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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2
當我首次注意到藩籬的意象不斷出現在討論、辯論和我的文章中時，對我來說實在是意義深長。畢竟，藩籬倒塌、流動性提升和更大的自由等前景，刺激了過去十年來的經濟整合。雖然如此，在慶祝柏林圍牆倒下十二週年後，我們又再次被藩籬包圍，隔離了人與人、人與地球，還有我們夢想事事可變的能力。這個我們用「全球化」來委婉形容的經濟過程，如今已深入日常生活每個面向，將所有活動與自然資源轉變成可量度、可擁有的商品。駐香港的勞工研究者格林非爾得（Gerard Greenfield）指出，現階段的資本主義，不單傳統的貿易觀念裡跨越國境以求賣出更多產品，也要將過去視為「公有」或非賣品的範疇全盤重新定義成「產品」，以滿足市場對成長永無止境的需求。
私人侵犯公共領域當然已延伸到醫療與教育等範疇，，思想、基因、種子如今也可以買賣、申請專利和隔離保護，傳統土著的醫療秘方、植物、水資源，甚至連人體幹細胞也都是如此。憑藉著作權，美國如今是世界最大的單一出口國（超越製造業或武器輸出），我們必須理解國際貿易法不僅在去除特定的貿易藩籬，更精確的情形是有系統地設置新的藩籬：在知識、科技和新近民營化的資源上。這些與貿易相關的智慧財產權，讓農民無法再移植孟山都生技公司（Monsanto）的專利種子，也使得窮國製造相同配方的廉價藥物以濟需要的民眾，成了非法行為。
全球化現正接受考驗，因為在這些無形藩籬的另一邊是真實的大眾，他們被摒棄在學校、醫院、工作場所、自己的農田、家園和社區之外。大規模的民營化和放寬管制，產生了一大群被排拒的民眾，他們的勞務不再有市場，他們的生活方式被斥為「落伍」，他們的基本需求顯得不合時宜。這些將人排除在社會之外的藩籬，可以遺棄整個產業，也可以毀掉一個國家，就像阿根廷的情況。至於非洲的情形，基本上整塊大陸都被流放到全球化世界的陰影下，不出現在地圖上，也不再有新聞，只有在戰爭時出現，懷疑其人民可能變成民兵、恐怖份子，或是反美的狂熱份子。
事實上，被全球化拒排在外的民眾，轉諸暴力的比例卻是出奇的少。多數人只是遷徙：從鄉村到城市，從一國到他國。就在此時，他們開始面對清楚有形的藩籬：以鏈條和尖銳的鐵絲網製成，用水泥加強，架上機關槍警戒的藩籬。每次我聽到「自由貿易」這個名詞，就會聯想到我在菲律賓和印尼所看到監牢般的工廠，被柵門、瞭望台和軍隊重重圍住──以防高度補助的產品外流，並阻止工會領袖進入。我也聯想到最近一趟南澳洲沙漠之旅，訪問了惡名昭彰的伍莫拉拘留中心（Woomera detention certre）。距最近城市有五百公里之遙，伍莫拉過去是座軍事基地，現在改裝成的私營難民收容中心，隸屬於美國衛康和（Wackenhut）保安公司旗下一家子公司。在伍莫拉，上百的阿富汗和伊拉克難民，逃離了祖國的鎮壓與獨裁，如今不顧一切要讓全世界知道營區的真象，採取絕食抗議、自營舍屋頂跳下、喝洗髮精、縫合嘴巴等手段。
最近，報紙充斥著駭人聽聞的報導，許多尋求庇護者藏匿在一堆比他們更能自由移動的商品中，企圖穿越國境。 2001 年 12 月，八個羅馬尼亞難民的屍首，其中包括兩名兒童，在一只滿載辦公傢俱的貨櫃裏被發現；他們是在漫長的海上旅程中窒息而死。同年，在美國威斯康辛州清水鎮（Eau Claire）一堆衛浴設備裏又發現兩具難民屍體。之前一年， 54 個來自福建的中國難民，在英國多佛的貨櫃車內窒息而死。
所有藩籬都是有關聯的：將許多人摒棄於資源和財富之外的無形藩籬，需要靠鋼鐵與刺絲做成的真實藩籬來落實。沒有配套的策略來控制大眾的騷動和流動，我們根本不可能保住這麼多辛苦掙來的財富。保全公司最賺錢的地方就在貧富懸殊最大的城市──約翰尼斯堡、聖保羅、新德里──賣鐵柵門、武裝車、精密的警報系統，並出租私人警衛隊。舉例來說，巴西人每年花費 45 億美元在民營保全上，而其租借的四十萬武裝警衛遠多於實際的警察人數，幾乎是四比一的比例。在黑白涇渭分明的南非，民營保全的年度花費已達十六億美元，是政府每年能夠花在住屋問題上的錢的三倍有餘。這些保護有錢人免受窮人干擾的大宅院，如今似乎已成為全球安全狀況的縮影──不是一個致力於減少圍牆與障礙的地球村，卻是一個由高度軍事化的貿易走廊連接而成的城堡防衛網絡。
如果這個影像顯得十分極端，那是因為多數西方人很少看過柵欄和火炮。那些有柵門的工廠和難民居留中心，依舊深藏在偏遠地區，對無國界世界的動人巧言並未構成直接的威脅。但過去幾年來，有些藩籬已經到處可見──通常常恰好都在這個野蠻的全球化模式有所進展的高峰會議期間。如果世界各國領袖想要聚在一起討論新的貿易協定，必然要蓋一座現代堡壘，加上武裝坦克、催淚瓦斯、高壓水柱和攻擊警犬，以避開憤怒的大眾。當魁北克市於 2001 年 4 月主辦美洲高峰會議時，加拿大政府採取了前所未有的舉動，蓋了一座牢籠，不只會議中心，整個市中心區都被圍起來，迫使居民必須出示證明文件才可回家或上班。另一個受歡迎的做法是，把高峰會議地點設在難以靠近的地區： 2002 年八大工業國家會議（G8 meeting）在加拿大洛磯山區舉行。而 2001 年世貿組織會議在高壓統治下的波灣國家卡達舉行，該國的埃米爾（emir）禁止政治抗議活動。「反恐怖主義之戰」已成為另一個幕後的藩籬，高峰會召集人藉此解釋何以此時不適合公開表達異議，或者，更糟糕的是，恐嚇性的將合法的抗議者和企圖搞破壞的恐怖份子相提並論。
