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過了：從人類服裝史發掘全球製衣體系背後的祕辛(VL00117)
Worn: A People's History of Clothing

類別： 歷史‧傳記>HISTORY
叢書系列：HISTORY
作者：索菲．譚豪瑟
       Sofi Thanhauser
譯者：林士棻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3年09月29日
定價：650 元
售價：514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480頁
ISBN：9786263743250

【序｜內文摘錄】

▼  內文摘錄

第一章    新罕布夏最後一件亞麻衫

    二○一二年，我和我媽從麻州的伍茲霍爾（Woods Hole）開車出發，途經秋河市（Fall River）及新貝福市（New Bedford）這兩處早已落魄不堪的紡織重鎮，前往羅德島州的波塔基特（Pawtucket），參觀設於西爾瓦納斯布朗之家（Sylvanus Brown House）的博物館特展。西爾瓦納斯布朗之家是棟建於十八世紀中期新英格蘭地區的民宅，修復後成為歷史景點，旨在讓遊客認識美國早期的常民生活樣貌。我們此行目的是要去看現場展出的新英格蘭殖民時期紡織工具，了解先民在工廠生產時代來臨前是如何織布的。
    顧名思義，亞麻布是用亞麻製成的布料。亞麻是種細長的植物，可以長到二至三呎高，開淡藍色小花。它的正式學名為Linum usitatissimum，又稱亞麻籽（linseed）或亞麻（flax），莖的外皮堅韌，內有柔細如絲的纖維。這些纖維看似脆弱易斷，但經過絞捻、集結成股後會變得強韌無比，能藉此接合成更長的繩索或麻線，這些線就是製作亞麻布的原料。
    亞麻在田裡種得愈稠密，莖就愈細，連帶做出來的麻線也愈纖細。新英格蘭居民習慣在每年三月底或四月初種植亞麻。約翰．威利（John Wily）在《論綿羊繁殖、毛線製作及亞麻的栽植與製作》中寫道：「亞麻應該（像小麥或燕麥等）隨意撒種，但要密集一些……一英畝的土地得種上一個半蒲式耳的亞麻才足以製作麻布或紗線。」到了七月葉子變黃後，亞麻就能採收並曬乾。接著，將乾燥的亞麻用粗麻梳刷去種籽，浸在溪水或置於有露水的溼田裡，利用水分來軟化表皮的細胞組織，使其腐爛以便抽取纖維。威利寫道：「沒有任何人能明確說出要在溪水或田裡浸上幾天才能將亞麻泡爛。」他要農民自己決定。將浸至軟爛的亞麻順著莖桿碾壓，破壞表面韌皮，露出所謂的絲束或麻纖，然後進行打麻——用木刀敲打並刮除表皮，讓絲束掉到地上。最後以針梳拉整，汰除短細的纖維，梳理好的麻纖就能拿來紡線、織成布料。
    西爾瓦納斯布朗之家的導覽員身穿十八世紀的古裝，一襲長裙，披著披肩，頭上戴著圓帽。她是個身材魁梧的女性，操著濃重的羅德島口音。她為我們介紹捶麻機，外型就像一架大型的木製裁紙機，並拿出一把乾亞麻親自示範：將亞麻置於中間，以一英吋左右為間隔，一邊往前送，一邊上下擺動木片，將表皮壓碎。她還向我們展示了鐵釘做的粗麻梳及梳毛刷，毛刷上綁著成排的起絨草，也就是川續斷屬開花植物的刺果，非常適合拿來梳整大量纖維，將之拉成平直的細線。
    到了樓上，導覽員帶我們去看織布機，偌大的機器佔據整個房間。行程最後一站是參觀紡車以及旁邊木地板上的溝狀凹痕，那是紡線婦女長期來回走動所踩出的足跡，這種特殊的大型紡車稱為「走紡車」（walking wheel），必須邊操作邊走動，將纏在紡錘上的纖維拉長，同時轉動紡車將之絞捻成線。導覽員說紡車三不五時就得挪動位置，以免在木板上留下太深的凹痕。我跟我媽面面相覷，眼睛睜得老大。緊接著，她以新英格蘭人特有的直白坦率，毫不客套、不帶一絲歉疚地宣佈她的值班時間結束了。
