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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生命在流逝，筆在記錄——法國作家吉伯的愛滋見證
．劉俐
法國作家吉伯在確知罹患愛滋病後三個月，開始以札記毫無保留的記載他病發的癥兆、醫療的過程，和他面對死亡的恐懼與孤寂。
在愛滋病出現十多年後，被它劫走性命的作家，時有所聞，這個「世紀之病」也隨著他們進入文學。文學史上，沒有一種作品如此慘烈，以作者熾熱的生命做為代價。
三年前因愛滋病去世的法國作家葉維．吉伯（Herve Guibert）就對愛滋病做了最清楚的文學見證。
在他確知罹患愛滋病後三個月，也就是1988年12月26日，他開始以寫作來對抗突然面對死亡的恐懼與孤寂。他以長則數千字、短則數十字的札記，毫無保留地記載了愛滋病發的癥兆、醫療的過程和他與愛滋奮戰的心路歷程。寫就了一本極受矚目的作品：《給那沒有救我的朋友》（A l"ami qui ne m"a pas sauve la vie）。
吉伯曾在《世界報》（Le Monde）主編攝影版，新聞工作的背景，使他有記錄日常所見所聞的習慣。他自1978年開始寫日記，日記就成為小說的材料，所以他的作品可以說是一種「真實的虛構」。
吉伯從事攝影批評，自己也是攝影家，阿爾城（Arles）所辦的國際攝影即曾為他開過攝影回顧展，他的攝影作品都以黑白捕捉瞬間印象，而不喜刻意設計。他的文字也有這種風格：樸素、精準，以直接、持續的記載，呈現生命的流程。從1977年出版第一部作品，到1991年去世，36歲的短暫生命，共留下十九部作品。
對人體永恆的眷愛與探索
貫穿他作品的特色之一，是對人體的眷愛。他試探人體感官的各種可能——痛苦與巔狂的極限，性、愛、慾望，甚至自虐、謀殺都是重複出現的主題。身為同性戀者，他的性關係似乎比異性戀者更開放、更自然，他與愛侶的接觸不止於短兵交接，而是從眼光、骨骼、穿透靈魂的全面交融。
對一個東方讀者、一個長期刻意壓抑官能感應的民族，吉伯那種書信式、日記式，近乎稚氣的坦率與赤裸，是令人難堪的。然而，在他的文字震撼下，不禁讓人重新思考：什麼是所謂「正常」、「不正常」？「自然」、「反自然」？
西方傳統來源的希臘，是少數能以健康態度面對人體的民族，健美、豐滿的人體，無論男、女，是希臘藝術創作的泉源。對希臘人，愛戀同性或異性並無不同，天帝宙斯也為俊美的男子動心。（愛情難道一定要以傳宗接代為目的？）基督教將亞當、夏娃趕出伊甸園後，性和裸體都帶上原罪，背負了整個人類的苦難，東方人則從來以呈現裸體為恥，必須將之層層包裹。其實，人的感官需要發掘與開墾，才能磨得敏銳。我們著意於培養聽覺、視覺、味覺，對觸覺和全面的官能感應卻刻意壓抑。新一代作家重新發掘官能毋寧是健康的趨勢。
和吉伯差不多同年紀、因拍《夜夜夜狂》（Les nuits fauves）而成名的希里．柯拉（Cyril Collard）有許多相似之處，他們都因愛滋病英年早逝（柯拉於1993年去世，享年35），都有多方面才華，屬於影像的一代，除了文字，都需要以影像做為表達工具，也都以放浪形骸的生活反叛他們的中產、基督教家庭。
貪婪與孤寂
