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交易：全球商業的黑暗面(DH00415)
Shadow Trades: The Dark Side of Global Business

類別： 行銷‧趨勢‧理財>投資理財
叢書系列：BIG系列
作者：阿莫斯．歐文．托馬斯
       Amos Owen Thomas
譯者：鍾玉玨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3年06月30日
定價：500 元
售價：395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76頁
ISBN：9786263538887

【內文摘錄】

▼  內文摘錄

器官移植觀光潮
隨選移植
偏愛活體器官甚過死屍器官，意味須同步進行摘取與移植手術，才能保持移植器官的品質，影響所及，催生了醫療手術觀光潮。開發中國家的器捐者被安排飛往受贈人所在的工業化國家（或是兩者對調）。此外，雙方也可能飛往第三國進行手術然後休養。一開始的相關報導出現在印度、巴基斯坦、中國和菲律賓等國，近幾十年來，已蔓延到亞洲、中東、拉丁美洲、東歐和南非的開發中國家、新興國家和轉型經濟體。2000年代末左右，一些國家已通過立法，控制以醫療觀光為名義的新殖民主義器官交易，但不清楚是否落實執法。儘管印度的法律只允許親屬捐贈腎臟，但以造假文件獲得腎臟的做法仍很普遍，據悉一位外科醫生竟在貧困村莊強行為大約500人進行摘取手術。
表面上，這種醫療手術觀光看似良性無害，在倫理上也站得住腳，由工業化國家人士出一小部分費用獲得還不錯的服務。想必它能讓更多人，包括開發中國家和新興國家的中產階級，負擔得起醫療服務，所以醫療手術觀光可謂有利社會公平。有人主張，這些來自工業化國家病人的付費手術能挹注開發中國家的醫院，讓醫院能夠為當地窮人提供免費或高額補貼的醫療服務，包括移植手術本身。擔心到國外就醫可能有手術風險，這種心態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社會對開發中國家醫護人員的偏見，以及工業化國家外科醫生的恐懼，擔心其他世界搶了其利潤豐厚的醫療生意。醫療手術觀光也可能是規避本國法律限制、宗教制裁和文化禁忌的一種辦法，例如可到國外接受生育治療、墮胎和變性手術，因此可能被受到歧視或弱勢公民視為一種有效的選擇。醫療手術旅遊的項目五花八門，涵蓋牙科、整形手術、代理孕母、神經外科、器官移植等等，公共政策和國際法規能否涵蓋所有項目，得打上大問號。

器官「零件」的定價
儘管人體器官黑市交易欠缺透明性，因此不易估計其規模，但全球每一類移植手術的參考價格都可在網上找到。世衛組織承認沒有關於器官販賣的可靠數據，但WHO的報告指出，器官仲介會向富裕病患收取10萬至20萬美元的器官移植費，並只支付貧窮的器捐者1000至5000美元。據說一枚腎的價格在伊拉克是500美元，在土耳其喊到5000美元。然而網路上有關移植手術費（包括器官取得費用）的報價顯示，工業化國家的價格與開發中國家的價格，兩者存在巨大差異。可以說，在巴基斯坦或中國這樣的國家進行腎臟移植手術的費用可能不到美國的十分之一，也不會不超過以色列或菲律賓等國家的三分之一。這對資本主義經濟體的私有化的醫療業是利多。
根據《伊斯坦堡宣言》，鑒於倫理問題，建議醫生勸告病人不要去國外購買器官進行移植。然而，一項針對腎臟科醫生、移植外科醫生、器捐協調師和病人所做的研究發現，醫護人員並不希望詢問病人的意向或過去的行為。在荷蘭進行的這項研究也發現，很難確認移植旅遊的規模，儘管大家知道病人曾前往中國、伊朗、印度和巴基斯坦接受移植，這些國家往往是病患的原籍國，畢竟是他們比較熟悉的環境。眾所周知，上述這些國家多半參與人口販賣與走私，為的是活摘他們的腎臟。這造成倫理上的挑戰，需要國際介入規範和執法。一些人主張區分移植旅遊、移植商業行為，以及以活摘器官為主的人口販賣，儘管三者緊密相連。在解決民族國家和地緣政治集團內部病患等不到移植器官的問題，以及提供執法資源打擊人口販賣弊端時，大家似乎沒預設到人口販賣問題隱含在前兩種現象內。

