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拜經濟學：有拜有保庇！？大廟小廟香火鼎盛背後的經濟性與趣味性(CVB0029)

類別： 生活文化
叢書系列：生活文化
作者：鍾文榮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14年11月21日
定價：280 元
售價：221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248頁
ISBN：9789571361116

【作者序　灶神的無私與有德｜內文試閱】

▼  內文試閱

我的高雄老家靠近海邊，附近有幾間王爺廟和媽祖廟，每隔幾十年會有一次作醮廟會。在我小學二年級時發生大火，燒毀了幾艘漁船，附近的社區也燒得幾乎一乾二淨，說也奇怪，我家後面的王爺廟沒有受創，僅被薰黑而已，王爺神像也是完好如初。這讓人嘖嘖稱奇，難不成是神蹟降臨？這件事在社區裡是個大事，神威顯赫是唯一能夠形容的用語。災後社區重建，社區居民不僅要籌錢重建自己的家園，還額外籌錢重建這間王爺廟，後來王爺廟規模變大了，也成為社區的信仰中心。

我很好奇，如果王爺能夠神威顯赫保自己的廟免於祝融肆虐，為何會讓社區毀於一旦呢？還是王爺的神威僅能保自己，無法澤披給我們？事實是，王爺廟緊鄰巷道，當時巷道成為大火的防火巷，消防隊可以在這裡灌救，也許就是位置、時間的巧合，加上消防隊的灌水搶救，王爺廟就這樣倖免於難，而我們因為見到王爺廟安然無恙，就以為是王爺神蹟降臨。

吃不飽也要借錢蓋廟
現在這間王爺廟的規模還是一樣，但香火差多了，因為社區人口結構嚴重老化，年輕人幾乎都外移了。我的另一個老家林園，人口結構也是老化，居民的信仰還是王爺和媽祖。有一次我到岸邊，看到一間巍峨、嶄新的媽祖廟。我很好奇，從金融海嘯後臺灣的經濟並沒有多大起色，失業率高、經濟成長率低、人民實質所得降低、可支配所得也降低，估計這間廟也得花幾千萬元才蓋得起來，難不成社區居民都這麼有錢可以奉獻蓋廟？

富麗堂皇的媽祖廟與周邊破舊的漁村建築，形成強烈的對比，難道臺灣人再窮、再沒錢，廟還是要蓋、神還是得拜，香油錢還是繼續捐嗎？可以肯定的是，香油錢就是錢的支出，直接排擠掉民眾的可支配所得。幾年來，很多宮廟的香油錢收入大不如前，甚至淪落到要破產拍賣，但信徒的信仰行為沒多大改變，甚至還想從神界求得更多好處。只要是為了私利的信仰支出，信徒還是可以繼續掏錢買單，甚至加碼買進，這和買彩券一樣，買多一點，中獎機會就多一點，即使這是個謬論。當然，有些宮廟也會不堪信徒到廟裡拿現成的香燭紙錢拜拜，卻分文不捐。面對香油錢愈來愈少，但開銷愈來愈大，廟公也會跳腳，甚至被管委會減薪，乾脆一點就希望別的廟來購併，或者拍賣了事。

信徒捐款蓋廟和宮廟的數量，究竟與哪種經濟現象有關？我們可以假定，臺灣人蓋廟行為一定和某種經濟現象脫不了干係，而蓋廟必須要有土地與資本，總括來說就是需要一大筆錢。這筆錢不會憑空從天上掉下來，一定是來自信徒的捐獻，當信眾的口袋有錢時，會不會是蓋廟速度最快的時期呢？

臺灣的宮廟總量是個未知數，這個原因來自於很多宮廟沒有登記，另外原因是到底多大規模的廟才算是廟？田間的土地廟、石頭公和樹頭公算不算？另外就是一間廟可能祀奉多位神祇，譬如可能同時祭拜媽祖與觀音，那要算媽祖廟還是觀音廟呢？

