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的代價：貨幣、民主與凱因斯的一生(WT02018)
The Price of Peace: Money, Democracy, and the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

類別： 行銷‧趨勢‧理財>經濟貿易
叢書系列：春山出版
作者：查克里．卡特
       Zachary D. Carter
譯者：賴盈滿
出版社：春山出版
出版日期：2022年11月18日
定價：800 元
售價：632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624頁
ISBN：9786267236024

【內文摘錄】

▼  內文摘錄

引言

一九二二年春天，約翰．梅納德．凱因斯陷入熱戀。這可把他嚇壞了。

打從中學進寄宿學校開始，梅納德（朋友都這樣叫他）愛上的就幾乎全是男人，怎料到了三十八歲竟然會迷上一位年紀小他快一輪的女人，俄羅斯芭蕾舞伶莉迪亞．洛普科娃（Lydia Lopokova）。「我整個陷進去了，好可怕，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說，」他在寫給作家朋友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的信裡說道。

對倫敦布倫斯伯里藝文圈那群梅納德的密友來說，這事簡直不可理喻。「我們還能怎麼辦？禱告嗎？」斯特雷奇心想：「感覺天都要塌了。」而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想到梅納德如此「任人擺布」就毛骨悚然。意亂情迷對他來說應該早已是過去式了。這傢伙兩年前才信誓旦旦告訴斯特雷奇，他「這把年紀」不再會「陷太深……頂多到腰部，不會整個人陷進去」；寧可不動真情，有一搭沒一搭也無所謂，就像他和心理學家史普勞特（Sebastian Sprott）那樣。誰曉得他們倆關係還沒斷，梅納德就徹底迷上了莉迪亞。

愛上女人，而且還死心塌地，這還不夠意外。梅納德可是見過世面的人，備受景仰的經濟學家，前英國財政官員，不僅聲譽崇隆，頭腦還特別清醒。時常拜讀他報上文章的榮銜貴族和倫敦金融區大銀行家得知他的戀愛消息，聽聞他（用某伯爵的話來說）迷上一個「賣唱的」，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就連維吉尼亞的中產階級藝術家姊姊凡妮莎（Vanessa Bell）也看莉迪亞不順眼，嫌惡對方竟然和女僕們像同階級的人一樣談天說笑。

但莉迪亞讓梅納德神魂顛倒。她的頭腦就和肢體一樣敏捷。他每晚都去欣賞俄羅斯芭蕾舞團演出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看她飾演紫丁香仙子。他到後臺找她，與她共進午餐，整夜聽她說笑直到凌晨，還在他住處的廣場邊替她租了間公寓，而這一切都發生在短短幾週之內。對梅納德來說，莉迪亞不是舞者，而是藝術家，講的是從聖彼得堡、巴黎、倫敦到紐約共通的高雅文化語言。儘管按計劃他即將陪同某位閣員造訪印度，可以趁機冷靜冷靜，卻發現自己怎麼也捨不得走，於是便取消旅行，雇了輛車帶莉迪亞遍遊倫敦。「這下嚴重了，」他老實對凡妮莎說：「她在我眼中樣樣完美。」

完美，但天差地遠。莉迪亞從小和四個手足擠在聖彼得堡一間小公寓裡，直到參加皇家舞蹈學校徵選才擺脫了貧窮；梅納德則是出身劍橋的學者家庭，從小衣食無憂，長大後更因為效力英國政府期間的貢獻而舉世聞名。「我們有什麼相似之處？」莉迪亞曾經問道：「完全沒有！正是因為太不同了，所以互相吸引。」對梅納德而言，這位迷人的俄羅斯芭蕾舞伶不僅是天資聰穎、能言善道的藝術家，更是他八年前因為大戰爆發而失去的理想的化身。

