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島核事：反核運動、能源選擇，與一場尚未結束的告別(WT0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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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書系列：春山出版
作者：王舜薇、崔愫欣
出版社：春山出版
出版日期：2023年12月15日
定價：620 元
售價：490 元(約79折)
開本：18開／平裝／528頁
ISBN：9786267236741

【主編序｜內文摘錄】

▼  內文摘錄

【番外篇】夢想一個非核的亞洲

文字／王舜薇
　　對佐藤大介而言，支持他長年來多次往返臺灣和日本、戮力於兩地反核交流的動力，其實是一幅平凡的畫面：他帶著妻小去福隆拜訪自救會楊貴英時，阿英姐一看到小孩雙腳嚴重的皮膚病，拿出早上去福隆後山上採的新鮮草藥，蹲在店門口，花了將近兩小時搗碎、研磨、萃取，裝好一罐讓孩子塗抹。互相關切中，他們邊聊著臺日反核運動的最新進展，一起憂心、也一起樂觀面對。正是這樣超越國籍、語言隔閡的共同體意識，將運動推進一個又一個世代。
　　日本廣島縣西南邊的?（??）港，是日本海軍重鎮，也是二次大戰重要軍事樞紐，戰爭末期遭到美國猛烈空襲。二○○三年，一艘載運日立製核子反應爐的船，從?港出發；隔年，從東京橫濱港出發的另一艘船隻，載運著東芝製的反應爐，航向海洋另一端。
　　兩艘船的目的地都是臺灣東北角澳底，二十年後的現在，它們所載運的核四一號機、二號機，仍靜靜封存，未曾啟動。除了海島民眾負隅頑抗，也遭受來自家鄉的反制力。

創辦非核亞洲論壇
　　一九五七年出生的佐藤大介，成長年代正值日本左派運動興盛之時。高中時期，他在課堂上讀到韓國異議分子詩作，開啟了對獨裁政權和戰爭的思考，而後選擇在大學主修朝鮮語。一九八○年五月，韓國發生慘烈的光州事件，他在校園發起絕食運動，表達對韓國學生與工人的支持。
　　滿懷淑世理想的佐藤步出校園後，進入大阪政府旗下的法人組織工作，從事日僱派遣工的勞動諮詢、職災處理等事務。因工作關係，經常接觸核電廠臨時工，發現他們所面臨的輻射受暴風險，與薄弱的職場保障，除了協助維護勞動權益，佐藤甚至說服單位上司，停止轉介有風險的核電廠工作給工人。
　　一九八六年蘇聯車諾比核災發生，佐藤大介關注的焦點也擴及到核能電廠，除了與日本左派工會「全日本港???組合」（簡稱「全港?」）密切合作、持續關注核電廠勞動者權益，也開始與韓國反核團體接觸。這時的歐洲多國政府迫於壓力，停止新建核電廠計畫，導致核工業發展受阻，新興的亞洲經濟體，成為核電業者尋求新市場的目標。包括法商阿海?（Areva）、EDF、美商西屋等，都試圖在亞洲開疆闢土。
　　日本政府也不例外，在一九九○年召開首屆「亞洲地區核能協力國際會議」（???地域原子力協力?際?議），邀集中國、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韓國等國家參與，表面上是與各國商討發展核電的專業問題與人才訓練，實則利用宣傳素材，極力美化日本核電經驗，以利輸出核電技術。例如稱核電廠旁環境優美、在地住民獲得優良福利且大力擁抱電廠，還試圖傳授隱惡揚善的地方溝通技巧。
　　為了向亞洲各國傳達日本核電的真實情況，佐藤大介開始與韓國夥伴組織串連、籌組跨國平臺，在一九九三年創辦「非核亞洲論壇」(No Nukes Asia Forum, NNAF)，第一屆論壇在東京召開，有來自七國三十多人參與，在日本兵分七路，參訪核電廠所在社區。臺灣方面由環保聯盟派出十名代表參加，包括郭建平、廖彬良等人，報告蘭嶼反核廢與貢寮反核四的現況。往後論壇每年在各亞洲國家輪流舉辦，並定期彙整各國反核動態、發行刊物維繫各團體動能。
　　一九九五年，非核亞洲論壇首度在臺灣舉行，各國反核人士也因此組團造訪臺灣，除了核電廠所在社區外，還拜訪蘭嶼，瞭解反核廢料議題，並在臺北市發起一場遊行，抗議建設核四廠，以及對當時法國正在進行的核實驗提出批判。核電發展與核武、國家安全、國際政治角力脫不了關係，具有機密性質，加上核工業高度掌控在國家、公營單位或者少數大型財團手中，要與之對抗，必然需要國際性的倡議與結盟發聲，對於國際地位曖昧不清的臺灣而言，更是突圍的必要手段。非核亞洲論壇是支持臺灣最主要的國際反核串連網絡。截至二○二二年為止，曾六度在臺灣舉辦。

