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老街(CE0071)

類別： 歷史‧傳記>生活台灣
叢書系列：生活台灣
作者：莊永明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12年09月07日
定價：380 元
售價：300 元(約79折)
開本：18開／平裝／304頁
ISBN：9789571356501

【台北市文化局長　劉維公　推薦序｜2012 年新版自序｜舊版序——一起走向台北老街─三市街歷史巡禮｜第六章　殖民建築，歐風設計】

▼  第六章　殖民建築，歐風設計

台北城竣工近十一年，日本揮軍渡海，成為被接收的第一個大都會。

台北府城是清政府的台灣省省會、台灣民主國宣告獨立的首都：也因為它和日本本土距離最近，所以殖民政府迫不及待地決定「定都」台北。

一八九五年六月十七日，日人舉行了始政儀式，其實當時他們的政治力量僅限於台北城內，不僅南部尚有「民主國」的臨時政府，就是台北近郊也有義軍各據山頭，準備著打游擊戰呢。然而，日人不惜以隆重的方式慶祝，一來是宣告友邦，他們已是台灣的新主人，二來在誇耀武力，向台灣人示威。

日人據台初期，軍事倥傯，無暇革新政制，仍參酌清代舊制，設三縣一廳，縣下設支廳；將台北府改成台北縣而已。他們以蕩平全台為首要目標，因此對城內的建設，認為是「從長計議」之事，未予匆忙地去釐訂都市計畫。不過應急的衛生工程，他們還是迅速規劃了。

一八九六年三月，台灣總督府民政局就對台北縣（當時還未設市），下了一道命令，以每坪三十錢代價徵收因排水工程所需用的水田，一週後（十一日），又再飭令拆除台北城內外對排水工程有障礙的官民房屋。也許大家對這新來的主人，威信仍然懷疑，無人願意依公告價格將土地讓予，而且，那時並沒有制定土地徵收法，無法可循下，當局對民眾的抗拒也莫可奈何。土地問題不能解決，都市計畫實施等於空談，反正行政當局擁有立法權，於是，不久設立了台北「市區計畫委員會」，次第頒布法令，推動各項事宜。一八九九年，第一次頒布有關市區計畫的訓令，但是建設進行遲緩；一九○五年第二次都市計畫公布，這一次有了較完善的藍圖，而且實施面積也由第一次之七二一公頃，增廣為一，八○六公頃，並以人口十五萬人為施設的目標。

殖民政府有意剷除城內那些清國遺風的建築物，但是畢竟這些官署、民房都還不是頂老舊，蓄意破壞，徒遭民怨。

一九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台灣北部遭到一次大颱風侵襲，這場災害延至次日（九月一日），台北市區大多浸在洪水中，房屋倒塌達二八，七三一間，死亡人數有四九五人之多。台北廳決意以這個機會，徹底對台北市區加以重建，以期有個理想的台北，於是利用「急難準備金」，著手興築城內各道路；也因為這次風災的破壞，使台北有了從頭開始的新契機。

台北設市，高樓紛起

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及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以「糖飴與鞭」的統治，使日本殖民台灣的地位鞏固起來，而打消了將台灣讓與第三國的所謂「一億元台灣賣?論」。

承繼兒玉的佐久間佐馬太總督接長後，為日本帝國的長遠統治，就開始在城內大興土木了。 「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對台灣人素有「研究」，他曾說：「台灣人怕死，要用高壓手段威嚇；台灣人愛錢，可以用小利誘惑；台灣人重面子，可以用虛名籠絡。」他對「台北都會」的看法，也胸有成竹，因為他認為：「台灣人是屬於物質的人種，黃金和儀禮、華廈和宏園，是他們所尊重的對象，唐詩有句：「『不睹皇居壯，安知天子尊。』欲統治此類人種，宏偉的官衙，亦有收服民心之便。」難怪殖民時期的建築物以「壯」、「尊」見長。

