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崩潰(BC0076)──上海工人造反興亡史

類別： 歷史‧傳記>歷史與現場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李遜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6年06月04日
定價：450 元
售價：356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616頁
ISBN：9571320595

【龍應台序｜書摘 1｜書摘 2】

▼  書摘 1

工人造反派：中國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標本

一

我們開始研究上海工人造反派的歷史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近十年的時候，但對於文化大革命的重新思考則從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時就開始了。以這場大討論為標誌的思想解放運動使我們這一代人得以衝破思想的牢籠，用自己的頭腦和眼光重新審視我們曾經親身參與過的這個巨大的歷史事件和將會永遠困擾我們的這個痛苦的歷史情結。這個課題所以吸引我們投入全部的精力，就如歌德老人說的：「撰寫歷史是擺脫過去的一種方式。」

我們每個人都對過去負有責任，而不能把過去的災難僅僅作為噩夢一筆勾銷，或者把它歸結為少數人的陰謀權術。

德國海德堡大學哲學教授雅斯貝爾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那一年就寫出《德國人的罪責問題》一書，代表德國民族作出懺悔和反思。他思考的是每一個普通的德國人都必須回答的問題。

富我們回顧往事時，我們自己的經歷和我們看到的一切還歷歷在目。因此，我們首先關注的是作為群眾運動形態出現的文化大革命。

目前已經出版的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著作和紀實文學小冊子大多注重上層政治鬥爭和領袖人物活動，這無疑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沒有對於下層群眾和群眾運動的充分研究，我們就不可能在總體上全面地把握文化大革命，因為文化大革命畢竟是一場千百萬群眾參與的大運動。

群眾運動並不等於革命。只要有大量群眾參加，持續一定時間，造成相當影響的群眾活動都應當承認是群眾運動。而群眾運動可以是推動歷史前進的革命，也可以是逆歷史潮流的反動，最著名的反面例子是法西斯主義的群眾運動。

一個國家在某個時期產生某種類型的群眾運動，是由各種歷史和現實的因素決定的，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甚至不以群眾運動的發動者和領導者的意志為轉移。我們過去的研究只看到群眾運動的革命性而忽視了它的破壞性，只看到群眾運動的正面而忽視了它的負面。

毛澤東與歷史上任何一位領袖的不同之處，在於他掌握政權之後仍然接連不斷地發動群眾運動，從「三反五反」到「反右」，從「大躍進」到「四清」，他都認為還沒有充分發動群眾，直到最後他終於找到文化大革命這個形式，實現了他的宿願。

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運動，既是被毛澤東和中央文革派所「運動」的不自覺的群眾，又是群眾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進行的自覺的運動；既有群眾對偉大領袖的崇拜和信賴，又有對自己利益下意識的追求。因此，文化大革命的進程既是有序的，又是無序的。當它體現毛澤東的意志和成為中央文革派的政治工具時，它是有序的；當它表達和宣洩本身原始的動機和慾望時，又是無序的。所以，這場大運動呈現了瞬息萬變而又無限豐富的景象，也留下了永遠使人困擾和捉摸不透的疑團。

因此，如果不研究這場史無前例的群眾運動，就無法真正接近文化大革命的本質。

二

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運動與1949年以後歷次群眾運動有根本區別：

1949年以後歷次運動都是在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領導下，自上而下，層層發動，有組織有領導地進行的。群眾運動的主體是黨組織。而文化大革命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則是拋開了共產黨各級組織，由毛澤東直接發出號召，群眾自發地組織起來，自下而上地衝擊原有的領導體制。群眾運動的主體是自發性的群眾組織。

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運動，不能不首先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組織。這種自發性的群眾組織是在文化大革命特殊條件下形成的。與文化大革命前後的工會、共青團、婦女聯合會、各種學會、協會和社團的性質和特徵完全不同。掌握了這些群眾組織的特徵也就掌握了文化大革命中群眾運動的特徵。

海內外研究者最感興趣的群眾組織是紅衛兵，把紅衛兵作為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象徵，而忽視了或者完全沒有認識到工人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這不能不說是研究工作中極大的缺憾。其實，工人造反派是比紅衛兵更重要更典型的代表。

紅衛兵是第一個登上文化大革命舞台的群眾組織，它表現出年輕人瘋狂的熱情和理想的追求，體現了文化大革命烏托邦式的理想。工人造反派卻把人們從理想的夢境拉回現實的泥潭。文化大革命很快便失去了浪漫色彩，顯露出血與火的本質。