然而，報導中的險惡對峙，卻經常是歡樂的場合，人們在此試驗換種方式來組織社團，也批評現存制度。第一次參加反高峰會時，我有一種清晰的感覺，有某種政治的大門即將開啟──一個通道，一扇窗戶，套句副司令馬珂仕（Subcomandante Marcos）的一句佳言，「歷史的裂縫」（a crack of history）。這個開口和頗受電視攝影機青睞的麥當勞破窗沒多大關係；它是另一種象徵：一種可能性，一股新鮮空氣，一種氧氣直灌腦門的感覺。這些抗議活動──事實上是一週馬拉松式針對全球化政治的的密集教育，有六種同步語言翻譯、徹夜舉行的策略會議，，還有音樂節和街頭劇場──彷彿踏進了一個平行的宇宙。一夕間，整個場所轉變成另類全球化都市，在這裏，激勵代替認命（urgency replaces resignation），企業商標需要武裝警衛，民眾罷佔車輛，藝術隨處可見，陌生人彼此交談，而政治進程急遽變革的遠景，並不是一種唐突、不合時宜的觀念，而是全世界最合乎邏輯的想法。
即使是壓制性的安全措施，社運人士也能將之化為訊息的一部份：高峰會議周圍的柵欄，?喻一個置數十億人於貧窮與弱勢的經濟模式。對峙局面在柵欄邊緣上演，但不是只有棍棒與磚塊：催淚瓦斯遭到曲棍球棒還擊，高壓水柱遇到玩具水槍挑釁，而轟隆作響的直昇機則受到紙飛機的嘲笑。魁北克市的美洲高峰會議期間，一群社運人士建造了一座中古式的木製石弩，把它架設在三公尺高、圍繞整個市中心區的柵欄上，然後射出一堆泰迪熊。在布拉格，於世銀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議期間，義大利自由主義派「白衫黨」（Tute Bianche）決定不與戴滑雪面罩、海盜式頭巾、一身黑衣的鎮暴警察正面衝突；相反的，他們身著白色連衫褲，用裹著泡棉的米其林輪胎當盾牌，大步行進到警戒線前。
在達斯．維德（Darth Vader，譯按：電影《星際大戰》中和天行者路克等反叛軍作對的黑暗君王）和一隊米其林兄弟（Michelin Men）對峙的場合下，警察是不可能贏的。同時，在城市的另一個角落，通往會議中心的陡坡上，被一群「粉紅仙女」佔滿，他們頭戴滑稽的假髮，身穿銀白粉紅相間的晚宴服，腳上穿著厚底鞋。這些社運人士想要干擾當前經濟秩序的態度是認真的，但他們的戰術卻反映出他們堅拒傳統權力鬥爭：我在本書最後幾篇文章裏開始探討他們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自己要接掌權力，而是根據原則來挑戰權力集中。
其他類型的窗戶也正在開啟，有一項計畫正在悄悄進行：要收回民營化空間與資產以供大眾使用。也許是學生把廣告踢出教室，或是在網路上交換音樂，或是用免費軟體設立獨立媒體中心。也許是泰國農民把有機疏菜種在過度灌溉的高爾夫球場上，或是巴西的無地農民把荒地四週的柵欄拆下，變為一片合作農場。也許是玻利維亞的勞工把民營化的水資源轉化成公用，或是南非小鎮居民在「把電力還給人民」的口號下，把電力重新接上。而一旦收復，這些空間也隨之改造。在鄰里大會、市政會議、獨立媒體中心、社區經營的森林和農場，一種蓬勃、直接的新民主文化逐漸成形，經由直接參與而健壯、豐碩，不會因消極觀望而消散退怯。
儘管多方嘗試民營化，結果證明有些東西並不希望被擁有。音樂、水源、種子、電力、思想，它們不斷衝出豎立在周遭的界線。它們自然會抵抗封閉，有逃脫的天性，會交叉授粉，流過柵欄，逃向開放的窗口。
走筆至此，這些解放了的空間會出現什麼，情勢仍未明朗，或者，在恐怖份子和社運人士之間的界線被刻意模糊之後，出現什麼才耐得住警察與軍隊不斷的攻擊？接下來會怎樣，這個問題一直在我心中揮之不去，同樣也是這場國際運動每一個建構者的心聲。但這本書並不嘗試去回答這個問題，它只是針對這場爆發於西雅圖，歷經九一一及其後續發展的社運，提供一個社運早期活動的觀點。除了極少數細微的修改之外（例如解釋參考資料，擴充論點，通常用方括弧表示），我決定不重寫這些文章。它們以原來面貌重現（或多或少照時間先後排列）：戲劇性時刻的明信片，第一章記錄了一個反覆的老故事──民眾推擠著限制他們的柵欄，打開窗戶，深深呼吸，品嚐自由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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