如果他們有罪行，就在他們都太過貪婪，想在一個生命中擁有數個生命。在他們男性的軀殼中，都擁有女性的纖細與敏銳。他們熱情擁抱生命，擁抱一切誘惑，不惜使自己力竭、迷醉，甚至灼傷。吉伯曾說，他是個雙重人，甚至希望是個三重人、四重人，可以同時是舞者、強盜、走鋼絲者、畫家、滑雪選手……？ （其實誰沒有這樣的夢想？）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他每年都同時由兩個出版社出版兩本作品，在《給那沒有救我的朋友》出版到1991年逝世之間，又出了三本作品。他飽受病毒煎熬，油燈耗盡的肉體卻放射出驚人的活動力。
愛滋病最殘酷的，還不是肉體的折磨，而是它使人赤裸地面對人孤寂的本質。快樂能與人分享，痛苦永遠只能自己承擔。附加於愛滋病的道德批判和猜疑，使患者的第一個反應，就是遠離人群的視線。喜愛朋友的吉伯，在患病後，曾一人躲到羅馬。寫書，是為了有個伴，有傾吐的對象。他唯一的願望是死在父母看不見的地方，他說，「父母總說寧願替我受苦，因為這是不可能的。」
與他人的關係，也立刻成為一種考驗。吉伯的伴侶吉勒（Jules）與他幾乎同時罹病，心理上對病原的排斥，使他們無法再親近。當他們單獨相處時，兩人的痛苦比一人更難承受，彼此怨懟、惱恨，甚至不能相濡以沫。誕生於愛的疾病，卻將愛消弭淨盡，終被死亡取代。
書名中那位「沒有救我的朋友」所指即是比爾（Bill），曾使吉伯一度對治癒懷抱希望。比爾曾是他的愛侶，他是美國一家大規模藥劑實驗所經理，是他早在1981年，首次向吉伯談到愛滋病。他的導劑實驗所正試驗一種治療愛滋的疫苗，並申請在法國的生產許可，比爾曾允諾讓吉伯和朱接受實驗，如法國無法生產，就將他們帶至美國治療。
天使族的早衰
比爾是個不能忍受任何友情束縛的人。他恐懼責任，找朋友總在最後一刻鐘前決定，以考驗別人對他的忠誠。在巴黎左岸的咖啡館裡，他激烈批評資本主義的不人道，在生活上，卻徹底服膺資本主義社會的遊戲規則。他恥於將一個身患愛滋的朋友帶到美國實驗所，他不能被一個即將沈淪的朋友拖下水，即使吉伯乞求，他也不為所動。他的說法是：「反正你也不能忍受衰老。」
「衰老」確實與這些俊美少年的形象難以聯在一起。吉伯曾有一頭金色鬈髮，身材英挺，許多人形容他時，都會用「天使般的」（angelique）這個字眼。據吉伯的描述，他的同伴朱也極健美，在愛滋病毒的侵蝕下，形銷骨立，容顏的早凋已不止是肉體的痛苦，而是靈魂的斲傷，他們都對自己的美貌相當自覺，也絕對的自戀。吉伯所有的作品都以「我」的角度敘述，他有勇氣以自己為世界的中心：「我是唯一我作品中可能的『人物』，因為經驗，也因為寂寞。」所有敘述均圍繞一個主題：我。面對「我」的生命，他以各種眼光觀照自我，探照自我意識，攝影就是這種觀照的具體化，使「我」在我的眼中做無窮反射，但將最深的自我完全剝光、坦露、清明的面對死亡。這自我世界已超乎個人，成為全體人類的經驗。
傅柯之死
使這本書受人矚目的另一個原因，是在書中佔據重要篇幅的另一朋友繆左（Muzil），他正是影射十年前死於愛滋的法國思想泰斗傅柯（Michel Foucault）。吉伯是傅柯生前的密友和鄰居，也是傅何在罹患絕症後，少數與他維持來往者之一。傅何在1984年逝世時，對外宣佈的死因是癌症，診療記錄則寫明「愛滋」，這位對本世紀人文學科發展影響極大的人物，生前對其私生活極其隱諱，得病後更是息交絕遊，只保留極少幾個朋友。據說，病後他偶爾請朋友吃飯，總是先奔向一個背對其他客人，且看不到鏡子的坐位，然後再請朋友入座。吉伯這本影射小說對傅柯晚年生活及病情提供了線索，記載他重要著作《性史》誕生的過程，也記錄了他本人的性習慣。他死後，在他的衣櫥裡，曾找到一個大袋子，裡面裝滿了鞭子、皮帶、手銬之類的東西。據吉伯說，傅柯喜歡在三溫暖中交歡，巴黎認識他的人太多，所以常去舊金山。當吉伯首次向傅柯提到一種專襲同性戀者的病毒時，他的反應是狂笑跌地，是譏諷？是懷疑？是抗議？是自嘲？
