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課(AKP0282)

類別： 文學‧小說‧散文>散文雜論
叢書系列：新人間叢書
作者：亞然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19年03月29日
定價：320 元
售價：253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288頁
ISBN：9789571377490

【【自序】 ｜內文摘錄｜推薦序／馬家輝】

▼  內文摘錄

孤島

讀書研究的生活必須規律，無論在倫敦抑或台北都一樣，都是起床、吃飯、工作、然後回家；聖誕也好佛誕也好，都跟我們沒有關係，因為研究生的日曆每一天都是黑色的：沒有假期、沒有休息。

做研究的生活規律之餘，而且孤獨，當台灣的麥當勞最近也可以自助點餐的時候，真的可以一天到晚完全不用開口說一句話。所以no man is an island這句說話其實不對，每個研究生其實都是一座寂寞的孤島。

難怪久不久就有報導說，要多多關注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最近美國有研究發現：研究生比一般人感到抑鬱焦慮的機會超出六倍。人的情緒就像一個循環，總會有固定時間的潮起潮落。我的專欄一直以來都寫讀書的生活，讀者或多或少應該捕捉得到我最近的情緒狀態處於什麼位置。

我在台北住古亭、工作的地方在大安，之前氣溫還在三十度以下，可以穿過大安森林公園慢慢走到辦公室，總見到一群大媽聚集晨運、幾隻松鼠跑來跑去，還有一對又一對的男女男男或女女在拍拖在親熱。但六月未到，台北已經熱得像火爐，看新聞說今年台灣香港都一樣，都是破紀錄的炎夏。一到室外已經全身濕透、幾乎立即溶掉，我差點以為自己是瑪利歐，去了會噴火有熔岩的世界。

因為只在台北待半年左右，可以租住選擇的地方都沒有太多，最後選了一間小小的?房，就在一棟老舊的大廈裏面。房間樓底很高，台灣人說這些是「樓中樓」，床就在閣樓上面。對於常常在家工作的人來說，書?跟床的距離還是愈遠愈好，分成兩層就最好不過。不過?房沒有窗口，外面天晴抑或下雨都不知道；而且沒有廚房，一天三餐都要在外面解決，思考「晚餐吃什麼」就成為每日最大的難題。

讀書人容易覺得孤獨和失落，不過反過來也一樣容易快樂和滿足，到書店逛逛然後捧著一堆新書回家就是最好的方法。最近讀江勇振教授寫的《舍我其誰：胡適》（剛剛出到第四部）讀得入神，讀胡適先生如何走上留學的路、又如何從修讀農學轉到哲學。胡適是留學生，我也是留學生，就算永遠不可能成為胡適，也要以胡適先生作為目標，奮鬥一下。

最近還有一件小事為我的苦悶生活帶來一點歡樂。在台灣銷費，無論飲食玩樂都總有張發票（即單據），台灣人總會收集這些發票，為的是參加由政府舉辦、每兩個月一次的發票號碼大抽獎，特別大獎的獎金是1000萬新台幣。

去過我住處的朋友都笑我像獨居老人，因為我有個裝滿發票的信封。而且每晚回家之後，總會將當日的發票資料輸入手機的「雲端發票app」，方便「對獎」。最近終於開獎，在我一共百多張發票之中，有兩張中了「六獎」，共得400元正，真是可喜可賀，對嗎？

大留學潮

眨眼來了倫敦差不多三個月，開學之後一直大忙，讀了很多課程相關的書和文章，充實到不得了。因為忘我投入學海，很快就適應新生活。這裏的生活簡單，就是讀書和照顧以往不需自己照顧的三餐飲食，即買?煮飯。機械一般的生活，日復一日，時間轉眼就過。

身邊大半的同學都來自不同國家，大家最常講的都是記掛自己老家，念茲在茲的都是家人和朋友、還有天氣和食物。我還記掛以前常常流連書店的日子，來回掃射「豬肉?」上的變化，哪本書是新出版哪本書搬上架了，基本上都掌握一二。現在要在倫敦讀新出版的中文書，動輒要女友寄包裹飛越半個地球才能讀到，運費跟書價看齊（甚至更貴），實在太過奢侈，所以至今只寄過一本、讀過一本。寧願寫下書單，待回港之時才買過痛快。而那本越洋寄來的書，是和自己非常貼切的一本書——《大留學潮》。