於是，一座一座的雄偉壯觀建築，在飛簷、山牆的坐北朝南中國建築，摧枯拉朽下，被夷平後，逐漸地矗立在「台北城內」。這些建築，在日本國內也「望塵莫及」！

一九二○年七月，台北設市後，加速了更新面貌。十月一日實施的「州轄市市制」，當時台灣總督田健治即曾發表談話，說：「……實施此次改制之要點，蓋從來地方官官制之改正，雖有數次，而其主旨，均傾向中央集權，地方官之權限極為狹小，此次改制不獨提高其地位，擴張其權限，而與此相關之團體，遂亦逐次成立。因凡事如須一一聽命中央，不特有失機宜，亦濡滯難行。地方事務，自應由地方官員負責處理，使國務之進展，與民眾之便利相互增進。尤以地方公共事業之設施，應成立公共團體，使之與政府共同負責，以收政治之效果，此即革新政治之主因也。」

台北市終在日本人的手中「脫胎換骨」了！

台灣總督府

台灣總督府──當時為營建更有氣魄、更現代化的統治司令部，於一九○六年、一九○七年，兩度懸賞募集總督府設計圖；首獎五萬元，第二名二萬元，第三名一萬元，共有五十餘件作品參加了徵選；初選時挑出七名再從中複審，評審一致看好鈴木吉兵衛的作品；一九一○年秋，決定名次時，出人意料，似乎穩得五萬獎金的鈴木被淘汰了，因為有位評審員提出了異議，認為他的設計圖有抄襲海牙和平宮嫌疑，於是在第一名從缺情形下，第二名長野宇平的作品被採用了。

東京帝國大學出身的建築師森山松之助，對設計藍圖又提供了若干意見，並建議將工程預算由原來的一百五十萬元以下，提高至二百五十萬元，使之能成為容納一千人辦公為原則。

一九一一年六月一日，台灣總督府正式動工，費時六年九個月，於一九一九年三月竣工，總工程費超出預算，高達日幣二百八十一萬，比當時艋舺龍山寺、木柵指南宮、新竹城隍廟造價的總合，幾乎還要高出六倍，足見殖民政府耗費之大。

巍峨高聳的台灣總督府是當時台灣第一高樓，這座改良文藝復興式的五層樓建築，中央高塔約有六十公尺高。一登塔樓，俯瞰台北，給人有平地昇天的感覺。黃昭堂在《台灣總督府》一書中說：「台灣總督府是台灣殖民地統治的一個象徵。歷代台灣總督就坐陣在這幢大廈二樓中央正面的辦公室，睥睨著台灣人。」

大樓建坪二千一百坪，總面積達一萬零八千餘坪，不僅外觀雄偉，內部裝飾亦富麗堂皇，就是樓梯的柱頭，都裝飾著雕刻的葡萄及各種水果，來象徵富足及美感。大樓除供當總督辦公室外，當時內務局、文教局、警務局、財務局、殖產局、法務局、外事部及以後增設的米穀局都集中在此上班。

戰時，這座總督府曾被盟軍轟炸，部分被毀。

戰後，台灣士紳集資修復，一度改稱為介壽館，先做蔣介石六十大壽的賀壽建築，一九四九年年底，國府遷台，作為中央政府辦公之處，定名為總統府。

總督官邸

日本治台初期，總督官邸設在西學堂內，作為臨時性棲身之地。

占地廣達一萬一千坪的總督官邸於一九○一年落成後，台灣總督才有真正的行館，這座後期巴洛克式建築，樓高三層，屬磚造與混凝土合用之構造，規模宏偉，屋頂金屬瓦片，後院庭園，屬日式風俗，濬水池、造假山、蒔花植木，細草如茵，雅意盎然，由於花費過鉅，曾引起日本國會議員指責。北門外廓之石製「巖疆鎖鑰」即被移在此八角庭作為亭腳基石，如此做法，是否有統治者恃勝的心態，不得而知。

兒玉以次的各任台灣總督，均以此為公館，當時有「東閣」之稱，除了少數訪台貴族能被接待在此「總督套房」住宿外，其他人是沒有機會的；不過幾任總督為表示親民，曾邀約文人雅士來此吟詩酬唱。戰後，這座官邸改稱「台北賓館」。

台灣博物館

台灣博物館前身為「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博物館」，後改稱「台灣總督府博物館」，位於總督府後方，在一九一三年四月一日建築現新址。

被稱為古典造型建築代表作的博物館，位於台北二二八紀念公園北側，其原址為天后宮，一九一五年四月十八日舉行落成典禮。總工程費為二十八萬三千五百二十五日圓，當時，能以如此有限經費，建築這一座「日本建築學界所主倡近代主義中最莊重、技術最圓熟」的作品，是當時很自豪的事。

