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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2
1976年10月7日
．「鐵血文人」吳濁流
「吳老沒在濁流中，但願看到清泉湧。」
1976年今日，吳濁流棄世。楊逵在「悼念詩」寫下如此言簡意賅的詩句追念這位鐵血文人，並祈望著台灣新文學的復興。
吳濁流，名建田，號饒耕，新竹縣新埔鎮巨埔里人，生於1900年，牠是「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生，曾擔任國小老師。1927年加入苗栗詩社，1932年參加大新吟社；三十五歲開始以日文寫小說，曾以「水月」、「泥沼中的金鯉魚」向「台灣新文學」投稿，頗獲佳評。1941年內渡，在南京大陸新報當記者，呆了一年後返台，出任「米穀納入協會」苗栗出張所主任，而後仍回記者職務，服務於「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新報」，光復初期，仍是「新生報」的無冕王。
有「台灣文學史上的古典長篇大作」之稱的「亞細亞的孤兒」（原名：「胡志明」）是這位「記錄文學」驍將在戰爭期間「以生命為賭注」的力作，從這部小說「可以知道在日本殖民地下喘氣的台灣人的心情和痛苦。」
以詩人自居的吳濁流，卻以小說留下其不朽文名，他的「小說創作觀」是「文學是清流，絕無濁流」：
「我寫的小祝帶有歷史性的性格，所寫的各篇都是社會真相的一所面。」
「文學就是文學，要有絕對自由意境才能產生好作品，拍馬屁不是文學，喊口號也不是文學，文學是婆術，不能來作工具。」
「模仿主義盛行一時，逃亡思想也應運產生，文化一直走下坡，不知其止境，而不自覺，尚口口聲聲高呼黃帝的子孫，擁有五千年優秀的文化；尤其可憐者，我們的精神文化一落千丈，變為自我陶醉式的精神勝利者，還不反省關於整個文化問題。」
「我們在台灣特殊環境下掙扎，其文學也在這樣環境下苦悶，若是不承認這樣特殊環境，也無法創造有生命的作品，其作品一切變為虛空，或是虛偽的，怎麼也談不起文學的價值。」
吳老嫉惡如仇，經常痛責「大頭病」患者，「雞栖王」、「怯懦卑屈的台灣人」、「自我陶醉的精神勝利者」、「文化仙」、「御用紳士」也經常掛在他的口中。他不願見及夕陽被黃昏吞沒，他的「意境」是「且喜夕陽餘艷在，殘威燒卻半天紅」。因此創辦了「台灣文藝」雜誌和吳濁流文學獎。
1932年11月8日
．以歌代哭的南音雜誌
「鑒於過去島內各種雜誌壽命多不久，凡我會員，對於寫作方面，應痛罵日人處，最好不必即刻劍拔弩張，直搗黃龍，惹翻檢閱者的神經；與其作無謂的犧牲，何如運用含蓄的筆法，使讀者稱快，而檢閱者惘然，較為得策。倘有特殊的理由，則不在此內。」
1931年秋，賴和、張煥珪、張聘三、葉榮鐘、許文逵、周定山、黃村城、郭秋生，聚集在台中莊垂勝家，九人做了以上的討論後，決定創辦一本半月刊雜誌，終於1932年1月1日發行創刊號，雜誌名稱由林幼春命名為：「南音」。發刊詞由葉榮鐘（奇）執筆：
「台灣的混沌既非一日了，但是有史以來當以現代為第一，目前的台灣可以說是八面碰壁了，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以至於社會上各方面，不是暮氣頹唐的，便是矛盾撞著。在這混亂慘淡的空氣中過日的我們，能有幾個不至於感著苦痛？……我們幾個傻朋友，伶俐不足以忭舞昇平，志氣不足以奔走運動，膽量不足以實行自殺，笑啼皆不敢，左右作人難，想來想去只好絞些腦汁，寫幾篇不三不四的文字，談幾句不關痛癢的閒話來消消愁悶，解解鬱憤。這樣無聊的極思，就是本誌發刊的動機。
……本誌在做同人自己表現一些牢騷之外，還期待它能做個思想知識的交換機關，盡一點微力於文藝的啟蒙運動。這樣的工作，我們亦自知很消極、很迂遠的勾當，然而在這百不可為的情勢下，也算是一種「以歌代哭」的辦法吧。萬一僥天之大倖，得籍這部小弱的雜誌，在這烏煙瘴氣裏發現得一線的光明，縱是不足以根本的去解決目前艱難的局面，或者能夠在這些迷濛苦悶的人們的心靈上，流一點文藝的潤澤，給一點生活上的慰安，那就真是同人等的望外之喜了。……」
「南音」共出了十二期，於1932年今日發行第一卷第十二期後，即告休刊。前六期在台北發行，發行人是黃村城，第七期至十二期，移至台中發行，發行人改為張星健；內有三期遭到查禁。懶雲（賴和）的「歸家」、「惹事」；一吼的「老成黨」；赤子的「擦鞋匠」都是「南音」發表的小說佳作；郭秋生所特闢「台灣話文嘗試欄」，和他的雜文「糞屑船」，也是以「南音」半月刊做為他欲推廣「台灣話文」的「實驗場所」。