絕望的病人
禁止出售身體器官的規定與禁令，無疑代表病患需要更長的時間等待合適的器捐者，而這對於受贈者而言，形同預示等待期間存在死亡的風險。據估計，在美國有10萬名病患在候補名單上已等待多年，儘管每年有近三萬例的移植手術。同時，這些病人幾乎每天都要被拴在透析機上度過漫長的時間，病人、投保的民營保險公司和政府都要付出鉅額費用。然而，赴國外進行所費不貲的移植手術並不能保證患者能活命，也不能保證改善患者的健康，這一事實經常被這類影子交易的各方所掩蓋。整體而言，接受非親屬活體器捐的病患，在移植手術、病毒感染、需要更多免疫抑制藥物、出現糖尿病等併發症，以及死亡率等數字上，表現都很差。事實上，出國移植的兒童患者，術後結果特別不幸。除了不可預測的器官排斥問題，還有醫師不夠格不適任的風險、因醫療條件差而感染的風險、立刻在移植國出現的其他併發症，以及事後在自己母國（通常醫療費更高）出現併發症的風險。

弱勢的器捐者  
器捐者報酬過低
貧困、失業、個人危機和負債，是開發中國家器捐者賣器官或組織的主因。在事後扣除各種醫療和非醫療費用後，他們得到的報酬往往比承諾的少很多。這些從有償器捐者獲得的器官，價格卻飆漲數百甚至數千倍。文盲似乎是原因之一，因為窮人更容易受到這種欺騙和剝削。印度的學術研究證實了其他開發中國家的媒體報導，器捐者賣了器官後，繼續過著赤貧生活，健康狀況不佳，以及以過來人的經驗不建議其他人跟進。健康狀況不佳對器捐者未來工資的影響以及少不了的醫療開銷（後者通常由開發中國家政府承擔），幾乎從未被器官買賣供應商納入移植器官的定價裡。同時，受捐者被收取高額的器官費用，大部分的利潤由仲介商、醫生、醫院、旅行社、酒店和其他輔助服務機構瓜分。

偷偷摸摸摘器官
並非所有的身體器官捐贈者或出售者都是自願的，因為在一些國家，不乏新聞指出，有人被說服接受手術治療一些不明的疾病，後來卻發現腎臟被摘除。還有一些例子，有些人被更優渥的工資利誘到國外，結果發現對方要強摘他們的器官，或者得以勞力換取遣送回國費。時不時會出現一些 「城市怪談」，稱有人被下藥後醒來，發現自己一顆腎臟已被動手術摘除，這類故事不能說百分之百造假。流浪兒童或孤兒院孩童失蹤也被懷疑與這種影子交易有關。為研究目的而收集幹細胞，以及為治療目的而自然流產或手術流產的胎兒，是否屬於這種非自願捐贈的範疇，仍有待商榷。

被迫器捐
從活體或被處決的囚犯或戰俘身上摘除器官的做法，已被證實在過去獨裁國家中發生過。儘管中國的官方政策已改變，但商業罪犯和政治異議分子被處死的人數有增無減，這點持續與有利可圖的人體器官交易有關聯，獄方甚至會根據來訪外國移植病患的需要而處決死刑犯。外界質疑，死刑犯捐贈器官猶如「饋贈社會禮物」，以此彌補他們的罪行。甚至根據共產主義的詮釋與暗示，似乎所有公民的身體原則上屬於國家所有。在其他貧窮國家，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也有登記有案的指控，稱弱勢團體在暴力威脅下被迫捐贈腎臟（也許是因為拖欠債務），或被迫收回手術同意書，放棄治療。

診斷身體不適
病例和成長
有利可圖的治療，研究所需
隨著全球醫療保健逐步民營化，在利他主義器捐者以及受贈者在等待名單上的順序，政府作為兩者之間仲裁者的角色愈來愈小。器官移植手術可能是醫學界收入最高的一門專科，可與整型手術媲美，因此形成一個可能不光彩的全球供應鏈，利用最關鍵的元素──亦即病患對器官的需求，來圖利。窮人（甚至包括工業化國家）賣血漿給醫學實驗室、診所和製藥公司，這些血漿用於輸血療法（transfusion therapies）。在一些國家，無論是否徵得死者或其家屬的同意，從屍體上取皮膚和組織已成常態。然而，另一個最近出現成長態勢的領域是移植他人的胚胎用於生育治療、商業代孕和幹細胞療法。此外，移植並非醫療界唯一目的地，因為身體的所有部位或整個身體都已被用於製藥和醫學研究，以及當作醫護人員的培訓。

