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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戰爭之起因
日本基於傳統之侵略國策，自「九一八」事變強佔我東北四省後，仍繼續向南進追，欲完全佔領我華北以為其實施大陸政策之根據地；民國二十五年九月，日本以外交方式提出共同防共與華北特殊化等無理要求，迫我承認，當經我政府嚴詞拒絕，彼以計不得售，復見我國防建設逐次實施，全國政權漸趨統一，乃進一步施展武力侵略手段，以遂其佔領華北進而統制我全國之迷夢，此中日戰爭之遠因也。民國二十六年六月，日軍按照預定計劃，先將平津駐屯軍河邊旅團集中兩聯隊以上之兵力於平郊豐台一帶，七月七日夜故意在蘆溝橋附近施行演習，藉口搜查失蹤之一士兵，襲擊我宛平城，我駐軍宋哲元部馮治安師之吉星文團，以守土有責，奮起抗戰，演成蘆溝橋事變。
同月十七日， 蔣委員長於盧山，對此次蘆溝橋事件，曾作嚴正之表示，其要點如左：
第一、中國民族本是酷愛和平，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來主張對內求自存，對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會宣言，於此更有明確的宣示。近兩年來的對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過去各種軌外的亂態，統統納入外交的正軌，去謀正當解決，這種苦心與事實，國內大都可共見。我常覺得，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國家為進行建設，絕對的需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會，本人外交報告所謂：「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跟著今年二月三中全會對於「最後關頭」的解釋，充分表示我們對於和平的愛護。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纔能博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徬徨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
第二、這次蘆溝橋事件發生以後，或有人以為是偶然突發的，但一月來對方輿論，或外交上，直接間接的表示，都使我們覺得事變發生的徵兆！而且在事變發生的前後，還傳播著種種的新聞，說是什麼要擴大《塘沽協定》的範圍，要擴大冀東偽組織，要驅逐第二十九軍，要逼迫宋哲元離開，諸如此類的傳聞，不勝枚舉。可想見這一次事件，並不是偶然。從這次事變的經過，知道人家處心積慮的謀我之亟，和平已非輕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無事，祇要讓人家軍隊無限制的出入於我們的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駐在，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換言之，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已快要臨到這極人世悲慘之境地，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定》，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蘆溝橋；如果蘆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那末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瀋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可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蘆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
第三、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祇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迫不得已的辦法。我們全國國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個的準備中，因為我們是弱國，又因為擁護和平是我們的國策，所以不可求戰；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至於戰事既開之後，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便祇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
第四、蘆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繫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鍵，全繫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蘆事的解決。但是我們的立場有極明顯的四點：
1. 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
2. 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
3. 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
4. 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的約束。
這四點立場，是弱國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對方猶能設身處地為東方民族作一個遠大的打算，不想促成兩國關係達於最後關頭，不願造成中日兩國世代永遠的仇恨，對於我們這最低限度之立場，應該不至於漠視。
蔣委員長所以作如此嚴正表示者，蓋仍冀日本軍閥臨此最後關頭，能重新認識我政府一貫之堅定立場，懸崖勒馬，萬勿輕啟戰端，致使中日兩大民族，將來共同陷入萬劫不復之境地。然此卓越之遠見與真誠之呼籲，終不能警醒日本軍閥之狂妄，此後日軍仍照其預定之計劃，續行武力侵略，於是我國遂起全面抗戰，此為中日戰爭之近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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