貼切因為自己是個留學生，而今時今日也是千百年一遇的「留學大潮」。二月（2015年）的一期《經濟學人》，指在2013年尾，世界各地的中國留學生數目接近110萬，是史上最多。單計在美國就讀學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就超過11 萬人，非常嚇人。《大留學潮》的作者張倩儀（前商務印書館總編輯），寫的不是今時今日的留學大潮，而是寫那動盪到不得了的二十世紀初。單論人數，那時的留學生數目比現在少千百倍，但對中國的影響卻隨時大千萬倍。

現在的留學生，是為了求學求知識，說穿了是求一張「沙紙」；當年留學生想的卻是救國救民，希望學習別國之長、補中國之短。1905年科舉制的結束，標誌?海外留學潮的開始，書的其中一節「新科舉洋進士」，點出了留學生的精英地位，相當於科舉制下最高級的進士。清末民初的中國精英，第一等是出國的留學生（特別是得到公費資助留學的學生）；而次一等的精英，就要數在國內大學讀書的學生。

兩種精英的其中一大分別，是學生的心態，而這又可見於內地大學的特色。中國第一代翻譯家嚴復的孫女、現在於加州帕克萊大學任教的學者葉文心，研究民國時期的大學。她所寫的《民國時期大學校園文化》就講了民初時期，不同院校的獨有文化。像聖約翰大學，是典型的精英西化學校，一般學生都不熱衷政治，讀課程主要關於英文訓練和科學學科。即使對社會事務較關心的復旦大學，後來亦因為經費問題，提供更多與職業訓練相關的課程，吸引更多學生報讀、增加學費收入。復旦將重心由社會學科主導改變為職業導向，犧牲的就是相對關心政治的傳統。

至於出國留學的精英，可以說是任重道遠。一方面學習現代化的知識，希望拯救陷於水深火熱的中國，從登上輪船開始已經滿腦子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等理想，他們就是打開長年封閉積弱的中國的一道鑰匙。無論這些留學生是否意會到這份責任，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影響外國人對中國的印象。

當時留學的難度，相比現在都困難得多，無論是飄洋的旅程抑或經濟狀?，跟今天的「留學」都不能同日而語。

今天坐十多個小時長途機已經覺得痛苦不堪，那時候要到歐洲，就要坐船經印度到非洲才能進入歐洲，頭暈嘔吐是肯定的。至於在外地生活，像打理家務、煮飯煲水，在當時中國男女性別定型之下的年代，處理這些家務不單單是「由零學起」，更要衝破心理障礙、突破男女之間的想像。就算是全國最精英的救國青年，都要做家務。

民國初年，中國國力疲弱得很，要出國留學談何容易。書中提到當年家境不俗的巴金，想要留學法國也幾乎要傾家蕩產，所以巴金的哥哥曾經勸他暫緩計劃，待家庭先儲點錢。但作為幼子的巴金堅持到法國，他哥哥也只能放棄前途、全力資助老弟留學。巴金去到法國之後，哥哥寫信問他外面世界究竟是如何，希望巴金分享一下。大哥為了成全老弟的理想而犧牲自己，這是兄弟之情，也是余華小說《兄弟》中的：「即使生離死別，我們還是兄弟」。

留學不容易，更遑論救國。不過如果我們不是將救國理解為那種「超級英雄式」的拯救世界，單單是出國留學、開開眼界，已經是踏出救國的第一步。像當年的其中一個留學熱點——法國，留學生對法國的最深印象，不是花都的浪漫，而是當地中小學對學生的管理。像寄宿學校中的嚴格作息時間、注重清潔衛生等，這種劃一的規律，對當時留學生來說是難以想像的。但一個國家要富強，良好的國民質素是首要條件。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蔣介石的南京政府，為什麼在1920年代取得政權之後推出《新生活運動綱要》。這份綱要所要求的，就是衣食住行都要有規律，然後再談禮義廉恥。