臺日核電命運共同體
　　臺、日兩國在歷史發展上的關聯，經常讓反核交流充滿巧合及諷刺，在核四機組與技術輸入扮演關鍵角色的日本，就是重要的外國盟友。蘭嶼的達悟族耆老多數在日治時期成長，能說流利日語，可跟來訪日本人溝通無礙，陪同的中日通譯反而派不上用場；一八九五年，日軍從鹽寮海濱登陸，展開在臺灣五十年的統治，百餘年後，日本製的兩個核反應爐，亦從鹽寮海濱上岸抵臺。來訪交流的日本人，在得知這樣的歷史事實後，頻頻對居民深深一鞠躬：「對不起，這是二度殖民。」
　　日本社會對於核能的討論、倡議與動員一直沒有停歇。戰後日本遭國際制裁，禁止進行原子能相關研究，一直到一九五五年，日本制訂《原子力基本法》，才確認發展核能發電方針，並在茨城縣東海村設立原子能研究所，一九六六年，第一座商用核電廠「東海發電所」在此設立運轉，此外還有約十五個核能設施陸續興建，東海村成為名符其實的「核能村」。接下來四十年間，日本總共設置了個五十四座核反應爐，地點遍布北海道、東北、本州、四國和九州，供應全國三成左右的電力。一九九七年京都議定書簽訂後，日本計劃興建六十三座核反應爐，以作為減碳的手段。
　　一九九九年，東海村的JCO核燃料再處理工廠，因為人員作業程序疏失，發生鈾燃料「臨界事故」，兩名工人遭到嚴重輻射灼傷死亡，多人受暴，是福島災前日本最嚴重的核能事故；二○○七年七月，有七座反應爐、世界最大核電廠的新潟縣柏崎刈羽核電廠，因六點八級強烈地震，導致輻射物質與冷卻水外洩，遭勒令停機，為日本核電廠首度因為地震影響而停機。由於柏崎刈羽核電廠第六、七號機使用的進步型沸水式反應爐（ABWR)，與輸出到核四廠的機組同型，此次核安事故格外受到臺灣反核團體重視。
　　一九九六年，核四工程由奇異公司得標統包，反應爐製造分包給日立、東芝公司，也讓臺灣成為日本對外輸出核電機組的首個國家。然而，日本身為《核不擴散條約》（NPT）簽署成員國，理應遵守國際原子能總署規定，與核能輸入國簽署正式協議，規範輸入國不得將核設施或原料用於製造核武。但由於臺、日之間無正式邦交，這項白紙黑字的協議簽署被規避，為日本反核團體所詬病與擔憂。
　　「日本政府總是宣稱日本是『世界上唯一承受過兩顆原子彈轟炸的國家』，彷彿這樣說就代表日本很懂得處理核能，事實上，日本核電都是建立在資訊選擇性公開、謊言、矇騙所堆積出來的假象之上，」日本代表氣憤地在非核亞洲論壇中指出。
　　在日本反核盟友的穿針引線之下，多位日籍專業者曾來臺指出核四安全問題，例如曾為奇異公司設計反應爐的日本核電工程師菊地洋一，於二○○三至二○一三年間三度訪臺，公開指出核四工地品質低落、包商施工問題重重，並質疑臺電並無因應地震的能力；地質學家鹽?邦雄於二○一○年來臺，揭露核四廠附近存在活斷層的事實（二○一九年臺大地質系教授陳文山進一步證實）。這些專業舉證，在二○○一年後核四因政治復工、運動陷入低潮時，仍能有效牽制核四進度，不因社會關注退燒，而躲避公眾監督。
　　至於對臺灣反核運動迴響最熱烈的一群日本人，也許是位在日本山口縣瀨戶內海的小離島「祝島」居民。僅有五百多位人口的祝島，多數居民靠海維生，從一九八○年代初期以來，就反對四公里外離島的「上關核電廠」計畫，維持超過三十年的反核行動。每週一傍晚，島上居民固定繞島遊行，以驚人的耐力持續兩千多次，至今未間斷。
　　二○○六年，鹽寮反核自救會成員吳文通，與紀錄片導演崔愫欣，帶著紀錄片《貢寮你好嗎》，共同拜訪祝島放映交流，由臺灣留學生陳炯霖擔任翻譯。當看到片中貢寮漁民駕駛漁船，進行海上抗爭的畫面時，喚起了祝島人長久以來與電力公司抗爭的經驗，「在我們這裡也有一模一樣社事情發生！」崔愫欣事後回憶，「在祝島放映得到的迴響，比臺灣任何一場都來的熱烈！」

