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的零度(BD0005)──結構主義
Le Degre Zero De Lecriture

類別： 人文‧思潮‧趨勢>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叢書
叢書系列：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叢書
作者：羅蘭．巴爾特
       Roland Barthes
譯者：李幼蒸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1年02月05日
定價：200 元
售價：158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280頁
ISBN：9571302309

【導讀 1｜導讀 2】

▼  導讀 1

羅蘭．巴爾特（1915—1980）是當代法國著名文學理論家和批評家，法國結構主義人文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文藝理論思想目前在歐美各國有著廣泛的影響。其文學活動涉及理論、批評與創作各個方面。在文學研究方面，巴爾特的工作是布朗肖、巴什拉等現代法國文學批評與理論傳統的繼續；就文學創作來說，巴爾特雖不是詩人、小說家或劇作家，卻是蒙田以來法國隨筆散文傳統的繼承者；此外，他還是法國現代派文學的一位頗具權威性的解釋者。作為六十年代法國結構主義運動五位主要角色之一的巴爾特（另外四位是文化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精神分析學家拉康，思想史哲學家福柯和馬克思學說研究者阿爾杜塞），儘管是法國當代新批評潮流的開創者之一，但他卻秉承了純粹法國的文學思考傳統。因此，我們不妨把他豐富多彩的文學生涯看作是今日法國文學精神新趨向的一個縮影。我迻譯這本選集的目的在於通過巴爾特的幾種代表性作品，使我國讀者了解巴爾特其人及其文學思想的一個概貌，以及了解當代西方文學生命的衰退和面臨的危機。

儘管在自然科學的影響下， 19 世紀的法國出現過實證主義的科學式文學研究，但一般而言，法國研究者一直欠缺使文學研究系統化的興趣，這一點與毗鄰的德國形成對照。在德國近代文化史上始終存在著從哲學和科學兩種角度對歷史和文學進行系統的、概括的整理的傾向，其結果是，我們看到了各種附屬於哲學的文學美學（從康德、黑格爾直到現象學派）和今日德國甚為發達的「文學科學」。的確，沒有任何一位德、法哲學家能像柏格森那樣強烈地影響著現代法國文學家與批評家的思想，但是這種影響，主要表現為人生觀和哲學觀方面，而不是文學研究的策略方面。法國與英國一樣有著豐富的「文論」傳統，主要表現為批評散文或隨筆的寫作，這類寫作與文學史著作一起構成了法國文學研究史的主流。

20 世紀以來，隨著科學思想力式日益深入人心，歐美各國傳統上那種零敲碎打式的「文論」風格也發生了改變。首先英美兩國的「新批評派」思潮成為現代最有力的文學反省形態之一，從此「批評」發展為「理論」，文學研究的系統性、概括性、科學性都明顯增強。在英美「新批評派」崛起的二、三十年內，法國文學批評界並無類似的建樹。一方面存在著學院派的考據式和文學史式的研究，另一方面仍然存在著法國的文論批評，如雷維里、梯包德、杜波等人的隨筆散文。二次大戰後，當薩特的存在主義籠罩著整個法國文化生活時，文學的反省變成了哲學的反省。薩特對法國文學研究的影響正與柏格森的影響類似，這主要是在思想內容方面的影響，文學研究本身性格的變化並不大。

20 世紀四十年代，當韋萊克企圖把歐洲大陸的現象學與結構主義文學研究方法同英美「新批評派」和「心理學派」的文學研究方法結合起來時，一門比較全面的文學理論或文學科學的建立似乎已經在望。四十年後的今日來看，韋萊克的名著《文學理論》與其說是成熟的集大成之作，不如說是在文學反省急劇演變歷史上的一次暫時性總結。《文學理論》不是文學思考的結束，而是文學思考的新起點。結果五十年代以來不論在西方哪個國家裡，文學研究的內容和方式都在迅速改變之中，其中尤以法國的情況最為突出。

比較而言，法國的文論家更具有主觀的性格。「文論」往往成為借題發揮的手段，批評活動本身成為批評家「介入」文學（而不只是「觀察」文學）和生活的方式。當結構主義思潮取代了存在主義思潮之後，思想家的興趣似乎從關心和改變社會文化生活轉為對生活的冷靜、客觀的思考。語言學、社會學、心理學的影響，似乎使結構主義更像是科學式的探討了。毋庸置疑，法國結構主義（包括文學結構主義）具有較強的科學性格，但與此同時它也具有哲學的和非科學的性格，對於文學結構主義思潮來說尤其如此。一般而論，法國文學結構主義是哲學、科學和法國批評傳統的綜合產物；或者說是法國研究者借助於各種知識手段對一些重要文學問題進行綜合性思考的產物。法國結構主義的文學思考既反映了現代西方文學研究的共同成果，又反映了法國特有的文學批評傳統，巴爾特本人的文學活動集中體現了各種文學研究態度與方式的交互作用。