我反覆思索「我的值班時間結束了」這句話苦樂參半的深意。一來對新英格蘭時代的農婦而言，紡織是永無止盡的工作，這一點從手紡車旁塌陷的凹槽就足以證明。二來，她所紡的線及所織的布——實際上包括家中所有衣物的原料——通通來自屋舍周遭的那幾畝地。美國自然作家、生態保育人士，同時也是農人的溫德爾．貝瑞（Wendell Berry）說過：「吃是一種農業行為。」穿衣亦然。布朗太太知道家裡吃的飯菜產自何處、製布原料是哪裡採收的。這是一項由來已久的傳統。工業革命前新英格蘭農村就在使用的這種亞麻製作技術，在人類歷史上已經延續了數千年之久。而在這片無人知曉、看似不存在的新英格蘭土地上，這項技術正逐漸被人淡忘，靜靜地度過它的遲暮之年。
    人類大約在四百萬年前開始直立行走，並發展出現代手腳的特徵；口語及文字則分別在十五萬至十萬年前、三千五百年前形成。洛杉磯西方學院（Occidental College）語言學及考古學系榮譽教授伊莉莎白．韋蘭．巴伯（Elizabeth Wayland Barber）專門以語言及人類學的角度來研究古代織品，她表示繩子是在人類學會說話很久之後、學會書寫之前才出現 。
    人類最早的衣服很可能是動物毛皮製成的。研究人員透過蝨子的DNA確定，人類很可能在十七萬年前就懂得用獸皮遮身蔽體。接著，在文字發明之前這段荒廢的悠長時光中，人類在某個關鍵時刻學會了用植物纖維來製作織品。由於布料在考古遺址鮮少被保存下來，我們很難斷定其最早的用途。二○○九年，一支由喬治亞、以色列及美國組成的跨國考古小隊在喬治亞共和國境內高加索山脈山麓的祖祖瓦那洞穴（Dzudzuana Cave）發現上千根亞麻纖維。這些微細纖維是在古老岩層裡找到的，經放射性碳定年法鑑定，該岩層年代可上溯至三萬六千年前。當中有少數纖維 呈現黑、灰、粉紅、土耳其藍等顏色，研究團隊認為是染色的結果。這些細碎的纖維粉末就是現今人類使用亞麻最早的證據。
    布是由數百條經緯線交錯或以無數個結編織而成。在人類懂得織布之前，他們必須先學會編繩製線。製作繩子的歷史始於舊石器時代晚期，這時人類開始從非洲往外遷徙，足跡遍及地球上每個宜居的生態棲位（econiche）。據巴伯表示，這兩項發展有著密切的關聯：繩子的出現帶動人類居住場域的快速擴張。有了繩子，人類得以編製網罟、陷阱、繫繩、拴繩、釣線，並把物體綁在一起做成複雜的工具，創造出捕獵和採集食物的新方法。
    在某些最早描繪人類穿著植物纖維（而非獸皮或動物肌腱）製成的衣物雕像中，可以看出他們穿的不是布，而是繩子。這些用獸骨及石頭雕成的女性形體，也就是所謂的史前「維納斯雕像」，出土於今日俄羅斯及東歐一帶，即考古學家口中格拉維特文化（Gravettian culture）的東緣。這些雕像大多為裸體女性，但其中有部份——最早可追溯至西元前二萬年——穿著用歪曲粗線製成的裙子，明顯有別於動物性的筋繩，因為製作者仔細刻劃出繩線末端磨損的痕跡。這些裙子的儀式意義大於實用目的，用意是象徵並提高生育力，同時作為女性在懷孕期間的護身符。加加里諾的維納斯（Venus of Gagarino）就是一例，它僅在正面的恥骨到胸部間披掛著一件繩裙，私處及雙乳則毫無遮蔽。
    接下來的兩萬年內，這一帶始終存在著身穿繩裙的女性雕像。考古紀錄顯示，大約從西元前一千三百年開始有真正完整或局部的繩裙遺物被保存下來。最早發現的植物纖維繩索實體證據的年代更加久遠，可追溯至西元前一萬五千年，來自法國南部的拉斯科洞窟（Lascaux caves）。當時有位修道院長在臨摹洞穴內的遠古壁畫時，偶然「拾起一塊密實的黏土塊」，掰開後發現裡面竟然有「某種碳化的絲帶印痕，土塊有多長，這些曲折歪斜的線段就有多長。」考古紀錄中年份最早的繩子成份都是植物纖維，比如亞麻、大麻、黃麻、苧麻、絲蘭、榆、椴、柳等等。