福島災後東亞反核緊密交流
　　除了日本，民主化和經濟發展歷程與臺灣相近的南韓，也是反核運動的重點盟友。自從第一座核電廠於一九七八年在釜山建造以來，韓國反核運動亦高度與民主運動扣連。韓國政府發展核電的野心更為旺盛，蘇聯車諾比核災後，各國紛紛暫停核電計畫，南韓反而藉機向美國談判轉移技術，奠下日後成為核電輸出國的基礎。全盛時期有二十四座核反應爐、供應國內三分之一電力的規模，在東亞僅次於日本。
　　李明博主政下的韓國政府，更將輸出核電作為刺激經濟的方案，計劃在二十年內輸出八十座核電廠，創造三千億美元的獲利。二○○九年，韓國電力公司拿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首座核電廠標案，預計興建四座機組，目前工程仍在進行。在政府與媒體聯手下，這項出口案被塑造成經濟奇蹟，宣稱獲利高達四百億美金，然後來陸續遭反核人士踢爆與阿國官方數字不吻合，逼迫官方後來只好又把金額下修為兩百億。
　　在地緣關係上，由於韓國東南部的核電廠距離日本九州相當近，一旦有核電事故發生，放射性物質可能會隨著西風被吹送到此，因此九州民眾對於韓國核電廠狀況的關注，遠遠大於對日本本土核電廠的關注。
　　二○一一年福島核災後，日本五十四座核反應爐一度全面停機，全球反核運動有了新的施力點。出身社運界的律師朴元淳，在同一年當選首爾市長後，啟動「減少一座核電廠」倡議計畫，鼓勵市民節電、提高再生能源比例，以用電減量思維，包裹廢核目標。這套由地方政府主導的模式，也吸引臺灣團體前往取經交流，為後福島時代的能源轉型倡議鋪路。
　　東南亞其他各國的反核運動，則多半受到國內對社會運動和言論自由的開放程度所影響，反核者面對的挑戰和打壓更為嚴峻。例如菲律賓、印尼、越南、印度等。至於沒有完整言論自由與公民運動權利的中國，核能幾乎是不能公開談論的禁忌議題，一般公民根本無從表達對於核能發電的質疑。
　　至於地球另一端的歐洲，反核運動起步較早，許多抗爭形式和文化行動，成為臺灣的借鏡，例如德國的人鏈（human chain）堵路、裸體反核等抗爭形式，都曾為臺灣反核運動所借用。

臺灣反核成敗 亞洲標竿
　　「雖然這樣說可能對福島的人很不敬，但福島核災的確讓反核運動更進一步，接下來臺、日都要一起努力。」二○一九年九月，第二十五屆非核亞洲論壇在臺北舉辦，佐藤大介語重心長地說。
　　二十五年來，他見證了臺灣從解嚴、政黨輪替、核四停建又復工，乃至核一廠進入除役的戲劇性過程，幾乎已是臺灣政治通。「運動能傳承，是臺灣跟日本最大的不同。」相較於臺灣在後福島時代發展出多元的抗爭形式，吸引許多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參與，日本社會運動在一九七○年代的學運風潮之後就出現斷層，無法培養出新血。
　　四十年，是核能反應爐壽命的初始設定，「廢爐」（除役）的時代來臨，日本、韓國、臺灣第一代的機組，紛紛面臨除役的棘手難題，後續的除汙、輻射廢棄物處理等問題，需要借鏡他國除役經驗，發展出適合亞洲的方式，對於毫無除役核電廠經驗的臺灣而言，更是必須。
　　「臺灣是亞洲各國中，率先以政策宣示落實非核家園理念的國家，臺灣的非核政策，也牽動著整個東亞的能源政策發展，」佐藤說。未來路仍長，亞洲各國仍要持續藉由交換訊息、發起行動，共同學習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