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見墜落之聲(YY0184)
EL RUIDO DE LAS COSAS AL CAER

類別： 總經銷代理>新經典文化
叢書系列：新經典文化
作者：胡安．加百列．瓦斯奎茲
       Juan Gabriel V?squez
譯者：葉淑吟
出版社：新經典
出版日期：2017年09月29日
定價：370 元
售價：292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20頁
ISBN：9789865824877

【1 孤獨的長影】

▼  1 孤獨的長影

第一隻河馬，是那隻重達一噸半的珍珠黑公河馬，牠在二○○九年年中的一天，遭人射殺。兩年前，這隻河馬從馬格達萊納河谷區毒梟艾斯科巴的動物園逃出，逍遙在外。牠破壞農作物、闖入飲水槽、嚇壞釣客，還攻擊了牧場牲畜。狙擊手們逮到牠，立刻開槍，一槍射穿牠腦袋，一槍打中心臟，因為皮厚，槍手們用口徑零．三七五英寸的子彈才能打穿。沒了生命氣息之後，狙擊手們站在屍體旁拍合照，照片上那粗糙漆黑的大東西，就像顆墜落的隕石；槍手們就在那裡，在那棵遮蔽毒辣陽光的木棉樹下，對著第一批聞風而至的攝影記者和好奇民眾解釋河馬太重運不走，然後就開始肢解屍體。當時我所在的波哥大公寓，距離那地方大約兩百五十公里遠。我第一次看到這張照片，是在專門報導國家新聞的重要雜誌上，占了半頁版面。我從報導上得知，河馬內臟就埋在牠倒地氣絕的同樣地點，牠的頭顱和四肢則被送到波哥大的一所生物實驗室。我還知道了那隻河馬不是單獨逃出，還有妻小跟著──比較八卦的報章感性地用「妻小」稱呼不知下落的母河馬和小河馬，媒體則繪聲繪影地報導著當局正無情追捕無辜的動物，為搜尋失蹤河馬這件事添增悲傷色彩。那段時間，我一直注意著這起追蹤捕緝的新聞，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一個許久不曾出現在我腦海的男人，那個人，以及他謎樣的生命，曾經是我唯一在意的人與事。

接下來幾個星期，我想起瑞卡多．拉維德的次數愈來愈頻繁，從只是偶發的事件、只是記憶對我們的惡作劇，變成了縈繞不去的幽魂，趁我睡著時佇立在床邊，在我失眠時遠遠地凝視著我。晨間的電台節目、夜間的電視新聞、人人閱讀的專欄，以及乏人問津的部落格，都在質問有沒有必要圍剿迷途的河馬，還是捉住牠們、麻醉牠們，再送回非洲就夠了；我在公寓裡，即使遠離漫天辯論，卻無法自拔地抱著厭惡的心情追隨，我越來越專注地回想瑞卡多，回想我們相識的日子，回想我們短暫的友誼，以及友誼帶來的長遠影響。官員在報紙和電視上詳細列舉偶蹄目哺乳動物可能散布的疾病──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偶蹄目這個新詞；波哥大高級社區出現了拯救河馬英文字樣的Ｔ恤；我在公寓裡，在下著綿綿細雨的漫長黑夜裡，或是沿著街道漫步到市中心時，開始回想瑞卡多．拉維德送命的那天──甚至糾結在細節的準確與否。我詫異自己竟能毫不費力地想起說過的話、看過或聽過的事、嚐過並已走出的傷痛；我也詫異我們人類竟能如此毅然決然，一頭栽進回憶有害的漩渦，總之就像運動員綁在腿肚的訓練沙袋，不但沒好處，還搗亂正常的運作。慢慢地，我發現河馬的死替我人生中許久以前展開的一個章節畫下了句點，但我從容自若，差不多就像一個人回到家，關上一扇粗心沒關好的門。

就這樣，這篇故事揭開序幕。我不知道回憶對我們有什麼用，是帶來好處還是可能的懲罰，我也不知道當憶起過往時，我們曾經歷的前塵往事會如何改變，但是對我來說，回憶瑞卡多．拉維德急如星火。我曾在某處讀過，人應該在四十歲那年把他的人生故事說出來，而這個截止期限卻加速到來──寫下這些字句之際，我離那該死的生日只剩幾個星期。把人生故事說出來。不對，我要說的不是我的整個人生故事，而僅是一段發生在許久以前的日子，當我說出口時，我會很清楚，這個故事跟童話一樣，以前已經發生，以後還會再發生。

