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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贅言
出版緣起
第一篇 中國文化的百年沉浮

作 者 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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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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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品格(WHA0149)

類別: 宗教‧哲學‧人文>哲學
叢書系列:香港中和
作者:樓宇烈
出版社:香港中和
出版日期:2016年05月13日
定價:400 元
售價:316 元(約79折)
開本:32開/精裝/304頁
ISBN:9789888369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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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贅言出版緣起第一篇 中國文化的百年沉浮



  第一篇 中國文化的百年沉浮

近代以來,西方人憑藉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緊閉的大門,西方的思想和理念開始衝擊中國古老的文化。經過鴉片戰爭、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中西文化之爭不斷,時至今日,這種爭執依然存在。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推進,人們逐漸意識到人文精神的重要性,而人文精神正是中國文化特有的品格。

中國文化何去何從

甚麼叫文化?從一般意義上來講,文化就是人類創造性的實踐和理論的結晶,它包含著一個民族的價值觀念、思維方法、生活樣式和信仰習俗等,跟一個國家的歷史和傳統密切相關。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文化就是歷史的載體。我們說中國有五千年的歷史,不是指某一個具體的朝代,而是指整個中國文化的積澱和傳承有五千年。所以,如果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文化主體性失落了,那就意味著這個國家的歷史中斷了,它的民族精神和傳統喪失了。因此,維護本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這一點現在正受到巨大的挑戰。

在當今世界,隨著國際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文化的開放和交流勢不可擋。這本來是一件好事,因為世界不同文化之間的對話和交流將是維護世界和平、推動世界發展的一種重要方式。但文化交流的前提是多元文化的共存,如果世界文化的發展都趨向一元,那麼既無法交流,也無需交流。

遺憾的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文化也在向全球化發展。當今世界上一些強國的強勢文化正在深刻地影響著其他國家的文化傳統。

我們講強勢文化,說得坦率一點,就是美國文化。在當今世界上,美國文化是一種強勢文化,它正在以非常強大的力量和驚人的速度向全球推進。它不僅嚴重影響了發展中國家民族文化的主體性,同樣也在影響著那些有著古老歷史文化傳統的歐洲國家。所以目前在歐洲,不管是法國,還是西班牙、德國,同樣都在思考,對於美國的強勢文化,應該採用甚麼方法來應對。

維護多元文化的存在,保持和發展自己民族文化的主體性,可以說已經成為當今世界許多國家、民族最為關切的一個問題。不然的話,自己民族特有的歷史、傳統、精神都會在強勢文化的影響下慢慢地消退,而失去文化主體性以後,國家的獨立性也就喪失了。

但我們不能採取抵制的辦法,乾脆不交流,這是不行的。當前有一些國家,有時候就會採取一些完全排斥外來文化的辦法來保護自己。這樣能不能解決問題呢?絕對解決不了問題。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推進,文化交流的趨勢是不可阻擋的。

因此,現在的挑戰就是:我們怎樣在與強勢文化的交流中保持一種清醒的文化主體意識,既汲取對方的營養,又不喪失我們自己的民族文化,維持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的獨立性?

這並不是一個新問題。一百多年來,我們實際上一直都在面對這個問題、處理這個問題。但是這個問題有沒有解決?沒有解決!不但沒有解決,形勢還越來越嚴峻。在今天的中國人中,懂得自己民族文化精髓的人越來越少了。因此,在我們重新探討這個問題的時候,回顧一下百年來的經驗教訓是十分必要的。

中西之爭

近代的反思

一百多年來,我們一直面臨著西方巨大的壓力,在很多時候,我們的國家甚至面臨著滅亡這樣一種巨大的危險,所以大家一直關注的問題就是:怎樣救亡圖存?怎樣使中國強大?方法是甚麼?就是向西方學習。因為擺在我們眼前的事實是西方強大,中國弱小。於是,就開始了一浪高過一浪的西化運動。

我們最初提出來的一個口號是:“師夷長技以制夷。”這是鴉片戰爭時期一位著名的思想家魏源提出來的。師,就是學習,夷,當時是指外國人;就是說,首先要學習外國人或者說西方人的“長技”,學習他們的優點。

在當時中國人眼裡,西方人的“長技”是甚麼呢?就是船堅炮利。大家覺得西方人之所以能戰勝我們,就是因為他們技術比我們發達,能夠製造出軍艦、大炮這些現代化的武器。所以中國首先應該學習西方的“器物文明”,學習西方人在技術方面的長處,學習好了我們再跟他們抗爭。

鴉片戰爭結束以後,中國就開展了洋務運動。鴉片戰爭發生在1840年,而洋務運動是從1861年開始的,當時李鴻章、張之洞這些人都是洋務運動的核心人物。

洋務運動的主要任務就是“師夷長技”。為此,李鴻章們開辦了江南製造廠等現代工業,建起了一支很強大的海軍 ── 北洋水師,而且也向西方派了一大批留學人員,造就了一批人才,大家都感覺不錯。

但是到了1894年,發生了甲午戰爭。我們都看過電影《甲午風雲》,大致知道是個甚麼狀況。中國的北洋水師,經過30年苦心經營的北洋水師,面對小小的島國日本,居然一仗就被打垮了!被徹底打垮了!