一九七○年代有個特點，剛好是十大建設期間，當年臺灣經濟成長正值起飛期，也就是我們常聽到的「經濟奇蹟」，也是經濟成長率最高的年代，這段時間也是從出口擴張走到第二次進口替代，這時民間財富迅速累積，宮廟的數量也增加。但一九七八年之後，進入產業升級的年代後，經濟成長率開始下滑。其實臺灣所謂的經濟奇蹟，按經濟成長的階段論來說，也就是經濟起飛期，根本不是奇蹟，而是一條必經之路，走入成熟期後經濟成長率自然減速，逐漸往大眾消費階段前進，服務業開始領先製造業，這也是一條必經之路，非一條衰退之路。

以內政部資料，一九九七至二○一一年，宮廟的成長率（除二○○二年宮廟重登記之外）約在一%以下。依照余光弘〈臺灣地區民間宗教的發展：宮廟調查資料之分析〉指出， 一九五九至六○年、一九六二至六三年、一九七二至七三年和一九七九至八○年這幾段時間，宮廟、教堂數量都有躍升的現象上。這兩份研究都說明一九八○年以前，宮廟數量維持成長趨勢，也證明經濟成熟期以前和宮廟數量具有一致性的發展軌跡。

社會學者認為，臺灣的宮廟量減緩很大原因是幾次宗教歛財事件的負面影響，但過去宗教歛財的主事者與團體如今還是安在，甚至更加蓬勃發展，蓋的廟更大更宏偉，只是這些建築物不適用廟的定義罷了。所以我認為，新建宮廟數量減緩的最大原因是因為民眾口袋裡的錢變少了。

最佳拍檔乩童與桌頭
從消費行為來看，宗教信仰會影響消費者的行為，但反過來說，我們也只是從眾多的信仰商品中選擇一個我們合意的商品來加以信仰。我們如何做選擇呢？大致上會從接觸開始。有人告訴你，這個宗教可以幫助你如何如何，你願不願意接受呢？因此，你必須要有一個訊息來啟發和引導你選擇。

偶爾會有朋友推薦我某個信仰，我很納悶的是，信仰如何能被推薦？我是個自主思考非常強烈的人，我不需要別人推薦的商品與消費，同樣的，我也不會去推薦別人選擇商品與消費。我為了考博士班，老婆大人帶著我跑了好幾處宮廟，當然也包含文昌廟和孔廟。坦白說，我是個無神論者，要我借助於一個不可知的力量，來引導我做出選擇，我絕無法接受。但人類的心智模式卻不是如此堅毅不拔，也就是說，一個人無法絕對理性，總有一絲絲的感性思維會隨時竄出，所以我只好拿香跟著拜。

「你總是要問文昌帝君和孔子，到底能否考取博士班吧？」老婆大人這般說。怎麼驗證呢？很簡單，臺灣人的做法就是求籤、擲筊，我也依樣畫葫蘆向文昌帝君與孔子說明來意：信徒某某某想請問，我能否考取博士班？接下來就到籤筒抽出一支籤。根據習俗，要抽取最突出的那隻籤，然後拿著這隻籤再向文昌帝君、孔子確認是否就是這支籤。做法就是擲筊，如果是聖筊，就確認了；如果是笑筊，代表神明對你的選擇無法確認，或者不知何意；如果是怒筊（陰杯），表示神明不認同，就重新再擲筊請示。

這種過程很有意思。一開始是信徒向神明請示，所以問題是可以被設計的，而不是神明直接告訴信徒答案，所以擲來擲去、問來問去都是請神明針對提問指示。譬如我可以這樣問：文昌帝君在上，信徒想問我是否可以考上臺大博士班？如果是聖筊，答案就有了，如果是笑筊，就再擲筊，是政大嗎？就這樣一路問下去，總會有個聖筊。

擲筊是問神明的意思，也就是旨意，因為神明不會開口和信徒對話。在傳統信仰，普遍認為神靈的旨意必須能夠傳達給信徒，就必須要兩個角色來傳達，一個是乩童，另一個就是桌頭。前者很多人都清楚，但後者的角色很多人並不清楚，尤其是對傳統科儀不清楚的人更不知後者是個吃重角色。