布倫斯伯里向來有如藝術家與知識人的孤島天堂，然而梅納德卻是在這裡接觸到了倫敦以外，一個橫越海洋、更廣大也更活躍的世界。大戰前，凡妮莎曾經去蒙帕納斯造訪畢卡索的工作室，梅納德的朋友兼情人格蘭特（Duncan Grant）在巴黎和葛楚．史坦（Gertrude Stein）同住，而他本人除了和奧地利哲學家維根斯坦交好，布倫斯伯里的藝文活動、庭園派對和晚宴辯論也讓他浸淫於各種超越語言與國籍的文化運動之中，諸如法國後印象派、德國浪漫主義，以及俄羅斯和平主義者托爾斯泰的小說。在布倫斯伯里好友的帶領下，凱因斯成了國際進步派知識分子大家族的一員，深信他們正藉由愛與美的力量，打破人與人守舊粗野的藩籬。

然而，大戰粉碎了這種集體幻覺；戰後的分崩離析更是讓梅納德感覺自己美好的青年歲月不過是英國有閒階級踩在殖民霸權巔峰上的小鼻子消遣。就這樣多年過去，如今莉迪亞再次讓梅納德感到了希望，並且不是他向來抱有的那種抽象的機率式樂觀主義，而是強大到近乎神聖的盼望，他年少時經歷過的夢想有可能再度實現。就算歐洲國家領導人有再多深仇血恨，莉迪亞和梅納德的反差之戀就是證明，這世界充滿了美好的潛能。在醜惡虛矯的金錢政治帝國之下，有一個更深刻強大的理念國度，等著團結不同國家和語言的人們。

約翰．梅納德．凱因斯一生充滿了轉折。放眼二十世紀，幾乎沒有人像他一樣，能在近六十三年的人生中經常翻新自己。然而，他和莉迪亞．洛普科娃的意外戀情，正是讓他成為觀念史上一股巨大力量的關鍵節點。一九二二年的四到五月，當凱因斯總算暫時放下洛普科娃，著手一項新計畫，誰也沒有料到這個和他的新戀情一樣令人跌破眼鏡的轉折，將會使他一舉成為那個時代最重要的經濟思想家。

那年春天，凱因斯去了義大利熱那亞。他原本不是想去那裡寫出人生第一本經濟理論巨著，而是打算以記者身分再起，重新成為歐洲政治掮客的顧問。這是一場迫於無奈的生涯賭注，因為不到三年前，凱因斯才因為出版《和約的經濟後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對戰後簽訂的凡爾賽和約發出致命一擊，而被英國政府和國會掃地出門。他在書裡揭露了祖國政府於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使出的祕密手段，並預測和約中的財政條款將會導致歐洲經濟崩潰，捲入極權與戰爭。

出乎凱因斯和出版社意料，這本嚴厲之作竟然風行全球，讓凱因斯瞬間躋身歐洲貴族與美國影星這樣的名流之列。隨後三年，他的名聲更是水漲船高，只因為他的預測開始愈來愈像預言：英國失業率飆升引發罷工，義大利動亂四起，德國接連發生政治暗殺。因此，從維也納到紐約的報社都賭他這回在熱那亞也能複製之前的成功。

這是一戰過後最重要的財政會議，也是凡爾賽和約以後，戰勝方同盟國和落敗方德國的首度晤面，各國領袖、央行首長與財政官員都齊聚在熱那亞。這是歐洲規模最大的外交盛事，連當時還算異類的俄羅斯社會主義新政府都派代表參加。紐約、曼徹斯特和維也納的報社提供凱因斯驚人的六百七十五英鎊（相當於今日的四萬五千多美元）薪酬，請他報導這場會議，預計歐美兩地的讀者將達數百萬人。這幾家報社不只看中凱因斯的記者天分，更希望他能像撰寫那本轟動小書那樣，將報導寫得精采嗆辣。

凱因斯對自己的能力不如報社有信心。他還是通俗寫作的新手，很擔心《和約的經濟後果》爆紅只是僥倖。年輕時他信手拈來就是一篇學術文章，時至中年卻不知如何將複雜的觀念翻譯成一般人確實能懂的內容。對向來以聰明著稱的人來說，這樣的經驗真是既挫折又難堪。「報導真是累人，完全沒力氣講些更緊要的事，」他曾在信裡這樣對洛普科娃說，而巨額薪酬更是加深了他的焦慮。儘管豐厚得令人難以拒絕，卻也讓報社期望高得不可思議；要是搞砸了，恐怕一輩子再也無法翻身。