博物館興建的原因，是一九○五年為紀念前任總督兒玉及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對台治蹟，由官民捐款。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設立「省立博物館」，台灣同胞當時也捐款，高達二十七萬五千八百二十五銀元。

這座希臘式Doric Order二樓建築，建坪約五一○坪，因基座甚高，顯得更莊嚴肅穆，尤其中央的圓頂設計，極具巧思，從入口大廳，仰頭望之，彩色玻璃的採光窗，震撼人心。館藏以自然物、台灣原住民文化及南洋土著文化為展示主體。

台大醫院

日治時代，一八九五年日本宣布，對台「始政」是六月十七日，第三天即在大稻埕千秋街初設大日本台灣病院。一九一一年，開始在公園側的明石町（今常德街），即總督官邸後側通道營建台北醫院，由近藤十郎設計，當初曾調查香港、菲律賓等熱帶地區醫院，以為參考。一九一六年完成正廳主要部分，其後再經多次增建。

這座R、C及鋼骨結構、外壁有紅磚及面磚的建築，當時是遠東地方最大的綜合醫院。

台北帝國大學成立後，成為附屬醫院，戰後，歸制為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台北火車站

台北火車站，有清時代，原設於大稻埕河溝頭，稱為「大稻埕火車票房」；那時南下列車僅到新竹，日本人修築縱貫線後，將「台北驛」改建於今忠孝西路現址，一九一八年四月落成；後因交通量驟增，一九三八年工程費八十萬日圓，再予改建，一九四○年六月完工，係方塊組合的建築，不算豪華壯觀。「台北驛」，台灣人稱為「火車頭」或「前站」，因為大門是開在「城內」，面對城垣拆除築成的三線道路；而另設「後驛」（後車頭）在大稻埕。

「前站」和「後驛」，設有陸橋溝通，需購買月台票，五、六○年代，票價是新台幣五角。從前站走第四月台，就是北淡鐵路搭車處。

為便利旅客，分散貨物站於樺山站（戰後改為華山站），今北平路，即日治時代樺山町，係紀念據台第一任總督樺山資紀而命名。

台北郵局

台灣早期私人信件託民營信居代遞稱批館（信，台語為批），台灣郵政則始於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劉銘傳創辦郵遞新政，最初台北郵局設於大稻埕的建昌街，後移於北門內側京町（今博愛路）。

原為木造房，一九二六年改建，一九三○年三月竣工，占地四千坪，樓高三層，水泥鋼骨構造，表面塗綠色，戰後，添建四樓，改為淺褐色。

郵政、電信的業務，原來本是一家，稱為台北電信局，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日，實施自動式電話之後，郵政、電信才分離為郵便局、電話局。

台灣銀行

日軍登陸基隆僅四個月，日人即由大阪中立銀行在基隆設置出張所（辦事處），辦理國庫業務及從事一般銀行業務。

台灣總督府直轄的台灣銀行於一八九九年成立後，在同年十月一日，接管國庫業務，成了殖民政府的金融中心。

位於總督府北側的台灣銀行，一九○三年是一幢木造建築，一九三八年始完成正面有希臘哥林多柱式的建築，壁體是由花崗石與人造石嵌砌而成，曾被評為當時最優美的建築物之一。台灣銀行雖屬「地方銀行」，但一九四九年後，「代理」中央銀行的諸多角色，通行貨幣也由台灣銀行發行。

法院大廈

法院大廈位於總督府南鄰，一九二九年四月改建，一九三四年四月竣工，同年十月三十日舉行落成典禮，建坪一、八三○餘坪，耗資一百四十萬日圓；中央為五層，兩側為三層，外壁貼淺綠色小面磚，可說是台灣建築由紅磚外觀，進入貼面磁磚的代表作。門窗及廊道均有優美的圓拱，莊嚴偉觀，充作高等法院、檢察局、台北地方法院。

公會堂

公會堂舊址為清代台灣撫台衙署址，也就是日治初舊總督府廳舍；一九二八年，台灣總督府藉紀念日皇裕仁登基，開始規劃興建一座公用建築物，以資紀念，乃委由總督府營繕課設計，由井手薰負責。一九三一年拆卸衙署，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興工，歷經五個寒暑，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完工。