簡單來說，信徒不懂神鬼語言，乩童的角色就是透過對神靈的感應「跳童」後神靈附身，來傳達信徒與神靈之間溝通的訊息。起乩後，乩童原本的自我已經解離，變成是神靈的代言人，但這些鬼神語言還無法被信徒所理解，此時必須靠資深的傳譯者，就是桌頭，來扮演這個角色。桌頭是乩童與信徒間的溝通橋樑，就像同時扮演編碼與解碼的角色，將神靈的訊息透過乩童，桌頭正確解碼後再傳達給信徒，接著將信徒的訊息編碼後傳達給神靈。當然有人說神靈托夢指示，這也算一種非正式溝通。

桌頭的角色相當吃重，又和乩童焦不離孟，臺灣俗諺：「一個童乩，一個桌頭」道理就在這。一般來說，桌頭都是資深乩童，他不僅得熟知很多歷史典故、中藥典籍，還必須能明察信徒的眼色，所以我們常見到桌頭會開草藥給信徒回去服用，當然，桌頭早已先問過信徒的狀況，然後透過乩童作法，傳達給信徒，就這樣信徒以為是神靈的指示。然而，到底是桌頭和乩童唱雙簧，抑或真的神靈指示呢？《敲開陰間大門》書中提到，乩童與桌頭的雙簧其實有些真的是演出來的，但重點是要演得似真，就必須靠乩童的演技，輔以桌頭的幫襯，才能夠讓信徒信以為真，才會貢獻香油錢。

筊杯的疑惑與曖昧的神明信息
我們總是摸不透神明的心意與旨意，因為訊息不怎麼明確，於是透過擲筊決定就可以明確。以理論機率來說，二分之一的機會可以獲得明確的指示：聖筊，但根據實驗統計，擲筊或者擲硬幣的機率，正反面的機率其實不是二分之一。

美國史丹佛大學教授戴爾哥尼斯（Persi Diaconis），對於硬幣正反面的機率進行研究，硬幣在拋出時朝上的那一面，在停止旋轉後朝上的機率較朝下的那一面高。如此，擲硬幣非機率問題，而是物理問題。想必擲筊也不是機率問題，因為筊杯的構成質量與形狀並非均一，加上長年使用，或多或少皆有破損，因此擲出的機率怎麼說也不是二分一，如同塗了奶油的土司從桌上掉下來，大都是塗了奶油那一面朝下一樣。

新北市林口國中學生，曾以「筊杯的疑惑」為題參選，得到最佳鄉土教材獎。同學從材質、大小、擲拋角度，和彈跳進行實驗，結果證實擲筊機率真的不是二分之一。因為筊杯是非均質物體，所以掉落時會改變方向，也因為兩個筊杯的動能不同，而使撞擊地面時產生彈跳和翻轉。此外，擲筊的角度大於一百八十度後擲筊，出現的聖杯機率會大於、小於一百八十度的擲筊。這群好奇的國中生，希望透實驗進而改善筊杯，設計出一個公平機率的筊杯。

每一副筊杯的機率都不一樣，這就呼應了宗教人士認為的神意不可測說法。

正因為神意不可測，所以我們把需求推到不可知的神界，企圖從中找到訊息，這樣我們的疑惑就可以被解釋。假定神明代理人可以很精準的傳達神界的訊息給信徒，沒有扭曲與捏造，我們就把這個訊息當成神界給的答案。訊息是宗教信仰中相當重要的程序，我們會把訊息視為指示或導引，這在傳統道教信仰中司空見慣，只是我們沒有辯證，為何需要來自天上或地下的訊息呢？

很多人都有發財夢，但能不能發財是機運。從經濟行為來論，想發財這件事其實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偏好。我也做過發財夢，但我深知這輩子沒有偏財運，與其天天想發財，還不如有個穩定的工作與收入比較妥當。我去過南投竹山的紫南宮，向土地公婆求財，其實動機是想親身體驗求金的過程，而非真的想借錢。根據求發財金的程序，信徒有二分之一（實際上應不是）機會獲得土地公婆指示。真的很缺錢，可以商借六百元，有四分之一的機會可借五百元，以此類推，直到第六次都得不到聖筊，機率是六十四分之一，代表土地公婆認為這個人不缺錢。從機率上看，缺錢的機率當然高於不缺錢的機率。

