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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噪音或造音？
．廖炳惠（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
賈克．阿達利（Jacques Attali, 1943）是當代法國文壇與政治界的怪才。1993年，他與他雙胞胎兄弟相繼下台，離開密特朗的內閣，消息傳出後，曾引起社會各方揣測，一般人都覺得這一對兄弟出盡風頭，雖因弊案被迫辭職，卻很有默契，相約作伴，不肯獨領風騷，大概兩人對流年不利的情勢早已有心理準備，因此不約而同，從不同的部門退出江湖。
阿達利出生於阿爾及利亞，和他同一代的知識分子一樣，均熱衷於社會主義運動，對政治改革與新經濟秩序的問題十分關心，因此他不但是學有專精的經濟學家，分別在巴黎大學與科技大學擔任經濟理論教授，並且也積極從政，有相當一段時間是密特朗總統的特別顧問，推動社會福利，同時撰寫各種題材的論著。已出版的書籍不下二十本，內容從數理經濟到當代文化到新社會關係到安樂死到音樂，包羅萬象，其中尤以自傳式的札記與討論音樂政治經濟學的作品，最具歷史文化參考意義，備受歐美各地的知識界重視。
《噪音：音樂的政治經濟》（Bruit: essai sur l"economie politique de la musique）是阿達利於1977年出版的專著，由法國大學聯合出版社發行。音樂界的學者對這本書的一般評價是不予理會，或斥之為「噪音」，反而是一些後結構主義批評家與比較激進的音樂文化研究者認為它是有關音樂社會學的重要著作，特別是其中流露出對新音樂與新社會動力的期許，可算是對馬克思與阿德諾（Theodor Adorno）等人的見解提出修正的看法，並持同情契入的態度，鼓勵讀者一起參與即興的社會大合唱，譜出個人與群體之間的新音樂。
阿達利的專業是經濟理論，他所吸收的思想是社會主義、後馬克思主義及後結構主義，因此在《噪音》這本音樂社會文化史論的著作中，他刻意強調音樂與社會秩序的操縱、掌握、預期行為有著密切而錯綜的互動關係，換句話說，藝術活動底下是經濟與美學的結合，整部音樂史是噪音如何被含納、轉化、調諧，進而傳播、製造出新社會秩序的政治經濟史。阿達利舉的例子是希特勒於1978年所說的「少了擴音器，我們就沒法征服德國了」（第四章），從希特勒不斷以擴音器播放華格納的音樂，激起愛國情操，鼓動群眾情緒反應，便可瞭解到音樂與政治的關係是那麼的深入密切。事實上，以每個民族力爭建國前，總是要建構本身的歷史傳承、文化象徵、神話、國家旗幟，尤其譜出國歌，使全國上下透過歌曲為建國奮鬥，即不難明白音樂的政治經濟成分。
為什麼音樂特別有政治經濟成分呢？阿達利的解答是聲音比影視更具滲透、爆破力量，正常人可以將眼睛長時間閉上，卻無法長期把耳朵摀著，不接受外在聲音對身體、心靈最直接的影響。音樂不但使母牛樂於生乳，或使日本的黃牛長出最鮮美的肌肉，而且能令人心境跟著起伏，改變人與他人、社會轉捩、經濟生產，乃至政治抉擇的環境及其變化的速度。長期曝露在噪音中的都市居民，不僅脾氣較急躁，而且身心也較容易出狀況。噪音因此是無以敵擋的媒介，而音樂就是將噪音加以調弄，發展其能為世人所容忍、吸收、喜愛的政治經濟力量範圍，製造新曲式、和聲、樂器、演奏場所與象徵資本機制，藉此操縱文化，掌握社會上的暴力與希望，鞏固或創造出整個社群。我們可用中古的「葛雷哥里聖詠」或巴哈的《馬太受難曲》（Matthauspassion）為例，在這兩個作品中，合唱者面對面在教堂中，以音樂歌頌上帝或耶穌，本身即構成社群，更進一步在各聲部的彼此穿插、加入、強化、對話與互動，形成音樂與宗教、個人與聖靈、教會與外在世間、墮落與昇揚（救贖）、精神與物質（資本）、背叛與寬恕等之間的辯證關係。在音樂響起時，即喚醒了宗教的神聖社群，以對抗政治社會的腐化、世俗與偏頗的現象。
