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崩潰(BC0076)──上海工人造反興亡史

類別： 歷史‧傳記>歷史與現場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李遜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6年06月04日
定價：450 元
售價：356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616頁
ISBN：9571320595

【龍應台序｜書摘 1｜書摘 2】

▼  龍應台序

抵禦靈魂的大崩潰

我的眼睛一亮。

柏林圍牆倒塌之後，曾經開槍射殺越牆「叛逃者」的東德士兵被控以殺人罪受審。法官宣判他們有罪，理由是：東德國法固然給予士兵射殺權，但是「汝不可殺人」是一個良知的認定，而良知超越國法。

良知超越國法？我的眼睛一亮，這豈不是王陽明的「致良知」體現在 20 世紀？

馮驥才的文革資料中收過一個例子：不忍見父母繼續受紅衛兵的折磨，一個女醫生因此用小刀割了父親的頸動脈，然後和母親一起從三樓跳下自殺。重傷的母親送醫院，醫院以她政治出身不好而拒收，讓她慢慢流血至死。

良知，你的良知、我的良知、王陽明的良知，在1966年的中國，哪裡去了？

5月16日，1996年，文革三十周年的紀念日，我讀《大崩潰——上海工人造反派興亡史》，逐字逐句地讀，思索著我的問題。這本書，揭露的不是上層政治的勾心鬥角，而是下層群聚的運動型態，以上海一地工人造反派的興衰作為標本去理解文化大革命的體質。

作者有一面放大鏡，在放大鏡下，呼聲一致、眉目模糊的群眾中就浮現出一張一張清楚的面貌來。名叫王洪文的棉紡工人為什麼會貼出工廠裡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因為他想升官沒升上，心存不滿。名叫馬天水的上海市委書記為什麼突然加入造反，背棄了自已的同儕？因為他及早發現鼓動造反的一夥人才是新的權力所在。負責市委寫作班的知識份子許景賢為什麼不惜用筆桿置人於死地？因為他可以趁造反的青雲更接近權力的核心。

顯然是權力的欲望使人昧了良心。文革前，權力的取得還得經過某些固有的程序；文革的出現，意味這個程序的取消，「奪權」的叢林規則上場。人的弱肉強食的獸性受到鼓勵而勃發。昨天還遵循著文明的儀式，點頭問好、鞠躬致謝，今天就可以你死我活，血流遍地。文明與野蠻，只是一線之間。良知蒙昧的一刻，就是野蠻的開始。

可是權力欲望哪一個社會沒有？為什麼在1966年的中國就必得以全民瘋狂的方式呈現？《大崩潰》裡的小細節像拼圖的小碎片一樣，慢慢地露出主線輪廓。在極權的組織結構裡，有了權力就得到一切，沒有權力就失去一切。在工人造反的過程中，所有的人都被卡在權力的機器裡，選擇擁有一切或失去一切。因為是「一切」，所以不得不用靈魂去換取。大崩潰，在那樣一個權力絕對集中的體制裡，有其內在的必然性。

那殺氣騰騰的造反派頭頭們固然多屬利欲熏心之徒，他們身後那跟著搖旗吶喊的人又算什麼呢？作者心存忠厚：「紅衛兵是因為幼稚而受騙……幹部是因為忠誠而受騙……人民則因為善良而受騙。」幼稚、忠誠、善良，難道不也是「愚昧」的美稱？因為不明白權力的運作，所以幼稚；因為看不見弄權者的真面目，所以忠誠；因為不知道自已的權利，所以善良。這些人被剝奪殆盡的，是他們個人獨立判斷的能力。是非善惡，無非判斷。沒有這種能力，又哪裡有良知可言？

如果，和那東德士兵一樣，那當年逼人跳樓的紅衛兵、那眼睜睜讓病人流血致死的醫生，也要受審，中國人的判決書要怎麼寫呢？

如果說，歷次政治運動使中國人不得不一次次放棄自我，那麼這一次文化大革命則是對自我的完全否定。整個民族自覺自願地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一個人支配，以至於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歷史甚至無法對大多數人的行為作出道德判斷。因為失去了「自我」的行動主體，已經不具備承擔道德責任或歷史責任的力量。