求金的結果解釋也非常有意思。求金規則明示要花掉這筆錢去生財，不能用於投機與賭博。因此，求金者的行為模式可能會改變，變得比較敢在事業上冒險。而常理告訴我們，風險與獲利經常是一體的，當求金者的態度與行為模式改變了（可以說變得比較勇敢積極），他也許可以獲得一筆收益，也許是生意成功，也許是創業有成，合理化這樣的結果後就可以解釋成獲得土地公婆的庇佑了。因此，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說，信仰其實可以改變信徒的行為模式，而這個改變是來自神界的訊息。

我看過 電影《聖戰士II：空降信條》，講的是三個美國傘兵空降到法國作戰的故事，其中一個中士提到，他選擇自願從軍的理由是他在教堂祈禱很久，祈求基督給他一個指示，最後他得到的指示竟然是要他志願從軍。他的父親是教會的牧師，面對獨生子可能戰死而想勸他打消念頭（私心），卻又無法抗辯來自於基督的訊息，只能消極的接受這個事實。我認為導演在鋪陳這個場景時的張力不足，但卻點出宗教信仰矛盾的問題。我的想法是，把選擇的結果（其實是被選擇）歸因於神明的訊息指示，在某些場合（如戰爭）是不是更容易被拿來利用呢？

某些極端的宗教，以二○一二年是馬雅曆的世界末日為理由，選擇集體自殺，就是相信神明的指引與訊息是對的、不可逆的，必須服膺這樣的選擇。但選擇的背後依然是自利的，也許是求來世幸福或脫離到另一個世界，但不管怎麼看待，這些教徒依然是服膺自利的選擇，他們選擇且深自以為自己的選擇是最有利的，但他們只不過是按照對自己最有利的方式，去執行神意罷了。

……

愈窮困的人，捐款愈多？
根據主計總處的統計，約有五百三十多萬人曾經捐款給公益團體，平均每年捐款總額約四百三十億元。中研院的調查亦顯示，半數以上民眾曾經捐款給宮廟、教會等宗教團體，顯見臺灣民眾對於宗教信仰的投入相當熱衷。

以捐款金額而言，在二○○九年第五期第五次的調查中，捐款金額為三千五百七十一元，在分項變數上，女性的捐款金額（三六一○元）略高於男性（三五三四元），都市女性（四八八九元）又更高於男性（三三四五元），但鄉村男性（三七一八元）卻高於鄉村女性（二二九○元）。在歷次的統計上，大部分民眾的捐款金額大致在一千元以下，和一千零一元至三千元居多。

若以宗教區分，根據四次的統計，民眾對宗教的捐款經驗大部分以佛教和民間信仰為主。

捐款的目的，則以消災祈福做功德、感恩奉獻、回饋社會、佈施修行，與建廟、修廟為主，但以建廟、修廟為捐獻目的，於四次的調查中出現逐年遞減現象，而且非常顯著。

根據學者楊莉婷的研究指出，在社會變數中，女性的捐獻金額較男性高；年齡較高者捐獻金額呈現顯著，捐款金額也較高；都市地區比鄉村地區捐獻金額較多；已婚者較未婚者捐獻金額高；教育程度較低者比較有意願捐款；無工作者捐獻金額呈現顯著，捐款金額較有工作者高；個人所得較高者捐款金額也較多。另在宗教行為變數中，以祈禱次數愈頻繁者捐獻金額顯著，且捐款較多，自評宗教強度呈現負顯著；在宗教團體和教會的影響力越大，捐獻金額越高；無祭拜祖先者的捐款金額，較有祭拜祖先者高且呈現負顯著。

上述的研究同時指出：當民眾有宗教信仰行為時，將會增加十四倍的捐獻金額；當有生活體悟者，將會增加三倍的宗教捐獻；女性每增加一單位的捐獻會比男性多○‧四倍；年齡每增加一歲會多捐款約五十元；居住鄉村地區會比居住都市地區減少○‧七倍的捐獻；未婚者較已婚者多增加○‧八倍；每減少一年的教育機會，會增加約二十五元的捐獻；無工作者較有工作者增加三‧一倍的捐獻；月薪增加的民眾，每年會增加約一百元的捐獻；每增加祈禱次數會增加八十三元捐獻；較有宗教信仰者會增加二百五十元的捐獻；宗教團體和教會擁有的權力愈小者，會增加三百七十元的捐獻；有祭拜祖先轉為無祭拜祖先者會提高四○%的捐款。