西方各國近代文學史的研究，是一種歷史上的綜合研究，其中既包括歷史事件與人物傳記的記敘，又包括各種準科學式的考察。其中屬於科學研究的部分，逐漸分化為各種專科類型的研究，於是文學史、文學社會學、文學心理學、文學語言學等均應運而生。儘管文學研究科學化的趨勢使文學現象的說明更準確、更富概括力，但人們逐漸認識到，科學式的研究往往是對文學作品的各種外部條件所做的因果式說明，文學作品本身的各種美學特質並不必然因此而使人獲得充分理解。至於韋萊克早年取自茵格頓的文學本體論觀念，仍然也是取自文學以外的哲學領域的，這類哲學式的文學思考，往往會失去許多文學本身固有的東西；同時，文學與人類生活其他方面的各種聯繫，也並不由於科學式文學研究的進步而變得更為明顯。這種困惑的產生首先是由於文學實體本身的內涵還需作深入探討；其次，文學的理解似乎越來越有待於人類文化全面理解的提高。這大概就是後來文學解釋學廣為擴展的根源之一。正是由於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文學研究本身的困境，才傾向於對文學研究的內界與外界劃出更適當的區分線來。

在各種科學式的文學研究中語言學方法佔據特殊地位，這是由文學與語言的特定關係所決定的。文學就是語言的藝術，語言似乎自然地被劃入文學研究的「內界」了。不論是韻律學、風格學的研究，還是俄國形式主義所說的「文學性」探討，都突出著文學語言本身特點的重要性。結構主義以來的文學語言學研究與古典語言學研究完全不同，後者具有從歷史生活各方面進行外在的文學語言資料考證的性質。而由結構主義語言學發展而來的符號學卻進一步發展了文學語言形式面探討的趨勢。其結果導致了文學研究的重點從內容面轉到了形式面。法國的存在主義文學研究向法國結構主義文學研究的過渡就體現了從內容面向形式面的轉移。文學形式面研究的側重不僅輕忽了傳統的哲學式與歷史學式的文學研究，也輕忽了各種「外在的」文學科學式研究（包括韋萊克的各種研究方式）。結果，客觀的、全面的、系統的科學式文學探討在法國文學發展的新條件下減少了吸引力。

但是我們看到，法國結構主義文學理論，的確表現出了另外一種系統化與精確化傾向，這個新特點反映於今日法國的「新詩學」之中。「新詩學」與文學科學的主要區別在於前者只關注文學形式面的系統考察，後者則兼顧到內容面或以內容面為主。但是「新詩學」並不等於法國文學結構主義，前者是一種純理論研究，後者則包括了各種其他的批評、描述與分析活動。正是在這種區別中我們看到了托多洛夫與巴爾特的差異。托多洛夫只是研究家，巴爾特首先是「文士」，其次才是研究家。如果我們的「文學理論」含義，大致指那些系統性的、概括性的研究，「文學批評」大致指那些零散的、具體性的考察；那麼可以說， 20 世紀的法國文學研究思想始終是在這兩個極端間搖擺，而巴爾特就是這種搖擺運動的突出代表之一。

巴爾特的確是一位當代法國文學理論家，因為他曾對包括文學在內的一般文化對象進行過十分系統的考察（如《符號學原理》、《時裝系統》），同時他又對具體文學作品進行過系統性的本文分析（如《S/Z》）。當我們說巴爾特是批評家時，也有幾層意思。首先，他對具體作品（如巴爾札克的《薩拉辛》）、人物（如對《茶花女》中女主人翁的分析）和作家（如拉辛）都作過許多評述。其次，他還對文學以外的其他社會文化現象進行過大量的分析，在此意義上他又被稱作社會文化批評家。巴爾特發表的為數甚多的文學隨筆使他成為法國六十年代以來最負盛名的「批評家」。在巴爾特畢生的文學著述活動中同時表現出這兩種表面上看來有些對立的思考傾向：即系統整理和個別思索。這一對立既是現代科學精神和法國「文論」傳統之間對立的反映，又是當代法國文學思考內在張力的反映。因為對文學本身有豐富經驗和實踐的巴爾特始終認識到，系統化與理論化並非總是適當的，因此他寧肯時時在具體文學本文的「安全島」上休憩與深思，也許這就是巴爾特特有的文學符號學分析產生的緣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