平常我們是以真善美聖的方式，來形容音樂的功能，總是假設說音樂是純粹而超乎政治、經濟等實用的層面。因此，音樂理論家不斷以曲式、和聲、對位、音色來談音樂的聲音旋律的運行之美，對特定的歷史階段何以產生某種曲式、聽眾、演奏方式與公私音樂廳等問題，大致是以音樂家的天才為主要的分析範疇，一部音樂史是音樂家對曲式及其內部規律的演化史。直到近年來才開始有學者質疑「絕對音樂」的概念，提出音樂與社會、文化、種族、性別、差異、甚至於帝國主義的關係。這有些部分是來自阿德諾、女性主義、後結構主義等方面的影響，但是即便如此，傳統的音樂美學觀仍大行其通，彷彿音樂不食人間煙火，聽眾不需購票入場，透過種種資本及象徵資本體制的運作，才能進入某一特定場所（如介壽堂或國家歌劇院），聆聽引人入勝、令人如痴似醉的音樂。
阿達利先假定了音樂與噪音的經濟關係，然後確立音樂在政治、社會上調解差異，製造和諧，控制暴力（噪音），加以監視、操縱、記錄、重新運用的文化作用，藉此質疑了音樂的「純粹」性格，而且他更進一步並將音樂的生產、消費過程放在經濟與文化發展的天平上，衡量其各時期的意識形態宰制、運用價值及規劃政治秩序或凸顯新秩序的功能。他把音樂文化史分成四個階段，而音樂家、演奏家、演奏場所及其機制在這四個階段中製造音樂，以便權力機器及其政治經濟從而取得合法性或類似自然的地位。這四個階段分別是：犧牲（sacrifier）、代表（fepresenter）、重複（repeter）與創作（composer），而其關鍵是聆聽（ecouter），因為沒人聆聽便產生不了音樂與其消費者之間的權力關係。
聆聽音樂是一種政治經濟行為，因為音樂控制噪音，壓抑其他的聲音，使之沉默，以便表現某種特殊意義，透過節奏在時間上的持續變化陳述其「科學理性」訊息，使新世界秩序逐漸在耳際成形，讓聽眾吸收美感意境及其律動所激發出的知識，發揮藝術的使用價值，一聽再聽，跟著起舞，將社會中的亂象紛雜整個排除、淨化。由於音樂對創作者是美感與喜悅，對聽眾是其昂揚、解放或純粹的使用價值，音樂不斷被包裝、推廣、再生或以教育的方式達成其交換價值，成為音樂中介或商人的文化成品。阿達利對音樂政治經濟的分析架構基本上是以生產、消費、分配這三個面向，來探討音樂機制及其歷史發展。在第一個階段，阿達利是以「犧牲」為其主要特色，這個時期從遠古、中古以迄 17 世紀，大致是以 14 世紀為分水嶺，音樂家在這個籠統的時期中扮演先知或娛樂者的角色。最早的音樂與犧牲儀禮、法律密不可分，音樂與巫術、神話彼此強化政教作用，音樂是出神入化的統治媒介，雖然有民間樂者，但是朝廷、教會所任用的樂師不斷創出或複製象徵社會的秩序、神話及經濟關係，以便使權力集中在統治者手中。音樂是合法與維持秩序的調解者，以宗教或象徵的秩序調和社會上的不安、邊緣或暴力因素，以便人民景仰那些「以百姓為芻狗」的王公教士。
