。另外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工作時間長短。不過，在蔡宮慧女士的年代一週工作6天，現在是工作5天。因此，工作時間長短也不能解釋起薪的差異。
本書要講台灣經濟400年的故事，焦點是放在經濟成長上。經濟成長就是所得成長，以蔡宮慧女士作為1960年代晚期的代表，台灣在過去半世紀所得水準大約上漲為7.9倍，如果換算為成長率，平均年增率是4.1%。我們必須與其他國家比較，才能理解以上的數字。以菲律賓為例，1965年菲國的平均每人所得是2,603美元（2010年幣值），台灣是2,885美元，差異不大。2018年，菲律賓的所得上升為8,139美元，平均年增率是2.2%。
蔡宮慧女士在受訪時說，「現在生活真的很好，苦都苦過來了，以前是一直工作一直工作，沒有甚麼玩樂。」如果我們能在菲國找到一位與蔡女士年紀接近的女性，她也會覺得現在的生活比以前好，但對照之差異則遠不如台灣。台灣今天的年輕人也覺得自己是一直工作，不過，在蔡女士的年代，一週工作6天，現在是週休二日。另外，蔡女士「沒有甚麼玩樂」，現代人的休閒活動很多。
蔡宮慧女士在受訪時，回憶過去，比較現在，感受到生活品質的巨大改變。她可能不知道，她恰好經歷台灣有史以來經濟最快速成長的一段期間，而「現在的生活真的很好」是所得快速成長的結果。
台灣從荷治時期開始才有統計數字可供了解經濟發展的狀況，但是，400年來並非每一段期間都有所得成長。事實上，所得成長是從日治初期才開始。但是，經過半世紀的經濟成長，蔡女士在1960年代中期開始工作時仍然覺得「生活很苦」。那麼，更早以前的人怎麼過日子的？為了說明早期的經濟狀況，且容許我花一點篇幅講我父親的故事。
1.1單車上的小木箱
我的父親於1924年出生在高雄州的彌陀庄（今日的高雄市彌陀區）。小學一年級時，我祖父過世。因為家裡貧窮，祖母不讓他再上學，留在家裡照顧最小的弟弟。根據1930年的調查，台灣人的學齡男童（6–14歲）裡就學中的比率為48.9%，因此，我父親讀完一年級之後不再上學，在當時並不算特別。我父親在學校的成績不錯，他的老師還為此到家裡來拜訪，但沒有改變祖母的心意。
台灣原來的稻米品種稱為在來米。1920年代中期，蓬萊米品種開發出來，因為深受日本本土消費者喜愛，蓬萊米大量出口，價格上升；稻作農家紛紛轉作蓬萊米，所得也因此而提升。不過，我祖父沒有農地，也不是佃農，家裡經濟情況並未因此好轉。
我祖父平常的工作是到遠在屏東里港的醬油工廠工作。有空回彌陀時，他會趁機挑兩個大醬油筒回來，挨家挨戶兜售。挑著扁擔的小販在今天幾乎已看不到，我找不到1920年代扁擔小販的圖片，圖1.1是戰後初期的小販，或許呈現我祖父從里港走路回家時的景像。
我父親輟學之後，在隔鄰的雜貨店裡打雜，每個月的薪資是臺幣3圓，這大約是日治時期1932年的事。日治時期，台灣通行的貨幣稱為臺灣銀行券，簡稱為臺幣。1949年6月之後流通的貨幣稱為新臺幣。若以2019年的幣值重新計算，他每個月的薪資僅996元。
相對的，1967年高雄出口加工區（以下簡稱為加工區）國小學歷的工人起薪若以2019年的幣值計算，等於新臺幣3,347元。因此，從日治中後期的1932年到戰後初期的1967年，小學畢業生的薪水增加為3.4倍；平均年增率為3.56%。單由成長率來看，表現也不差。
不過，以上的是以蔡女士與我父親只是兩個個別的樣本，不一定能反映社會平均的狀況。在進一步說明台灣的長期經濟發展之前，且讓我再多講一點我父親的故事。
1920年底，彌陀庄的人口是581人，男生305人，女生276人，是一個貧窮的小鎮。到了1930年代中期，人口有所增加，但經濟狀況之改變應該不大。圖1.2中的兩張照片是1953年前後所拍的，雖然地點不是彌陀鄉，但大約能反映我父親小時候的生活狀況。
右邊這一張照片是農家住屋，外觀與我父親在彌陀的老家類似，破舊程度也類似。左邊小孩子吃飯的景象，與我自己小時候模糊的印象相符。從1930年代中期到1950年代初期，農村的經濟情況應該沒有太大的變化。