愛滋雖然不是同性戀者的專利，在同性戀的愛情生態中卻容易蔓延。吉伯看見一位治療愛滋的義大利醫生，在他的電腦上懸著聖方濟的句子：「幫助我忍受我不能了解的，幫助我改變我不能忍受的。」想來這大概也是他處境的最佳寫照：在接受醫學治療，試圖改變不能忍受的身體痛楚之外，並以寫作來幫助他忍受不能了解的死亡催逼。死亡從生命中帶走的，文字留下見證。
本文1994年10月原載於《誠品閱訪》，作者現任教於淡江大學法文系
禁忌的歡愉、赤裸的孤獨
愛滋病的發現至今已十三年，其影響已擴大至各層面，特別是社會問題。然而，儘管人類的生命、未來在愛滋病的威脅下，日趨嚴重，可是由於和性、同性戀等不易啟齒的話題糾結在一起，使愛滋病成為一個極具曖昧性的主題；一方面它早已深植在現代人的生活中，另一方面擔任人類道德、精神乃至文化代言的文學，一直在這個主題上，若隱若現。
愛滋病的出現使同性戀染上一層天譴或原罪的道德爭議，也使同性戀者在爭取平等權利上同時增加談判籌碼，也加重社會包袱。
假如從文學角度來看（而不從同性戀是高危險群的角度），面對愛滋病其實是更直接處理所謂「面對死亡」的問題。我們對愛滋病主題感興趣，是因為死亡與愛情。
20 世紀初，法國出現許多偉大的同性戀作家，如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紀傳（Andr"e Gide）、尚．考克多（Jeen Cocteau）。近代，最先以文學來處理同性戀的作家可能是紀德，他在1911年出版的小書《柯希唐醫生》（Corydon）（註：本書第一版於1911年出版，但只印了十來冊。紀德一直等到一九二0年才再版正式和社會大眾接觸）中以第一人稱訪問柯希唐醫生——一個據說對同性戀史有研究的人，可能是紀德虛構的人物，以對話的方式探討同性戀的來源，與哲學、文學、藝術的關聯，甚至提出科學證據來證明同性戀非人類特有的現象，其他生物也有。因此，紀德認為同性戀，如作家白先勇所說的，是天生自然的。
文學處理同性戀在法國從紀德、普魯斯特以降（事實上之前也有，只是紀傳的文學地位凸顯了它），有其傳統；因而以文學處理愛滋病，現代的法國文壇是當今世界文學的前鋒。儘管如此，在法語系國家中，除了科學報告外，以愛滋病為題的書至今也不過出版四十多本（即將出版的約十來本），而其中絕大部份是作者透過個人經歷以虛構的方式來探討愛情、愛滋病、死亡這三邊的辯證關係。
我們目睹世紀末代青年如何在愛滋病加速人體衰老與死亡的威脅下生存（至少在大部份歐美國家）。當代法國作家米榭．布赫多（Michel Brandeau）在他的小說《約翰之書》中以寓言方式敘述一群染上致命疾病的孩子被放逐至某無名小島的故事來影射愛滋病患者的處境。 21 世紀的人類或許會帶著驚愕的心情來閱讀這被孤獨包圍的心靈且日漸走向死亡的故事。
19 世紀的小說以疾病為主題多半圍繞在梅毒和肺結核，探討肉慾和罪惡的關係，但不同於今日的愛滋病的是，不論是性病或是肺病雖是傳染病，但不是無可避免的，它們不像愛滋病一樣帶來死亡的宿命色彩；若從醫學史觀點來看，愛滋病正好出現在癌症的可癒性大增和 80 年代避孕解放性關係的革命時代；愛滋病使性歡愉和死亡有著不可分的危險關係，它不但顛覆了人類的性生活，而且要求嚴格的性認同。多明尼各．費南代（Dominique Fernandez）在他的作品《流亡者的榮譽》 （La gloire du pana）中就是探討人類生活秩序在愛滋病威脅下的重整。