無數個零的總合，還是零。

作者的「判決書」看起來似乎在為被審者推卸責任——他們沒有能力為自我負道德責任，其實是一個萬劫難復的沉重審判。一個民族墮落到只是「無數個零的總合」，那才是靈魂的自我消除。

《大崩潰》的放大鏡讓我看見少數的小人如何躍上政治舞台，看見所謂「沉默的大多數如何從猶疑觀望轉為跟隨擁護，使原來屬少數的小人頃刻間變成風從雲湧的多數。我不驚訝。「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飽受政治迫害的蘇東坡可以將文革的權力鬥爭理解為一部「小人竊國記」。

使我震動的，卻是從《大崩潰》中再度被提醒：迫害者與被迫害者絕對不只是上與下的關係——在上的當權者迫害在下的善良老百姓和老實的知識份子。不，善良百姓往往彼此迫害更烈，知識份子往往互相殘殺更甚。只有那自殺的人（作者指出，傅雷夫婦自殺的那個月份中，同區裡有九十多人自殺），或者是怯懦者無法苟活，或者是勇者在實踐蘇格拉底的良知哲學：「寧可受人之不義，不願施人予不義」。

施人不義者存在於各個階層，工人、學生、街坊鄰居，而知識分子為害尤大。上海市委寫作班的文人為當權服務，以知識為工具，在工人背後搧風燃火，剷除異己，似乎印證哲學家卡爾．波普（Karl Popper）的說法：「千年以來，知識分子作惡最大。大屠般都是以思想、教條、理論、宗教而師出有名的——這些全是我們的作為、我們的發明。」

波普的「我們」不能不包括那自稱為農民或工人的毛澤東。他抱著一個「理論」：「天下大治」的達成，必須經過「天下大亂」。文革，不過是一個「理論」的實驗。千千萬萬的中國人就埋葬在一個理論的實驗中。

這種悲劇的雛形，我們在數千年前就看見了。以色列人的知識分子摩西從神那裡取得了十誡；十誡中最重要的，整個基督文明的基礎，是「汝不可殺人」一誡。摩西下山來，尚未頒佈十誡，發現族人在祭拜金牛偶像，他立刻呼籲：「每個人拿起劍來，殺掉他的兄弟，殺掉他的夥伴，殺掉他的鄰居 」（《出埃及記》）血流成河。為了實現他「汝不可殺人」的「大冶」，摩西的手段是殘酷的「大亂」，不擇手段的手段。大治，卻遙遙無期。

不久前的德國報紙上刊了一則顯眼的訃聞，沒有姓名、日期，只有「卌」的記號，一行又一行數不清多少個「卌」的記號。下面只有一行小小的字：「紀念二次大戰中陣亡的同胞。每一撇代表十萬人。」

已經過了半個世紀，歐洲人還在哀悼自己倒下的同胞。在文革三十周年的今天，中國大陸只見人們夸夸而談經濟開發，不見一絲記憶的悲戚。是那「總和為零」的民族的集體失憶嗎？

恐怕不是。拒絕失憶的大有人在。有些人因為拒絕失憶而坐在牢裡，譬如魏京生；有些人寫了書探索過去，卻不能在大陸出版。當權者必須抹掉某些記憶，因為他極清楚，探討文革逃不掉對共產黨極權體制做最徹底的解剖。可是試圖抗拒失憶的作者們更是眼睛雪亮：歷史是冷酷的，你不從浩劫中學習教訓，它就要輾過你傲慢的身軀。

《大崩潰》的作者藉書寫來抵禦靈魂的大崩潰。

「五，一六」剛過，又逢「六．四」，我彷彿聽見歷史的輪聲轆轆，竟覺得背脊發涼。

1996年5月20日於法蘭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