    考古史上第一塊完整無缺的布料跟上述在喬治亞祖祖瓦納洞穴發現的微細殘留物一樣，成份也是亞麻。一九八八年，考古學家在土耳其查耀努（Cayonu）遺址挖掘時，發現一小塊亞麻布包覆在某個鹿角材質的工具手柄上，由於它與骨頭中的鈣接觸，因而奇蹟似地保存至今。經過放射性碳測定，這塊布的年份可上溯至西元前七千年。當地植物種子的分析結果顯示，該片布料的亞麻與喬治亞洞穴布料纖維使用的野生亞麻不同，是經過馴化的品種。世界上最早的農民是在中東底格里斯河上游種植小麥及大麥的居民，他們也馴化了亞麻，跟糧食作物一樣種來當作製衣的原料。
    巴伯認為，直到青銅器時代（於西元前三千年始於近東）之前，織品生產在幾乎所有人類社會中都是女性的工作。很大一部份的原因在於紡織這項活動不會妨礙育兒，也不像狩獵那麼危險，可以將小孩安全地帶在身邊。到了西元前一千二百年左右的青銅器時代晚期，貿易及專業分工日益興盛，男性也開始從事織造，但不是自家使用，而是為了謀利（若受人奴役，就是替主人賺錢）。大約在西元前一千五百年，古埃及的男性開始織造有圖案的裝飾性布匹，為此他們使用直立式的織布機——也就是現在的掛毯梭織機——來生產昂貴的圖紋織品，定出適當的排列方向，避免歪斜。當時埃及地區的女性用水平式織機製作素亞麻布的歷史已長達三千年之久。
    或許就是因為這種與女性根深柢固的關係，織品在考古上往往不如其他種類的古文物受重視。此外織品腐爛分解的速度也相當快。然而實際上，若有幸保存下來，反而是這種低人一等的地位讓它們受到冷落，面臨在歷史上徹底「被消失」的危機，但若稍加注意，是可以輕易避免的。這幾乎就是考古史上年代最久遠的亞麻衫的命運寫照。這件衣服是在埃及塔爾汗（Tarkhan）的第一王朝陵墓出土的，年代在西元前三千年左右。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間，英國考古學家威廉．馬修．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Sir William Matthew Flinders Petrie）在該遺址探掘時挖出許多亞麻布料，這件衣服也是其中之一。他將它與發現的文物放在一起。這件塔爾汗服後來被收藏在倫敦大學學院，裝在貼著「喪葬用布」的儲存容器內，無人聞問，任其崩壞。直到一九七七年，兩位女研究員將它挖了出來，才發現大有學問：那是一件精心製作的襯衣，有著繁複的褶皺設計，讓手臂可以舒適地移動伸展，同時貼合身形，展現輪廓。
    栽種亞麻來製作布料是歐洲最古老的人類活動之一，尤其是在德國萊因河西岸的萊茵地區（Rhineland） 。考古學家在瑞士伯恩西部侏羅山脈（Jura Mountains）諾沙泰爾湖（Lake Neuchatel）沿岸的新石器時代農業聚落中發現亞麻織品，其製作手法相當精良：這些住在瑞士湖濱的石器時代紡織者將果核穿洞，仔細縫在織著條紋的織物上。這種編織文化沿著萊因河一路傳到低地地區。
    古羅馬作家普林尼（Pliny）在西元一世紀觀察到，日耳曼婦女都會織造亞麻布並做成衣服穿。到了九世紀，歐洲有許多地方種植亞麻，但從今日瑞士西部一路延伸到萊因河出海口的走廊地帶是最古老的大規模商業亞麻及亞麻布生產地。中世紀晚期，日耳曼地區生產的布料幾乎銷遍整個歐洲，產量在全世界無人能敵。
    但就在這時候，亞麻織工成了社會上某種奇怪偏見的受害者。中世紀德語有句話是這麼暗諷的：「寧願去剝皮也不要當織布工。」另一項聽了讓人毛骨悚然的流行語則說，紡織工比那些「把梯子抬到絞刑架上的人」更可惡。歷史學家認為，織工之所以被惡意中傷，是因為他們在當時雖已專業化並組成行會，但仍無法阻止自製的亞麻布品進入市場。行會組織在十二至十五世紀之間大量興起，遍及歐洲各地，但許多製造用來交易的物品——比方說紡織品及肥皂——直到十九世紀為止也都能在家自行生產。行會針對入會資格、培訓方式、製造品項及商品交易的方式等制定繁雜的規則，目的主要是為了將專業生產與家庭自製區分開來。亞麻織造這項工作遲遲未與家庭脫鉤，人人皆可自行生產——也是一般行會常見的包袱——更是使該行會蒙上污點。