因此人們就開始反思,認識到僅僅只對器物方面進行改革,僅僅只向西方學習科學技術是不夠的,如果沒有好的政治制度來保證,器物文明學得再好也沒有用。當時有一個著名的思想家,叫嚴復,他就總結道,西方之所以能夠取得現在的成就,絕不僅僅是靠船堅炮利的器物文明,更重要的是他們還有一個現代的、民主的、平等的政治制度,並且通過共和的形式或者君主立憲的形式來保證這種制度文明的有效運作。

所以,甲午戰爭之後,中國的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 ── 康有為、梁啟超、嚴復、譚嗣同等人都來推動制度的改革。但對如何改革,大家顯然有著不同的看法。有的人主張學法國大革命以後建立起的共和制度;有的人主張向英國學習,搞君主立憲。

開始的時候大家都還想搞君主立憲,因為當時和我們最相似的日本,它的明治維新搞的就是君主立憲,既然它能成功,我們為甚麼不能成功?於是就有了戊戌變法。

結果大家都知道,戊戌變法雖然推出了很多新政,但是最後還是失敗了!這裡面的原因很複雜,現在有人簡單地把它歸咎到慈禧太后身上,我看也不公平。我想當時是很複雜的情況,是各種勢力綜合作用的結果,有國外的勢力,也有國內的勢力。總之,戊戌變法失敗了,有一些人也犧牲了,譚嗣同被推到菜市口給砍了頭,其他一些人都流亡了,康有為、梁啟超等都流亡到日本去了。

戊戌變法的失敗說明了甚麼呢?它說明光有器物改革不行,還要有制度改革,但制度改革如果僅僅停留在制度本身也是不行的。戊戌變法結束以後,有人說,整個戊戌變法的改革最後就剩下了一個成果,甚麼成果呢?京師大學堂,就是現在的北京大學,其他的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照舊。當然這只是一種說法而已,其實也不能說一點變化都沒有。因為一件事情發生以後,不可能完全退回到原來的狀態中去,一定會有所變化。

另外,還有一批希望發動民主革命、建立共和制度的人,就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民主革命派雖然最後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卻沒能將辛亥革命的成果保存下來,後來被袁世凱竊國,復辟了帝制。所以辛亥革命也是不完整的,只是趕走了清朝的皇帝,就整個中國而言,改革還是沒有成功。

於是人們又反思,怎麼回事?為甚麼改革始終不能成功?人們就發現我們深層的思想意識裡有問題 ── 我們的思想還是舊思想,觀念還是舊觀念,而改革一定要徹底地從思想觀念上去改造,然後才有可能改變制度,改變器物。所以接下來就有人開始醞釀、發動新文化運動。

一般認為新文化運動發生在1919年,其實早在1915年就開始了。新文化運動就是要徹底地檢討中國的傳統文化。當時的人們認為改革之所以沒能成功,就是由於中國傳統文化自身存在的宗法的、血緣的、封建專制的觀念太頑固。這些觀念如果不破除的話,中國就不可能進行徹底的制度改革,更沒有辦法徹底地改革物質文明。

新文化運動使改革深入到了意識形態這個層次。這個時候中國開始更加積極地向西方文明學習,比如創辦西式學校,引進西方的各種思想,以西方意識形態為武器對傳統進行徹底的批判。從形式上來看,當時最核心的批判集中於對儒家的批判,也就是所謂的“打倒孔家店”。

比如有一位著名的四川學者叫吳虞。他寫了好幾篇文章,認為中國的落後、貧窮,主要是由於長期以來頑固的宗法血緣制度和觀念造成的,這同時也形成了中國長期以來的封建專制制度。他的文章影響很大,當時胡適就稱吳虞是“隻手打倒孔家店”的四川老英雄。

從那時起,人們就開始激烈地批判傳統的儒家思想,認為只有破除傳統的道德觀念,我們才可以有一個新生的機會。同時,在新的教育制度的推動下,整個學科的構建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研究學問的方式、方法也都發生了變化。

但是,也有很多人在反思這樣批判傳統是不是有片面性,或者說有不夠慎重的地方。特別是到1914年歐洲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許多歐洲的學者都在反思,歐洲文明既然那麼好,怎麼還會發生這樣一場殘酷的世界大戰呢?這同時也引起了許多中國學者的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很多人就到歐洲進行考察,比如梁啟超,他是康有為的大弟子,是戊戌變法的主將之一。他到歐洲考察後,回來就寫了一本書,叫做《歐遊心影錄》,記錄在歐洲遊歷時的所見所聞。

在歐洲,梁啟超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社會蕭條的狀況,這反映出歐洲文化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於是他就反思說,我們過去想的就是一切都是歐洲的好,西方的好,中國的都一無是處,所以希望用西方的思想來徹底改造中國的傳統文化,但這樣真的就對嗎?

就這樣,梁啟超等知識分子從歐洲考察回來以後,思想有了很大的變化,他們感覺到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簡單地看待西方文化和我們的傳統文化,西方自然有他們優秀的一面,但我們自己也有一些優秀的傳統,應該有所鑒別地學習西方的東西。

這些從歐洲考察回來的人,當時就在中國掀起了一股國學熱。我們現在也講國學熱,當時也有一個國學熱,也有國學講堂。很多人覺得,經過對傳統的幾次批判後,回過頭來看,中國文化其實也不是一無是處,也應該認真對待。

但是,在那個時候,整個中國社會的主流還是向西化發展,有些人研究傳統的目的並不是為了保護傳統。比如胡適,胡適很早就提出要整理國故,而且也確實寫了不少關於傳統文化方面的東西,有一些也很有見地。但是胡適的目的他自己就講得很清楚,他說:“我研究國故的目的是要從國故裡面去找那些垃圾,把這些垃圾給找出來,然後徹底地把它給清除掉。”

當然,也有很多學者採取了比較客觀的、公允的看法。比如說有的人提出來,我們不但要學習西方,同時也要認真地研究中國傳統的東西,使得這兩者能夠更好地結合起來。但是我剛才講了,當時社會的思潮整體還是傾向於全盤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