信徒捐款與經濟景氣
在經濟學的供需模型中，供需會導出均衡價格與均衡數量，經濟學家也常用價格與金錢來表示需求與效用。當然，宗教也會有金錢的活動，譬如捐獻以及宗教服務的收費。劉怡寧和瞿海源在「塵世的付出，來世的福報：臺灣社會中的宗教捐獻現象」文中指出，「隨喜功德的價值觀下，付出金錢的多寡端視信徒們內心如何估算奉獻與回報之間的關係，從歷史上的宗教發展經驗觀之，可發現在諸宗教的教義及理念中，並不認為世俗的金錢和神聖的宗教情懷之間存在著無法跨越的鴻溝，也不會單純地將金錢簡化為罪惡之象徵，相反的，反倒將金錢的世俗性格，做了神聖性的轉化，使得信徒們得以藉著金錢奉獻的行為，確證自己的宗教虔信度，化解了神聖領域和世俗領域所可能隱含的矛盾衝突之處。」

上述的觀點是很容易理解的。以一個消費者對一件事物的需求而言，當然表現在他願意為此支付的最高代價，以需求線而言，在線上的任何一點，即代表消費者在對應某個消費數量上，他願意支付的最高價格。於是，當需求提高（需求線外移），也就代表消費者願意支付的代價提高了。所以，宗教捐獻的金錢與財富的多寡同樣代表信徒對於宗教信仰的需求強烈與否，以及他的虔誠程度，而金錢的世俗性格則被「婉飾」（Euphemism）了，世俗的金錢與宗教之間並未衝突與矛盾，也不是罪惡的工具，如添香油錢這件事，金錢已經被轉化性質了。

民眾宗教捐獻的目的，主要還是消災祈福做功德，這種屬於自利的宗教活動相當活躍，尤其是在私人神壇更為普遍，而且和經濟榮枯與否沒有顯著的關連，正因為這屬於私利的部分。但景氣的榮枯與否，對於其他目的宗教捐獻金額就會降低，這與民眾的所得消長有關。

從圖五家庭實質可支配所得可以得知，家庭實質所得的趨勢是向下滑落，尤其是農戶家庭實質可支配所得在二○一○年僅有七十二萬四千九百九十三元，是自一九九六年以來的新低，與收入最高點一九九九年的八十五萬四千五百九十六元相較，僅達八五%，可見臺灣農戶家庭收入一年不如一年。

這幾年，不僅是家庭實質所得降低，連實質薪資收入（包含經常性薪資與平均薪資）亦同樣降低，但臺灣的物價水平其實不高，排除季節因素與氣候影響，物價在一九八二年以後，大約保持在五%以下，相對於香港、新加坡和韓國，臺灣的民生物價算是平穩。這就衍生出一個關鍵問題，臺灣的家庭收入並無太大的成長，在低於物價成長率之下，實質收入卻出現逐年減少。

曾有學者指出，臺灣的薪資收入普遍低落的原因，其實最大的關鍵來自於產業結構的問題，因為產業並沒有與時俱進升級與改造，仍留在代工與加工的階段，導致勞工成本與世界各國相較竟然是廉價勞工。
回到主題，信徒的捐獻會隨著景氣波動與收入而變化嗎？我們已經知道臺灣的家庭實質可支配所得是逐年下降的，整體的GDP成長率在過了經濟起飛期後，年成長率也開始下降，大盤加權指數也未見再突破萬點大關。整體來說，一般人口袋裡的現金其實是不多的，在過去臺灣錢淹腳目的年代大量出現的宮廟與神壇，此時就會出現僧多粥少的問題，香油錢的營收下降，甚至入不敷出，因此神壇與宮廟不得不以更功利的手法爭取信徒的香油錢。

根據楊莉婷的研究，教育程度較低者比較願意捐款，無工作者捐獻金額也顯著，且捐款金額較有工作者為高。這可以發現一個趨勢，即是當大家收入變少時，宗教捐款的意願是降低的，且金額也會變少，但收入可能較低、教育程度較低又失業者的捐款反而比其他人高，這層問題社會學家並未提出解釋。

（本文節錄自四、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