長期待在彌陀，我父親看不出有何出路。他的哥哥（我三伯父）在早兩年就到屏東一家布店當夥計，鼓勵我父親也到屏東去。16歲那一年（1939年）的夏天，我父親身上帶著全部的存款37圓，騎腳踏車前往屏東，與三伯父會合。
為什麼要騎腳踏車？從彌陀到屏東，可以先到岡山車站，再搭火車前往。不過，岡山到屏東的火車票價是0.72圓。搭火車要用掉全部財產的2%，顯然騎腳踏車才是正確的選擇。出發之前，我父親向雜貨店老闆要了一個木箱，綁在車上。木箱裡面裝了簡單衣物，鍋子，及兩副碗筷。一副碗筷是自己用，另一副給我三伯父。
為何要幫三伯父帶碗筷？三伯父當時在一家布店當夥計，三餐在店老闆家吃，並沒有自己的碗筷，因此，我父親特地為三伯父帶一副碗筷過來。事隔80年之後，這個裝家當的木箱竟然還在（圖1.3），上面印有“made in japan”（日本製造）三個英文字。顯然，木箱內的物品原先是日本製造的，運到彌陀出售之後，木箱被我父親載到屏東。
我父親從彌陀出發，邊騎邊問，終於抵達屏東，與三伯父會合。兄弟兩人在屏東車站右前方的市場裡，頂下一個9尺（3公尺）平方的格子攤位，賣衣服為生。這個格子攤位的權利金是100圓，我父親隨身帶到屏東的錢不夠，所幸，早兩年到屏東的三伯父，已存了一些錢。兩人的錢湊在一起，足以支付100圓的權利金。
我父親與三伯父所頂下的格子攤位，上有一個簡單的木架，放著販售的衣服與布料。以今天來看，木架就是一個簡單的，只有4隻腳的廉價書桌或餐桌。兄弟兩人白天賣衣服，晚上就睡在木架子底下。但是，木頭架子底下還要放布料存貨，米甕與炊具，兩人同時睡在底下有一點擠。有時候我父親會借用對面的賣菜攤販架子底下的空間睡覺。屏東天氣炎熱，但冬天晚上仍有寒意。有時候半夜太冷凍醒，只能做體操取暖。
大約到了1943年，台灣總督府管制經濟活動，布攤不能再營業。幸運的是，我父親申請進入屏東市民防隊，擔任文書工作。我父親雖然小學一年級之後就輟學，但他到屏東之後，賣布之餘會去上日本政府提供的補習教育，也上漢人開設的私塾，幾年之後，他已能勝任文書的工作。民防隊的月薪是40.8圓，遠高於他原先在彌陀的3圓月薪。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經濟管制瓦解，兄弟兩人回到市場裡的格子攤位，重操舊業。戰後初期，許多在台日人的生活無以為繼，只好把家中用品拿出來賣。我父親每天早上大約9點出門收購日本人的衣物，11點回到格子攤位上出售，大約下午1點就全部賣光。中飯之後，我父親又外出收購舊衣服。兄弟兩人異常忙碌，但省吃儉用。到了1948年，兩人終於有能力買下一間日本人被遣返後留下的房子，台灣人習慣稱之為「日本宿舍」。
我父親與三伯父合買的日本宿舍，價值1億元。1948年的屏東，為何有如此昂貴的房子？事實上，1億元是舊臺幣。日本戰敗投降後，台灣出現惡性物價膨脹，我父親買房子之後不久，1949年6月15日省政府實施貨幣改革，發行新臺幣以取代舊臺幣，兌換率是舊臺幣4萬元換新臺幣1元。因此，我父親買的房子價值是新臺幣2,500元，以當時的經濟狀況來說，不是一筆小錢。後面的第17章會講惡性物價膨脹的故事。
從1939年身上帶著37圓離開彌陀老家，9年之後兄弟兩人能夠合力買下一間房子，可以說我父親在16歲離開彌陀，是他一生的轉捩點。我父親的故事是一個白手起家的故事，同時也是一個人力移動的故事。為了謀生，低所得地區的人會移往高所得地區。1930年代晚期，屏東的所得高於彌陀，因此，我父親到屏東謀生。
同樣的，本章前面所提到蔡宮慧女士，她的老家在屏東內埔，但畢業後到高雄加工出口區上班。很多人可能不願意離鄉背井，但這是提升所得的機會。1970年代初期，許多南部的人往北部移動，道理也相同。台灣目前有數十萬來自印尼，馬來西亞，與泰國的移工，也是同樣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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