大學生是浪漫的（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說），留學生在外地應該更加浪漫。書中提到胡適先生在美國讀書時，他在1916年的時候，分別收到1210封信和寫了1040封信。即使今日科技發達，留學生也未必常常跟老家親人朋友聯絡，遑論書信，但胡適就平均一日寫近三封信。這千多封信中，又有多少是情書呢？

提到留學的浪漫，不得不談徐志摩，因為他跟劍橋的浪漫故事實在是個美麗的誤會。讀劉禾教授的《六個字母的解法》時，就有講到徐志摩的故事。首先，他在英國的時候不是劍橋大學的正式學生，他只是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的特別生，徐志摩在大部分的時間，甚至是住在距離劍橋頗遠的小鎮Saxton，所以徐志摩究竟在劍橋逗留過幾長的時間，都值得疑問。另一個誤會，是徐志摩推崇備至的康河，也一點都不浪漫。因為這條河是劍橋祼體協會的活動熱點。當徐志摩說「甘心做一條水草」的時候，其實同時有很多人在水草間祼泳，或許也是這個原因才令徐志摩如此「甘心」。

上一代國人的留學故事，其實都不是徐志摩的康橋故事。因為當時的時代背景，本身已經很困難。他們代表的中國，不是今天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強國，而是面對列強瓜分的中國；他們就算得到國家的公費資助，其實也只是國家打敗仗的庚子賠款，所以胡適才會說「留學者我國之大恥也」這句重話。這是上個世紀的留學歷史，也是今個世紀中國留學生所不能想像的歷史。

在倫敦的半年   

V，帶來倫敦的那疊信紙，轉眼寫剩幾張，提醒我在這個跟香港很相似的城市已經生活了半年有多。離開香港之前，跟你許下承諾，要每個星期跟你寫一封信，除了交功課那幾個忙到發瘋的星期之外，我也守了諾言。對上的幾個月，很投入地沉浸在學術當中，是我讀了二十年書以來最專注的幾十個星期，為了讀完那些根本不能讀完的reading，很多時候連續一兩天都足不出門，最多只會推開房門，走到那個共用的廚房煮點東西餵飽自己。所以你常常帶?奇怪的語氣，在電話筒裏問我，為什麼每個星期都要從宿舍走一大段路到郵局，再排長長的人龍去買一枚1.33鎊的郵票，而不一次過買十枚八枚方便自己。其實就是為了每個星期一，找個藉口，離開那狹小的房間，呼一口大英帝國的自由空氣。

這幾個月的時間，除了錯過區議會選舉和立法會補選的投票之外，其實還是時刻留意?這個伴我長大的香港所發生的大小事，甚至覺得比以往有更清楚的了解。或許是生活的距離遠了，看的角度闊了；又或者因為有了「時差的優勢」，你知道現在香港發生的大事通常都發生在深夜凌晨，無論是搞革命抑或是政府炒高層，都喜歡選擇午夜場時段。就是因為在倫敦，我可以透過現場直播看看香港又發生什麼事。

不過，當見到香港好像變得愈來愈沒有希望、跟外國朋友聊天他們又總為香港感到擔心和不安的時候，就會因為自己沒有置身其中而感到一種無以名狀的內疚。唯有每次都安慰自己，就算人在香港其實也沒有多大作為。要高呼勇武的話，留在倫敦坐在鍵盤前大叫，也一樣結果，一樣方便。