需求增加，供應減少
隨著工業化國家富裕生活普及後，新興經濟體也不遜色，腎衰竭人口也隨之上升，主要是因為肥胖、高血壓和糖尿病等健康問題所致。另一方面，公共衛生、安全宣導活動有成，加上更好的醫療照護，因此中風、心臟病，乃至意外事故致死人口則下降。一增一減，無意間造成工業化國家可用於移植的死者器捐數量減少。複雜的因素包括：器捐者和受贈者之間的相容性，移植手術優先考慮潛在受贈者的年紀（年輕人優先），移植器官的品質，是否患有其他傳染性疾病（如肝炎、癌症和愛滋病）。此外，病人病情的危急程度，以及器捐者與病人之間的距離是否夠近（以便能快速運送要移植的器官）。這些因素在在導致移植手術作為一種醫療補救措施特別具有挑戰性。

全球市場  
政治與經濟  
人體器官交易可能是經濟全球化的象徵，也代表移植手術在過去一個世紀持續進步。哈里森（Harrison T）指出，儘管開發中國家弱勢人口被脅迫活摘器官的醜聞時有所聞，但他遺憾相關的研究相對不足，也強調這並非只是經濟現象。他說，這還是政治現象，因為政府在社會服務領域的角色被弱化；此外，它也是文化現象，因為西方的現代化概念被外擴；它還是一種意識形態，因為它支持資本主義的交換形式。上述背景和因素確實促成這種特殊的黑市人體器官交易蓬勃發展。再者，深入研究全球涉及器捐者和受贈者的其他交換模式，這點對於克服社會瀰漫道德保留或觀望現象至關重要。此外，需要跨部門參與監督與規範，包括合法和非正規的機構與人士，讓他們加入複雜、跨國界的器官買賣與移植網絡。

網路價格套利  
網際網路的出現和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為人體器官交易提供新驅力，因為需要移植手術的人可以在全球輕易找到捐贈者、醫生、醫院和手術套餐。一如任何一種全球化的商品和服務，移植手術和其他醫療服務也存在價格套利，因為大家發現在國外可以負擔得起這些服務，旅費沒有想像昂貴，移民障礙少了，語言障礙降低，以及國外醫療水平提升。因此，人體器官影子交易既是這些器官移植旅遊全球化趨勢的受益者，也是催生者，但也與洗錢和其他非法活動掛勾。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個法律管轄區實施監管或是禁止人體器官交易的主張可能會適得其反，因為這兩種措施都可能將已經部分隱蔽的全球交易進一步推向地下。

文化相近性
對休養非常重要的社會支持網似乎決定手術得在接近病患國家、文化或地區的地方進行。在全球化的世界，這可以擴展到包括有共通語言交流的國家，例如曾被同一個歐洲國家殖民的開發中國家。因此，來自曾經被大英帝國殖民的國家（如肯尼亞）的移植手術病患，可能會覺得在一個同樣被大英帝國殖民的亞洲國家（如新加坡）進行手術更舒服。根據現成的統計數據，波灣國家富裕的阿拉伯人顯然更傾向於尋找其他以穆斯林人口為主的國家，如巴基斯坦。除了明顯的經濟差異，這種因飲食和宗教而對器捐者文化背景的明顯偏愛鮮少被明確提及。無論如何，這些模式暴露了大家對文化相近性的偏愛，不管交集是殖民主義還是宗教信仰，都超越了對移植手術地點的其他考慮因素。