不過，當凱因斯踏進熱那亞的權力走廊，新有的戀情卻為他增添了不少自信。梅納德和洛普科娃每天通信，字裡行間充滿肉慾與知性的熱情。洛普科娃不僅善用隱喻，還因為不諳英語而使得文字別有一番風情。「我的嘴和心都與你融在一起，」她這樣寫道，並形容凱因斯的會議報導「宛如清楚精巧的房子」。儘管她「很氣財經專家竟然不想穩定」全球主要貨幣，卻深信愛人的犀利分析將喚醒他們。「你今天談賠償問題的報導很有力量，與會專家讀了一定會做出正確的決定。」

最重要的是，她的信提醒了凱因斯，讓他牢牢記得熱那亞之行的目的。這不僅是金融專家齊聚一堂爭辯本金與利息的會議，更是歐洲自我拯救，免於墮入極權未來的最佳時機與最後希望。而凱因斯則想趁此機會向世人證明，他和洛普科娃聯手打造的這個充滿藝術、美與跨文化理解的小小世界，也可以在經濟外交的場域實現。

憑藉廣大讀者為後盾，凱因斯發現自己再次獲得權力人士賞識。他認真提理念，發表意義重大的構想，英國代表團甚至一度考慮採納他的建議，徹底改造國際貨幣體系，以改善戰後因通膨、通縮與貶值政策而始終不斷的金融動盪。

然而，會議並不順利。「歐洲使節們背地裡還是在玩那套老把戲，黑招不斷，」他在《曼徹斯特衛報》（The Manchester Guardian）專欄裡警告：「各種私下結盟……過去千年來不時踐踏歐洲的老舊政治思想仍未死絕，如果放任不管，很可能再讓歐洲淪落回一九一四年的一觸即發。」

英國使節毫不掩飾心裡對德國代表的輕蔑。一名外交官戲稱德國威瑪政府外相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是「猶太禿頭變態」，而蘇聯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Georgy Chicherin）也被稱作「變態一個」，因為對方是同性戀。「更別說除了他和克拉辛（Leonid Krasin）之外……〔俄國代表團成員〕全是死猶太」。

這些惡意阻礙了與會者對戰後出現天文債務的討論。對凱因斯而言，戰債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隨時可能爆開的政治野火。他認為歐洲經濟飽受戰火摧殘，承受不起巨額債款，而債權屬於外國銀行和政府，更是激起了舊有的對立，引發國與國的人民互相仇視。還債給海外就代表國內沒有錢進行重建或公共救助，所有人都明白這點。民族主義的反彈已經啟動，埋下新的戰爭種子。在凱因斯看來，會議應該跳脫債務，至少也該設計新的合作架構，共同消弭戰債問題。「就算某些國家罪無可逭，我也不同意歐洲繼續血債血還，」會議召開一年前，他這樣對朋友寫道。

但對英法來說，戰債既是負荷也是收入來源。兩國都向美國借了大筆款項，卻也在大戰初期借給俄國沙皇政權驚人巨資，沒想到列寧的布爾什維克政府拒絕償還，因此當各國政要齊聚熱那亞，英法兩國立即要求蘇維埃必須先承認沙皇簽署的借據有效，才能參與會談。布爾什維克黨人對國內經濟或許能為所欲為，但講到國際外交，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規矩還是得乖乖遵守。不論革命與否，債都得還。

凱因斯氣壞了。俄羅斯正逢饑荒，最終奪走了五百萬條人命，堅稱他們交得出數十億美元給英法兩國不只是人道犯罪，更是金融妄想。不論協定是否化為白紙黑字，俄國都付不出錢來。「我們自以為是大祭司，而不是討債人，」凱因斯描寫道：「我們在熱那亞像是舉行宗教儀式……而非處理無止盡的債務陷阱，〔這場會議〕只是讓問題更加棘手。」