14 世紀開始，教會與宮廷聘用樂師，讓他們專門為階級次第服務。這個時候，多音的曲調也逐漸形成，音樂家的工作是將多音調和，在固定的宮庭、室內空間內，以簡單的樂器，取悅王公貴族。不過，隨著多音的發展及音樂家的專業化，音樂已慢慢走向獨立自主而且有市場取向。是十七、 18 世紀中產階級興起之後，音樂家的贊助者開始由新的中產消費者所取代，音樂由聖詠、贊頌、詩歌的形式轉為室內樂、奏鳴曲，讓中上階級的商人及其家庭成為愛樂者。1672年倫敦首度推出音樂會，從此音樂史變成以「代表」中上階級品味及其資源的生產及消費時期，音樂透過樂譜的出版正式成為中產階級購買的商品，而且國家也開始經營音樂的集中策劃，藉此讓人民相信某些價值、品味、民族性。在這個「代表」期，音樂理論的主要成就是和聲，使得中產階級更能代表、再現、享受其所能吸收的和諧，以便制止或忘卻衝突。這個階段大致是十八、 19 世紀，是古典或浪漫主義音樂最昌盛的時代。
19 世紀末留聲、攝影發明了之後，音樂隨著收音機、唱片的大量流通而變成容易取得，因此喪失了其宗教觀念的性格，也失去了原創性及品味。錄音技術改變了大眾的聆聽習慣，科學性的複製成為社會監控的工具。在這個時期人們大量累積、重複、而音樂也以大眾音樂、人工音樂的複製方式出現。阿達利對這第三個階段的批判有相當大的程度是承襲了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有關「可複製性」的論文，因此批判理論的影響痕跡十分明顯，甚至於將複製時代的音樂與帝國主義、官僚體制放在一起，大批其科學、無人性的操縱，並藉機指責當代的音樂研究。對阿達利而言，社會主義式的爵士大會合或自由爵士樂，那種隨興而起的街頭音樂，是新的希望與新的政治表現，又使音樂家回到早期街頭或「  樂師」（jongleurs）的創作家身份，就社會各種近便的噪音、「樂」器（臉盆、鑰匙、樹枝等），自由創造各種聲音，不是刻意要與別人交換或買賣，只是純粹自娛娛人，保留自己與他人的差異，但隨機應變，隨時加入或退出，自得其樂。阿達利在這種自由爵士樂中聽出新的「造音」及其社會遠景，就像畫家布魯格爾（Pieter Brueghel）的作品《歡會與吝儉的爭吵》（-Le Combat de Carnaval et Careme）畫中的圓舞，在歡會以音樂挑戰官檢、束縛、正當及規範性，圓舞者跳出新的生命韻律，展現身體的新統一感。
阿達利對自由爵士樂情有獨鍾，他沒能對瑪丹娜、麥可．傑克遜或MTV的商品美學提出政治經濟分析，這或許是他比較浪漫或有所偏好所造成。但是很明顯的，他所說的「重複」與「創作」在目前的音樂中是呈現著一種不穩定的結合狀態，彼此難分難解。在分期上，阿達利似乎偏愛資本主義興起之前的「樂師」（流動、遊戲、隨性的），有其社會主義式的念舊情緒，這與他的經濟理論專業並不完全和諧；不過，正因為他熱衷新視野、新社會主義的締建，這是全書值得玩味的餘音繚繞部分。
當然，以學術專業的音樂史與樂理來看這本書，其中漏洞確實不少，主要是阿達利並沒有以曲式或樂譜的細節，去分析任何一首音樂作品，而且四個階段的重疊層面相當多，以資本主義或商品行銷機制來分析音樂史，似乎忽視了音樂社群的錯綜變化，（如舒曼與李斯特、華格納與孟德爾頌在族群、宗教、文化、性別認同上的差異，導致了迥異的音樂作品領受，也使得某些音樂家被排除在正典之外）。這些音樂史中的性別、正典、種族論述問題，已隨著後殖民理論、女性主義的興起，而備受矚目，愈來愈多的音樂研究者以更細緻的方式印證或修正阿達利的見解，但是，若以自由爵士樂的創作觀來看阿達利，我們不得不佩服他的洞察力與一貫的論證。《噪音》這本書是關心音樂、欲深入其意義世界的讀者必須仔細瀏覽的有趣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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