僑民為主的市場  
討論器官移植的影子交易時，多少會忽略開發中國家的海外僑民與器官來源和手術地點的連結。雖然其他國家／民族的僑民也可能參與這種交易，但原籍國僑民的角色更顯著。有限的統計數據和傳聞讓大家有理由相信，擁有亞洲其他國家公民身分的富裕華人，在中國和台灣尋找器官和後續的移植手術。同理，居住在歐洲和北美的非當地居民印度人（NRI），似乎更喜歡在印度和模里西斯進行移植手術，後者的印度裔人口占多數。儘管這些選擇反映了文化的相近性，但仍然是富裕國家的僑民對貧窮國家人民的一種新殖民主義剝削，即使他們擁有相似的種族血脈。

第三國供應者
擁有先進醫療系統的南非，在2001年至2003年期間，從巴西和羅馬尼亞等國招募器捐者，為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提供服務，病患主要來自以色列，可能是來自巴勒斯坦占領區。可以說，這些醫療保健提供者屬於半邊緣國家，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充當核心和邊緣國家之間的中間人。幾乎沒有理由懷疑，除南非以外，其他地區也提供類似的服務，器捐者和接受者都在相同的第三國，以便進行較小距離的移動。在一體化的經濟區更是如此，這些地區不需要簽證就可跨越邊界，或者國界管理相當鬆散，而且這些地區的醫療法律環境可能沒有那麼嚴苛。在選擇工業化國家以外的地點治療時，對新興經濟體的醫療設施和專業知識愈來愈有信心，是另一個有充分說服力的考量因素。

助攻部門
醫院和診所  
雖然醫院最常牽涉到全球性的人體器官交易，但誰是提供手術服務的機構，各國可能有所不同。設備相對完善的私人診所和一個無所顧忌的外科醫生可能就足以進行移植手術，而且可能是祕密進行，以免引起醫學界或政府的監管。如果病人和／或捐贈者，甚至外科醫生和輔助人員都來自國外或國內另一個鞭長莫及的地方，未來就不太可能面臨醫療疏失訴訟或／和刑事過失的起訴。雖然嚴格來說不涉及人體器官，但另一個合法的醫療領域是生育治療，它涉及卵子捐贈和代理孕母的人工授精，後者往往是開發中國家或新興經濟體的窮人。

旅行服務  
人體器官交易的隱蔽參與者和受益者，是為器捐者和受贈者提供機票、簽證和酒店住宿的商家。在某些情況下，他們也可能是器官的掮客，或者至少是醫療旅遊目的地和器官移植業者的行銷公司，儘管他們的促銷表現並不是百分之百最理想，例如在泰國（儘管它是知名的目的地）。我們非常不易區分哪些旅客可能有合法理由到另一個國家旅遊、洽公、家庭團聚和接受醫療，哪些旅客僅是為了移植手術而赴海外，並從本地或第三國的捐贈者（活體或死屍）獲得器官。收養和代孕機構也會涉足旅遊業，這些機構聲稱要協助沒有孩子的夫婦收養小孩，並替後者提供完整的一攬子服務，包括親赴被收養孩童的所在國。

農工  
在一些開發中國家所做的研究顯示，活體器官捐贈者多半來自社會中最弱勢的族群，亦即非技術工人和農民。他們的教育程度低、低度就業、生活在貧窮線以下，只要個人財務稍稍陷入危機，就會面臨捐贈器官的壓力。活摘器官關聯到抵債勞動與現代奴隸制，存在於兩者之間的影子交易顯示，勞工為了讓自己擺脫債務，不得不賣器官。可悲的是，摘取器官已被證明會導致絕大多數器捐者的健康惡化、工作能力下降，以及進一步惡化財務狀況。

宗教和儀式  
雖然主流的醫療衛生和相關部門可能會受到規範和監督，但因為文化或宗教儀式而摘取器官或身體其他部位的行為，通常不會受到監督。身體所有部位，包括骨骼和頭髮，甚至整個身體，都可以被傳統治療師用來製作成藥水，也可以被牧師用於宗教儀式。尤其令人不安的是使用兒童的身體部位來醫病，特別是用白化病病童的身體部位。目前在非洲許多地方仍是如此，形同指控過去殖民時代和當今後殖民時代的教育系統失敗。這種習俗通常發生在開發中國家的偏遠地區或少數移民民族。即使國家法律明文禁止，但很難在信徒中根除，因為除了在比較富裕的城市地區，這些禁令難以落實…
 
(摘自第四章：器官移植旅行與器官買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