最後是不是由我來說這個故事，幾乎不是最重要的一點。
*　*　*
一九九六年初，瑞卡多．拉維德送命的那天早晨，他走在波哥大市中心拉坎德拉里亞區狹窄的人行道上，穿梭於老舊的屋舍之間，那陶瓦和大理石屋頂讓人無從判斷存在的歷史。他抵達十四號街的一間撞球場，幾名小弟正準備陪常客打撞球。球局開始時，絲毫看不出他有任何不安或慌張──他拿著同一支撞球桿，使用同一張球桌，就在最靠近盡頭、上頭開著無聲電視的那面牆邊。他打贏三名小弟，但我不清楚他贏了多少又輸了多少，那天下午我在隔壁桌，沒跟他同一桌。不過，我清楚記得他付完帳單，告別球客，走向轉角邊的門口。他穿過前面幾張桌子（這裡的桌子通常空著沒人使用，因為燈光會在球的表面投射奇怪的陰影），接著他腳步一個踉蹌，像是絆到什麼。他轉過身，回到我們身旁；他耐心地等我結束進行到一半、六或七次的開侖，甚至短暫地為我的某顆三顆星擊球表示讚賞；接著，當他看到我在黑板記分，便湊上前來，問我知不知道哪裡可以借到錄音機聽聽他剛收到的錄音卡帶。

後來，我問自己很多次，如果瑞卡多．拉維德沒走向我，而是其他球客，故事會怎麼發展。但這個問題毫無意義，一如我們對過去會有的諸多疑問。拉維德會選我，有很好的理由。這個事實無法改變，後來發生的事也一樣。

我是在前一年歲末，離耶誕節還有兩個星期時認識他。那時我剛滿二十六歲，拿到法律學位兩年，雖然對於現實世界還懵懂未知，在法律研究的理論世界卻如魚得水。我靠著《哈姆雷特》有關假借發瘋與脫罪的論文拿到榮譽獎章畢業後，至今我依然會問自己，我的論文到底是怎麼成功通過的，更別說還因此拿到殊榮──我變成我那一科史上最年輕的教授（這是我榮獲教職時，從前輩口中聽到的評論）。我相信，成為法律入門教授，教導剛剛告別中學、誠惶誠恐的孩子基本理論，是我人生唯一看得見的地平線。在最初幾堂課，我站在木頭講台上，面對一排又一排不知所從的青澀男學生和老是睜大眼的女學生，嚐到掌握權力的滋味。第一批學生跟我的年紀相差不過八歲，但是我們之間卻因為權威和知識，橫亙一道不見底的深淵──我已經得到這些東西，他們還兩手空空，是踏進這個學涯的新客。他們敬佩我，也有點怕我，我發現，這種害怕和敬佩像是毒品，會讓人上癮。我跟學生談到幾位洞穴學家受困於某洞穴幾天，為了活下去開始啃食同伴，法律該不該支持他們？我跟他們談到莎翁名劇《威尼斯商人》裡的老夏洛克，談到他想割下某人的一磅肉，談到精明的鮑希雅以律師的術語打算阻止他──我樂於看見他們企圖從錯綜複雜的故事中找尋法律與正義的理念時，在可笑的論辨中比手畫腳、嘶喊與迷失自我。

結束課堂上的討論後，我會到十四號街的撞球場，那裡的屋頂低矮，時常煙霧瀰漫，是個全然不同的世界，一個既沒有教條也沒有法規的世界。在那裡，我以花點錢比賽和喝點白蘭地咖啡來結束一天，有時一、兩個同事會一起跟來，有時是女學生，幾杯下肚後，她們可能就跟我上床。我住在附近，一層位於十樓的公寓，那裡的空氣涼颼颼，視野非常好，可以眺望這座用磚頭與水泥砌起的城市；我的床隨時歡迎學生在上面討論貝加利亞的刑罰理論，或博登海默艱澀難懂的章節，甚至是藉由比較容易的門路換取分數。如今看來，當時我的人生彷彿屬於其他人，充滿各種機會。後來我明白，就連那些機會也都是別人的，一如退去的浪潮，在不知不覺中慢慢消逝，直到剩下今日面貌的我。

那段日子，我的城市開始告別近代史上最殘暴的幾年。我指的不是隨便的刀鋒相交或不長眼的子彈亂飛，不是名不見經傳的走私販之間的明算帳，而是勾起卑微老百姓之間小小怨恨和小小復仇的暴力，操縱這股暴力的兇手正是集體組織──國家、毒梟，以及軍隊。我們波哥大人已習慣暴力存在，一部分是因為它的形象不斷透過電視新聞和報紙傳播；那天，最新一起犯罪以即時新聞快報的方式出現在電視螢幕上。首先，我們看見記者在國家診所門口報新聞，接著換上一輛滿布彈孔的賓士車──從碎裂的車窗可以看到後座、玻璃碎片以及乾涸的血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