這一座風格和台北火車站同屬台灣建築史上淺綠色面磚時期的四層鋼筋水泥建築，基地面積為三千六百餘坪，建築面積達一千二百三十七坪餘，總建坪達三千一百八十五坪，工程費花費九十八萬日圓。台北公會堂的規模規劃，是以一九三○年代大台北市容納六十萬人口數的藝文空間而設計。

這座宏偉的民眾聚會建築，其外觀、內部現代化的設備，在日治時代是數一數二，與日本本土相較，亦只遜於東京、大阪、名古屋等都市公用建物而已。

日本無條件投降，「受降典禮」選擇於此，一九五二年，中日和約也在這裏簽字。

戰後，公會堂改稱中山堂，是台北市民的活動中心，不過國府遷台初年，中山堂的功能甚多，一九五○年到五九年，立法院會在中正廳舉行；第二、三、四屆總統、副總統在此行就職典禮，還有中樞開國紀念日典禮，也都選擇在此。如無這座「日本人的建築」，當年不少大典可要費腦筋了。「中華民國國民代表大會」目前會址，設在中山堂後段，原後段面臨中華路的花圃已改建成為大樓，曾當作國民大會祕書處。

台灣鐵道旅社

這座日治時代的觀光級飯店，面績約有三、○六九坪，建坪六二○餘坪。位於「台北驛」前方，即今希爾頓飯店西側新光摩天大樓一帶，建築雄偉，「內部裝飾及餐器都是很講究」，興築此西式豪華飯店是配合台灣西線縱貫鐵路的貫通。當年，比起日本本土的一級觀光飯店，毫不遜色，堪稱台灣第一家觀光飯店，這座台灣人稱的「鐵路飯店」，在一九四五年太平洋戰爭的美國軍機轟炸，夷成焦土。

菊元百貨店

一九二八年動工，費時四年完工的「菊元百貨店」，位於有「台北銀座」之稱榮町（今衡陽路與博愛路交會處）。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開幕，是台灣第一家百貨公司，代表台灣生活消費水準，進入了現代化百貨公司的格局；擁有台灣第一部商用電梯，可直達第五層，菊元百貨，樓高七層，有「七重天」之稱，是和「台灣總督府」似乎同高的高樓建物，當年傲視全台；是「城內」繁華的象徵；菊元百貨一至四樓是華洋百貨總匯，五樓為食堂，有「洋食」（西式料理）以及咖啡等喫茶室，六樓也是賣場，七樓是加蓋的觀景樓層，可鳥瞰台北城風景。登樓可搭乘「流籠」（升降梯）是民間第一次有此設施。戰後，接收納入貿易局，稱「新台公司」，後數易其主。

建築歷史，歷史建築

台北毀城夷廓後，日本人雖將行政中心設於台北，但是並非平衡地發展台北市的建設，一切以他們盤據的城內為主，所以一幢幢的雄偉大廈，被規劃、建造在城內。而且道路的施設，也城內、外有別。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台灣民報〉第三卷第十八號，有如此評論：

「到過上海的人便知道，租界內的道路和租界外（即中國界）的道路，實有天淵之別，不幸這種現象，我們也能夠在台灣的首都台北市發現。城內的道路，正如上海的租界內、城外（稻江、萬華）正好比上海的中國街道，稻江、萬華這方面，一下了雨，便泥濘水窟滿街道，不堪出門，唯城內則不然，當局這種不公平的路政計畫，我們無從而知，但知道他們失策罷了。」不僅道路有兩種標準，送電也是一樣，雖然「同是點電燈，同是納同樣的電燈料（電費），但是總督、長官、內地人（日本人）上班、居住的城內就很少會停電，而大稻埕常常停電，只因為大稻埕方面的送電用料，皆是城內換來。」（台灣民報第二卷第二十六號）。

公會堂還沒有計畫營建時，時人曾呼籲當局重視城外，他們說：「一個偌大的台北，又是台灣的首都，而一個公會堂也沒有，實在奇之又奇！我們早就倡其急要了。……然而這裏有一個問題，是位置的問題，我們是希望台北市公會堂的位置，要取一個公平的辦法，不要像總督府、台北醫院、公園，和其他一切官衙、公署，盡蓋在城內。」

當然，「凡事以日本人為本位的台灣」，時人的建議，未能奏效，也因為日本人另有野心地在「城內」建置，所以大正時期（大正元年即民國元年），城內的市街被譽為「日本最新的城市」，城內的幾座大建築比日本重要近代建築也不遜色。