然而以愛滋病為題的小說最重要的特色是承續了傳統小說的主題：愛情與死亡。目前在法國以此為題的作家絕大部份都是愛滋病患者。正因為生命遭到威脅，他們以真誠的內省來思考生命本質的問題，以超脫肉體苦痛為作品注入強烈的生命力，其中最著名的是已逝的年輕法國作家葉維．吉伯（Herve Guibert, 1955-1991），他的作品以「小說見證」（roman temoignage）的形式、赤裸、真實地描述愛滋病患的孤獨與痛苦。他去世前的力作《給那沒有救我的朋友》（A l"ami qui ne m"a pas sauve la vie）側寫目睹自己的朋友因患愛滋病而步向死亡的無能為力的心情。另一個法國作家尚諾耶．龐克哈吉（Jean-Noel Pancrazi）在《冬季地帶》（Les quartiers d"hiver）敘述一家同性戀俱樂部在愛滋病的陰影下關閉的故事，它是第一本將愛滋病「瘟疫化」的小說，強調它在同性戀圈感染的速度和病毒的破壞力，但是其中則蘊藏了人類對樂園、幸福的永恆追尋。
大部分這類小說都是以第一人稱獨白的方式，描繪生命為死亡逼迫而發出的孤寂的吶喊。迥異於其他以吸引讀者認同為主的愛情小說，愛滋病小說創造一個奇特的疏離的個人世界，它的文學魅力正是建立在作者的死亡宿命與讀者（非愛滋病患者）的漠然或無能為力。作者以強烈而直接的手法訴諸讀者的情緒，而不乞求讀者的憐憫，使讀者感受作者個人的心路歷程。這類小說的另一特點是，不論是因同性戀或雙性戀，因輸血或吸毒而感染上的，由於幾乎沒有一個患者能指認出是誰傳給他的，這個「誰」沒有臉孔、沒有形體。病毒是閻王，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領往地獄的路途。這個因素使得愛滋病帶來的死亡變得荒謬——或是說，使生命變得荒謬。
正因為孤獨、荒謬，藝術（小說）創作成了患病的作家（通常也是同性戀者）尋求同類人認同的方式，企圖尋找「被了解」，一種在時間壓縮下感情探索的心路歷程。這段歷程不但是在空間上希望喚起人類真誠的感情，在時間上，未來只是死路，往日的記憶成了面對死亡的心靈鎮靜劑（而對已死的作者而言，則成了安魂曲）。
愛情、死亡、孤獨、人性使得愛滋病小說逐漸在文學中佔有一席之地，它異於歷史上各式其他的文學主題：愛情（同性戀）、死亡（宿命觀）、孤獨（社會異化）、人生（荒謬）。
有人以為它的主題是偉大的，因為它處理的是人類共同的困境（死亡、孤獨），形式是獨特的，因為愛滋病以病毒的方式逐漸瓦解人類固有的生活型態（性、道德），它兼具內在、外在的顛覆、破壞的能力，但是在性的掩飾下，愛滋病的文學觀察仍屬個人性質的，格局仍待擴展，至少愛滋病小說不該陷入另一種失樂園懷念或追尋的文學窠臼；也不應將死亡描繪成個人的「一個美麗而蒼涼的手勢」（張愛玲語）。
顛覆、破壞或許是另一形式的解決。也許以後的人來看這段「愛滋病年代」，不論是歷史或是傳奇，可以在絕望中看到希望，在死亡裡知道生命，在孤獨時了解愛情。
~原載1993年6月13日《自立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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