會議最後變成了支持與反對社會主義的表決，而凱因斯認為這根本搞錯了方向。社會主義應該是懷抱善意的眾人要共同解決的現實問題，是啟蒙自由主義的家務事；那些為了國族榮耀摒棄國際和諧的人，還有歐洲各地竄起的極端民族主義暴動，那才是真正的威脅。「許多人以為不久後會是布爾什維克政權與十九世紀中產階級國家的對抗，」凱因斯在熱那亞寫道：「我不認為。真正對立的是世界觀……一邊是自由主義或激進主義，認為政府和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和平、經濟富裕，以及自由貿易與自由往來；另一邊是軍國主義，是權謀外交，總是從權力、特權、國家或個人榮耀出發，試圖強加某種文化、種族偏見或遺傳思想。」

凱因斯告訴讀者，軍國主義一旦獲勝，「遲早會引發經濟瘟疫，最終導致某種震顫性譫妄般的革命。」自由主義面臨的巨大威脅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軍事宰制。「軍人和外交官，他們才是陰魂不散的敵人。」

凱因斯低估了蘇維埃政府偏執殘暴的潛力，但他對右派亟欲發起革命的警告倒是一語中的。在他慷慨陳詞六個月後，墨索里尼的黑衫軍殺進了羅馬；九個月後，法國入侵魯爾區；十九個月後，希特勒在慕尼黑發動了啤酒廳政變。但在會議當時，凱因斯的忠告卻無人理睬。儘管他再次獲得權力菁英的青睞，這些人卻沒準備好接受他的提議。

會議終了，各國使節拎起行囊打道回府，但凱因斯的工作並未結束。回到倫敦和洛普科娃重聚之後，他挑選熱那亞報導中自己喜歡的部分，花了幾星期修改，並加上大量的補充材料。完工後，原本只是斗膽一試的通俗報導已經蛻變為他的第一本經濟理論大作，於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以《貨幣改革論》（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為名出版。這本書就如同其前作，書名看似艱澀，內容卻充滿驚人的構想。凱因斯在書裡告訴讀者，不僅國際債務契約的神聖性應該廢除，就連作為國際自由貿易往來基礎的全球金融體系也該取消。金本位長年作為經濟健全的指標，如今卻成了和平富裕的障礙，不符合「時代精神與需求」的「原始遺跡」。凱因斯就這樣逐一攻擊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的神聖信條，世界即將徹底翻轉。

如今提到凱因斯，眾人只記得他是經濟學家，因為他的構想正是藉由經濟領域發揮了最大影響。大學生在課堂上學到他主張經濟衰退時政府應該擁抱赤字，在私部門沒有能力花錢時大舉支出。但他的經濟構想永遠是為了更遠大的社會理想而服務。凱因斯是戰爭與和平的哲學家，最後一位致力將政治理論、經濟學與倫理學統合起來的啟蒙知識分子。他的主要目標從來不是賦稅或政府支出，而是他所謂「文明」的存續，一個能讓英國財政官員和俄國芭蕾舞伶相遇相知的國際文化環境。熱那亞會議十年後，全球陷入大蕭條，一名記者請教凱因斯，這世界是否經歷過相同事件。凱因斯一本正經回答：「有，黑暗時代，持續了整整四百年。」

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凱因斯首次目睹黑暗來襲。他給這個對手取了不少名稱。二戰之前是「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之後則是「土匪政權」（brigand powers），甚至是「人類之敵」。不論任何構想或策略，只要能保護他的藝文同伴與品味生活不受集權主義侵犯，凱因斯都樂於嘗試。從自由貿易到高額關稅，他前前後後擁抱過不少可能的對策。凱因斯最著名的作品《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不僅打算為政府推行公共工程提供理論基礎，也是他對抗軍國主義的十字軍。他希望這本書能成為制定反帝國主義政策的百寶箱。「當一個國家單憑國內政策就能完全就業，」他在書中結論部分寫道：「就毋須精心計算經濟力量，設定利率來對抗鄰國。」

對一九三○年代劍橋大學凱因斯的學生而言，他們後來有許多人將恩師的構想施行於世界各地，這本書是一套完整的生命哲學。其中一位學生班蘇杉巴特（David Bensusan-Butt）這樣形容：「對我們來說，《通論》不是經濟理論，而是一份理性與歡悅宣言，是一個懂得享受的智識天才用文字躍然紙上。在所有見過凱因斯的人心中，他始終是那樣一個人。書裡給了我們理性基礎與道德訴求，讓我們對當代人的心智健康與清明保持信心。」