建築家李乾朗說：「一九○○年之後，台灣總督主掌建築工程的營繕課任用了一批出身東京帝大建築科的技師，這些西方教育訓練出來的建築師與當時之建設政策配合無間，永久性的官署廳舍即出身於他們的手筆。所謂後期文藝復興式建築乃漸漸出現，這個新的形式是延續了歐洲的傳統，又稱為樣式建築。一九一五年落成的博物館是一座里程碑，到了一九一九年總督府廳舍落成時，算是樣式建築之形式及美學標準，作了一個總結。」他又給緊接著台灣建築界的革新，做了一段詮述：「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前的階段，是現代主義折衷主義時期。由於結構方式及材料之開發，有了革命性的演進，建築的表現更趨豐富。例如台灣大學及高等學校（今師大）校舍均是代表性作品，公會堂（今台北中山堂）為此期之高?。」

日本殖民政府的官廳，改換了滿清時代坐北朝南，而以「向北、向東」為原則，這是以「北望日本」、「迎接旭日」的政治考量。今天的凱達格蘭大道、仁愛路，即是表徵這種帝國意識的「都市中軸線。」

巡視了城內而今尚存的「殖民政府時期」建築，和走過當年街道布置，我們可以明白，不僅建築風格賦予了台北市一個「西化」形象，也反映出當代的歷史的一面！我們知道「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從醞釀、成長、茁壯，以致被摧殘，正是日本人平地起高樓的這段時間。

一九四五年，追隨陳儀來台，派任麻豆鎮曾文區區長丁名楠，對戰爭期間，遭受美機狂轟濫炸的頹垣斷壁的台北市城內建築，有如此的感言：「……類似這樣的建築，當時內地各省都還沒有，這些現代的建築雖然透露了日本企圖永久占領台灣的野心，但也顯示了日本的氣魄和實幹精神，不可小視。」

城內街道，在汰舊更新下，「大漢」的遺風，很快地雲散了。由於「歐風」的吹襲，今日的重慶南路一段（本町）、衡陽路（榮町）、館前街（表町）、博愛路（京町），在日治時代，在「大和」風格中，也有歐洲的「身段」。

歐風建築，書香街道

走進重慶南路，街頭右側原「消防組」，為一座高塔型建築，登高可眺望市區失火之處，速即派消防員前往救援。

重慶南路一段，是著名的「書市街」，有人說是台北市書卷氣最濃厚的街道，匯集於此大大小小的六十多家書店、出版商，成了台灣的知識訊息發布地。

其實，書市街的形成是在戰後，因大陸著名的書局，為逃避紅禍，而相繼遷台，如商務、世界、中華、正中等，這些「名牌出版社」在台另啟新頁，而形成了重慶南路的書香氣息。

「書市街」的早年歷史源於北邊西側的「台灣書店」和南邊東側的「東方出版社」；「台灣書店」在日治時代是「台灣書籍株式會社」，作為殖民政府印製中小學校教科書的大本營：戰後，成了省政府的「教科書總批發所」，一九四六年改組為「台灣書店」。「東方出版社」則是「新高堂書店」，是當時大書店之一，戰後，由以游彌堅、林呈祿等為首的台灣知識分子「接收」，改組為「東方出版社」，曾出版《東方少年》雜誌，幾成了兒童書籍專賣書店。一段南北的這兩家著名書店，原建築都是「歐風」的，曾被列為紀念性建築，不幸難逃被拆除重建的命運。重慶南路一段也是「閱兵大道」，好幾年的十月十日，隆隆的戰車聲、刷刷的擺臂聲、響亮的口號聲，在這條街上一陣陣地湧過，這一天的早上，也正是書市街難得全面歇業之時。

「城內」最主要的幹道─重慶南路也是「國府之道」，只是總統不「走」其路；兩位蔣總統是由中山南路轉介壽路（今凱達格蘭大道）驅車直入總統府，而李登輝總統等後繼者，則將官邸設在附近的愛國西路處，也不過此「道」，此路雖無「官氣」，但有「士氣」，畢竟讀書人喜歡來此逛街，而且買書後，如有時間，信步朝南走，幾分鐘就到了南海學園，漫步植物園，更可「修心養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