    十七世紀，各行會面臨原始資本生產模式帶來的全新壓力。為了找尋更便宜的布料銷往外國市場，業者到中歐農村探察門路，以現金向農戶收購商品。農村家庭從此變成外銷布料的生產中心，成為行會的主要競爭對手。這些家庭業者能夠以低於都市織匠的價格出售，是因為他們可以不受規範，盡情使喚家裡的人力；加上本身從事農業生產，就算收入不足以打平生活成本，也不致於斷炊。
    行會組織與農村生產體系之間緊張的關係最後演變成公開的敵視對立。一六二○年代，亞麻行會成員集結起來進軍農村，攻擊競爭對手，放火燒毀他們的織布機。一六二七年二月，德國齊陶（Zittau）行會的師傅襲擊奧德維茨（Oderwitz）、歐伯斯多夫（Olbersdorf）及黑維斯多夫（Herwigsdorf）等村莊，砸毀當地家庭織工的紡織機，並搶走紗線。
    長久以來，工會一直排擠家製織品，不讓它進入市場。他們在垂死掙扎時找到一項強而有力的新武器：性別。在中世紀歐洲，儘管女性在家從事織造大多以自用為主，但也有不少人過去曾是工會的專業織匠。在最初的中世紀工會中，女性可以自由加入成為職人。以中歐西利西亞（Silesia）及上勞席茨（Oberlausitz）為例，當地工會的規章就明定婦女為紡織師傅。十三世紀的巴黎有八十個不限性別、十五個以女性為主的職業工會，後者包括金線、紡紗、絲綢、製衣等。工會瞧不起家戶生產的情形一直持續到十七世紀中葉，原因就在於家庭業者不受工會規範、缺乏專業，卻相當具有競爭力。當時紡織被視為女性專屬的工作，工會成員無法與廉價的家庭織工競爭，便想方設法將女性全面逐出市場。他們設下禁令，拒絕讓單身女性獨自入會。女性的職業角色被限縮到只剩女傭、農工、紡紗工、織工、攤販、奶媽等。到了十七世紀末，就連某些傳統上女性專屬的工作，比方說釀造啤酒、接生等，也沒有她們的立足之地。
    這時期的女性在勞動市場被全面封殺，靠的不只是工會的操作，還有法律、文學及文化等各層面的手段。整個十六世紀到十七世紀，單身女性失去從事經濟活動的合法權利。在法國，她們在法律上被稱為「低能者」，無權跟人立約或代表自己在法院出庭；義大利愈來愈少見到婦女出現在法庭上為自己所受的虐待傷害發聲、加以譴責；在德國，中產階級婦女喪偶後，照慣例必須指派一名監護人來管理其日常事務。誠如專研中世紀歷史的史學家瑪莎．霍威爾（Martha Howell）所言：「這個時期的喜劇及諷刺文學……經常將市場婦女或開店的女性描繪成潑辣的悍婦，在描述時不僅對她們在市場生產中所扮演的角色多所嘲諷責難，甚至經常指控她們性侵別人。」這時期產生了許多斥責放蕩女性的文學作品，比方說莎士比亞的《馴悍記》、約翰．福特（John Ford）的《可惜她是個妓女》、約瑟夫．史威南（Joseph Swetnam）的《對淫穢、懶惰、冒失與無常之女人的指責》等。在宗教方面，新教改革者與反對改革的天主教派也在教義上確立了女性天生不如男性的論點。
    在這段被稱為歐洲理性時代的時期，社會成功將女性逐出勞動市場，將她們改頭換面，塑造成維多利亞文學中常見的甜美可人、消極被動的人格形象。遭人指控潑婦罵街的女性會被套上一種名叫「口鉗」的鐵製刑具，壓住舌頭，使她無法張嘴講話。妓女則是被抓去浸水，施以鞭刑並關進籠子裡；通姦定罪的婦女會被判處死刑。
    這種仇視女性的文化不僅是種消遣性的病態虐待，更成功塑造出一種意識形態，對經濟產生久遠的重大影響。政治哲學家席維亞．費德里奇（Silvia Federici）認為，這種對女性的全面驅逐是一項大規模的干涉，應該與圈地法案（Enclosure Acts）及帝國主義並列為促成資本主義崛起的三大暴力掠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