1909年11月18日
．台北城下的義賊
「廖添丁的故事」，一直是說書、話劇、廣播劇、小說、舞劇、電影……的好素材，這一部「鄉野傳奇」，會有歷久彌新的感覺，不在於這位「義賊」被神格化，而是人們愈來愈覺得他曾是一位有血有肉的人物。
廖添丁的日據時期戶籍資料記載為：明治十六年（1883年）4月15日生，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11月18日死亡。父親廖江水，母親王足。設籍：台中廳大肚上堡秀水庄（今台中縣清水鎮秀水里）。備註欄登錄有：「竊盜四犯」。（竊盜前科四次）。
1962年修「台北市志卷十雜錄叢錄篇第二章紀人：「淡北稗海錄」有廖添丁小傳，文獻會做此「志餘」之錄，概說有云：「國人性喜怪誕神秘，一事幾經傳播渲染，幾乎面目皆非，台灣自無例外，……至於傳說，堪輿之言，於此科學昌明時代本人不足信，然此均為民族幻想之寄託，或民族性之流露，爰就傳說而記傳說，不加刪改修飾，以存其真。」
「小傳」開筆即述：「廖添丁者，光緒乙未割合後，橫行台北城下轟動一時，而使日當局無法應付之大竊賊也。」顯然，官方治史，難以縱筆的緣故，所以語多隱昧。
廖添丁，出身寒門，從小為人放牧，十三歲那年，日人據台，那時抗日潰軍散勇不少隱身民間，其中不乏身懷絕技之人，他有緣結識這些人，而且本身又是奇身異骨，很快學得武技真傳。
由於家鄉荒瘠凋蔽，難為生計，他北上闖蕩，原參加築造鐵路工事，因不堪日人壓迫，懷恨去職，從此流落大稻埕，和一群地痞流氓鬼混，為謀開支，而偷竊財物，典當度日；廖添丁一身是膽，做案對象，多擇日人鷹犬之輩，每有所得，必散一部分錢，救濟貧困，因此大家樂於助他一臂之力，日警偵騎四出，每欲擒他歸案，都失望而歸。
日警乃佈下天羅地網，懸高額賞金捉捕他，廖添丁為避風頭，潛匿八里鄉觀音山西麓荖阡坑，有一天，午睡方酣，他的朋友楊林為圖獎金，竟揮鐵鍬將惺眼剛張的他擊斃，時為1909年今日，這位「一代義賊」終於結束其二十七年的流浪生涯。
八里鄉今有祭祀廖添丁的廟宇曰「漢民祠」，有一區題：「漢之民也。」廖添丁雖非「英雄楷模」，但也算是一位「草莽英雄」。
1936年12月22日
．郁達夫訪台
郁達夫訪台是當年台灣文壇盛事；久慕其名，而無緣識荊的台灣新文學作家，知道「中國作家」郁達夫以福建省政府參議身份，接受日本外務省聘請，往日本訪問，也將來台做一個星期的逗留，高興不已。
尚未央於「台灣新文學」第二卷第二號如此寫著：「會郁達夫這念頭，從幾個月前，島內新聞一齊把這極有魅力的消息報導出來以來，就已深深地印在一般素常關心文學的人們的腦上了。有時偶然在路上相逢，書信的往來，或定期聚合，屢次都把他當為中心話題，提出來議論，這麼一來，更便這念頭越深刻，越熱烈地盼望其日來臨。老實說這也莫怪。一面因為關心新文學運動的我們，和「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壇之中堅作家郁達夫氏之間，雖然有高低之分別、主義主張的差異，而有心於建設殖民地文學之道卻一致的，一面也因為台灣文壇受本國（按：指日本）文壇之影響，姑且不說，而受中國中堅作家郁氏以外如魯迅、郭沫若、張資平、茅盾等的影響也可以說不淺。郁氏的作品之內容暫且不說，單以其措辭淺白、沒難澀之點，輕易閱讀，令人們有親近愛讀之處，也是值我們會郁氏之必要了。」
1936年今日，福建省主席陳儀所派的「經濟專家」郁達夫抵達台灣，給大家的感覺是：「曾在「創造月刊」和「讀書月刊」看過他的照像，覺得他是病弱而意氣消沈，又很孤獨的人，到這次會見，才發見（現）和從前已經兩樣，身體健康，舉止明朗又快活……。」他的話台行程，受當局的「案內」（安排）外，還有特務先生「保護」，但「台日社」和「新民報」部會分別為他舉行講演會和座談會，而且台灣作家也都設法到郁氏下榻的旅館去拜訪他。
二十七日，郁達夫抵達台南。二十九日，尚未央、趙櫪馬及林占鰲到「鐵路飯店」向他做早訪，他懇切的向三位年輕台灣作家表示：「寫作的人沒有用功，是不能寫出好的作品的。」郁氏還應三人之請，在簽字簿題了：「四海皆兄弟，中原要傑才。
「同是天涯淪落人」等句，也算話中有話了。當晚，他們三人又會同吳新榮、郭水潭、徐清吉等人，向郁氏請教中國文藝運動的近況、作家的近況、中國話拉丁化問題……等等問題。
黃得時曾在「台灣新民報」寫「達夫片片」連載二十回，介紹郁達夫生平，然而郁達夫的「蜻蜒點水」式台灣之旅，並沒有給「台灣新文學」運動帶來多大的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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