紅衛兵運動的黃金時代只有幾個月。這段烏托邦理想的蜜月隨即變成痛苦的回憶。到1967年初的權力再分配中，工人造反派已獨占鰲頭，紅衛兵則成了可憐的點綴。一年以後，隨著「工宣隊」進駐大中學校，紅衛兵運動便成強弩之末。有意思的是，工人造反派是在紅衛兵榜樣的鼓舞下產生的，最後卻由工人造反派來結束紅衛兵運動。

如果說，全國紅衛兵組織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紅衛兵，那麼全國工人造反派組織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即工總司。

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最集中的城市，工總司是全國第一個工人造反派組織，而且在全國造反組織中規模最大、影響最大和持續時間最長。它控制上海局面達十年之久，推舉的領袖人物王洪文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並一度被毛澤東確定為繼林彪之後的接班人。毛澤東也在相當長時間裡對上海工人造反派寄予厚望。上海工人造反派的每一個動作對上海乃至全國的文化大革命進程起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工總司的興亡史就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縮影。

三

上海工人造反派有一些重要特徵是其他造反組織沒有的或者說不可能有的。

全國群眾造反組織中沒有一個像工總司這樣完整地貫串於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工總司初期作為自發的非官方的群眾組織崛起，兩年以後，當紅衛兵和其他群眾組織或者歸口合併，或者被人砸掉，或者自行解散時，它卻在合法的外衣下將原有的組織系統完整地保存下來。從一個特殊時期的造反組織演變為長期合法的具有一定行政權力的機構。用王洪文的話說：「工代會即工總司，工總司即工代會。」直到策劃武裝叛亂失敗，工總司才走完它全部歷史的最後一步。也可以說它是全國最後一個被迫退出文化大革命舞台的角色。

紅衛兵與工人造反派相比，不僅存在時間短，而且它們對社會生活的衝擊和破壞也相對表層化，雖然轟轟烈烈，但如水過地皮濕，並沒有真正觸動社會的結構和基礎。工人造反派一旦行動起來，就會牽動全局，影響整個社會。工總司在它成立的第二天就臥鐵軌欄火車，造成半個中國鐵路運輸癱瘓。這是全國性動亂的真正開端。文化大革命中最活躍的力量是學生、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沒有主動參與過運動，文化大革命對農村幾乎沒有觸動。文化大革命的舞台在城市。學生和知識分子在騷動了一陣之後即被作為「接受再教育」的對象趕下舞台，只剩下工人造反派唱獨角戲。他們以「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名義進駐上層建築，控制了全部權力。在文化大革命全過程中，各個階層、各種政治勢力都被輪番整了一遍，而工人造反派是整人的打手和唯一的既得利益者。

並不是各地的工人造反派組織都有這種幸運。上海工總司是文化大革命的寵兒。工總司的特殊地位憑藉了它與中央文革派的特殊關係。在中央決策層活動的幾個極左派與成為他們社會基礎的群眾組織直接勾結起來，這種情況是1949年以後的中國政治生活中從未出現過的。他們的勾結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上司與下屬的結合，而是結成一個政治幫派。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在文化大革命準備時期已經勾結起來，但只有在王洪文加入之後，這個幫派才真正形成。王洪文的加入不只是增添一個幫派同夥，而是使這個幫派從黨內小集團變成一股強大的社會政治勢力。王洪文這個角色是不可輕視的，也是其他人無法替代的。這個幫派的形成使工總司不再等同於一般意義上的群眾組織，使工總司的政治能量為其他群眾組織無法比擬。所以，全國造反派唯上海工總司馬首是瞻就毫不奇怪了。

在王洪文加入四人幫之前，工總司已經形成以王洪文為頭頭的幫派體系。工人造反派中的幫派意識與這支隊伍的政治文化結構有關係，也與傳統的民間造反模式有關係。還有，文化大革命中黨內生活和國家政治生活極端不正常的狀態，政治失控和權力真空的狀態，使得原來只能在地下隱蔽的幫派活動變成公開的旗幟，幫派鬥爭成為政治鬥爭的主要形式。文化大革命前期主要表現為群眾中的派別鬥爭，文化大革命中後期則主要表現為上層的幫派權力鬥爭。在造反派組織中能夠形成一個完整的幫派體系並且保持十年之久，全國唯有上海工總司，而工總司能夠在十年中聚而不散，幫派性是它一個最重要的特徵。

如果說要像自然科學研究中那樣製作標本的話，上海工人造反派無疑是中國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政治標本，它在文化大革命研究中的典型性和重要性是獨一無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