說是一年的課程，要上的課其實半年就完成，現在只剩考試和論文，時間也鬆動一點，終於可以感受一下這個城市的美好。至少終於有閒情逸致，走進我學校亞非學院旁邊的大英博物館蹓躂一下。另外，我最近也迷上了古典音樂，發現了一個買音樂會門票的網站，以四、五鎊的學生票價就可以入場。倫敦是個欣賞古典音樂的好地方，除了有五大樂團（倫敦交響、愛樂、倫敦愛樂、皇家愛樂、BBC），也有好的書店唱片店去營造一種文藝的氣息。因為有了一種嗜好之後，就會有一股希望不斷知道更多的動力，只有找相關的書來讀才能達至滿足。查令十字街上的書店Foyles，就是我最鍾意的書店。在搬到現址之前，幾個鋪位旁邊的Foyles老店，是董橋形容為「世界最大的書店」。現在新的Foyles就算不是世界最大，至少每個類別的書都很齊全，由宿舍走到唐人街，吃碟好像比香港還要好味的叉燒燒鴨飯，然後到書店打書釘、買書，這樣就是最好的一天。

從書店走回宿舍，總經過那位每晚都在羅素廣場站外擺賣熱狗的大叔，記得去年聖誕你來探我的時候，天氣太冷，我們忍不住買了一隻並且就站在旁邊完成，太多的茄汁還滴污了鞋。九月的時候，你也過來讀書，我們再買熱狗，好嗎？

從台北書展到台灣研究   

台北書展（台北國際書展）又來了，愛書人是應該至少去一趟的，跟香港書展是兩回事。不必區分孰優孰劣，只說台北書展特色：大型出版社的攤位，除了堆起書山大賣特賣之外，還擺?幾張??「傾生意傾版權」；又見到香港和台灣的獨立出版社，聚集一起，組成一年又一年的「讀字」攤位，提供主流以外的閱讀空間。這些景象，不難感覺到台灣人對書的認真。

想起兩年前的台北書展，那時還是本科生，上完課後趕去機場，變身記者飛去台北，約作家、約出版社做訪問，一切恍如昨日。

那個時候，台灣和香港剛經歷完太陽花和雨傘運動，兩地社會開始討論如何總結運動經驗。在書展中，訪問了幾個在台大讀研究院的學生，他們兼職搞獨立出版，出書記下他們眼中的社會運動。像幾個學生所寫的《魯蛇之春》、楊翠老師（學者、同時為學生領袖魏揚的母親）所寫的《壓不扁的玫瑰》。將經驗轉化為動人文字，不只浪漫，而且是最直接最實際的行動去將經驗總結，並且將社會運動的力量保存下來。

去年《號外》其中一期的專題是「台灣作為方法——香港文藝自決的想像」，這個年頭，兩個地方必須互相緊靠互相學習，才能生存。像這幾位研究生，他們重視經驗、重視文字的態度，就是我們應該向台灣學習的其中一種方法。這次訪問的經驗，是我活生生感覺到台灣作為方法的可能。我現在研究台灣政治，也是相信台灣的政治經驗，可以成為香港的方法。

很多人都問，為什麼在英國讀台灣政治？這要從我學校說起。以前曾經寫過我所就讀的亞非學院，一百年前成立，本身為了訓練一班殖民官員到亞洲非洲進行管治。一百年後，英國不再「日不落」，但學校仍然屹立，繼續專門研究亞洲非洲地區政治。所以學校其中一個特色，就是有十個大大小小的地方研究中心，當中最活躍、舉辦最多學術活動的，一定要數台灣研究中心，單在上個學年就舉行了差不多五十場活動。

或者很難想像在英國的學校怎樣講台灣、讀台灣？只要看看這些活動的講者、內容，你就會知道亞非學院的台灣研究，絕對不是請客食飯。兩年前，林生祥來過表演、馬世芳上年暑假時來過做講座、下個星期劉克襄來，談台灣當代文學，還未計學術界中做台灣研究的頂尖學者。這樣的「卡士」、陣容，就算在台灣也不易見到，反而遠在倫敦的亞非學院，差不多每個星期都可以遇到。

兩年前去台灣採訪，沒有想過現在竟然投入台灣研究。回想當日在台北落機，已經深夜了，翌日書展就開幕，所以從機場乘的士直駛酒店，公路上幾乎沒有其他車輛，車窗外的冷風滲入，打在面上。那是我首次離開香港工作，興奮同時，望出窗外覺得世界好像有點不一樣。昨夜步出亞非學院的圖書館，一陣冷風吹個正?，忽然間，世界好像重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