在法西斯崛起的一九三○年代，要堅持這樣的想法並不容易。而在現今這個時代，要維繫這種理念同樣困難重重，因為新一波威權極端主義正在歐洲、美國、拉丁美洲、中東與亞洲蔓延。但對想用文字與說服解決世界問題的人來說，這是基本信念，也是實踐民主的根本原則。二十一世紀初，民主國家再度受到攻擊，沒有一位二十世紀知識分子的思想比凱因斯的思想還要與我們息息相關，更值得我們回顧其思想的勝利、挫敗與脆弱。

凱因斯身上充滿各種矛盾。他是官僚菁英，卻娶了舞伶為妻；是同性戀，最愛的人卻是女性；是大英帝國的忠僕，卻反對帝國主義。是和平分子，卻幫忙替兩次世界大戰尋找財源；是國際主義者，卻為現代民族國家提供了知識根基；是經濟學家，卻挑戰了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但在看似矛盾的表面下，他對人類自由與政治救贖的追求始終如一。直到死前，凱因斯都未能將自己的構想系統化，譜成一以貫之的哲學主張。就連雄心萬丈的《通論》也只是其遠大計畫的一部分。而本書便試圖從他留給世人的散文、小冊、信件和著作裡拼湊出計畫的全貌，證明他的計畫對我們這個時代仍然具有振聾發聵的力量。

除此之外，本書還將描繪凱因斯主義的發展歷程，追溯它如何橫越大西洋，幾經轉形成為極具美國風格的政治觀。這個過程同樣充滿反諷。凱因斯從來沒有喜歡過美國，天氣老是太熱，鄉下的鳥也不夠多。他也沒有喜歡過美國人，覺得他們太自以為是，又太敏感。但少了美國對他理念的政治支持，凱因斯和他的作品只會是學術界新奇的小發明而已。

凱因斯最終和洛普科娃結了婚。然而和他倆的婚姻不同，凱因斯與美國的結合始終波折艱辛。儘管這個新起的霸權參考《通論》以打造美國中心的全球新秩序，卻對凱因斯計畫裡的反帝國面向沒什麼興趣。比起大西洋對岸的同行，美國的大經濟學家更急於主張自己的研究無關政治，只是一門專業的數理科學，和凱因斯尊敬的啟蒙哲學家的省思毫無牽連。即便是哲學性格最強的追隨者，如高伯瑞（John Kenneth Galbraith），當他們嘗試實踐構想，運用凱因斯學說來對抗美利堅帝國本身，也都察覺自己深受這個霸權的政治視野所局限。

因此，凱因斯主義的歷史也是美國權力（包括其許諾與濫用）的學理建構史。凱因斯主義的發展可以說完全超出他本人所能夠意料。這是一部數字與算式的歷史，也是一部芭蕾舞伶和動物本能的歷史。在這部歷史中，大學教科書之爭就和派軍出兵、選舉結果與股市崩盤一樣重要。
一九三四年春，維吉尼亞．吳爾芙以這位好友為對象，寫了三頁情真意摯的「假想傳記」，並於開頭草草寫下了至少二十五個主題：「政治、藝術、舞蹈、書信、經濟、青春、未來、腺體、族譜、亞特蘭提斯、道德、宗教、劍橋、伊頓、戲劇、社會、真理、豬、薩塞克斯、英國史、美國、樂觀、口吃、舊書、休謨。」如同傳記所影射的主角，吳爾芙的描述也從東薩塞克斯的農莊開始，一路講到國王學院、劍橋、柯芬園歌劇院和一間罕見的書店，最後來到深情款款的致敬：「他聽見街上有人高聲講著最新消息。他聳聳肩，繼續盯著面前的綠色板子。板子上釘著紙片，紙上寫有符號：一群x被一群y控制，又被意思更隱晦的符號包圍。他相信，百分之百確定，這些紙片只要擺好就會形成一個單字，簡單、充分且完整，一切問題都能徹底解決。該動手了。於是他開始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