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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1
杜佑與通典
一
中國歷史上以百科全書式體裁出現的史書，最著名的首推漢朝大史學家司馬遷所撰的《史記》；但是，從《史記》以降，歷經東漢、魏晉南北朝到隋、唐中葉，編纂鉅大篇帙的百科全書式史書不復再現。其中的原因固然是時代環境的變幻無常，朝易夕改，動亂的世局之下，很難定下心來專心壹意地從事長期編纂的工作；另一方面，隨著時代愈後，累積保存下來的史料也愈多，加以學術的分工愈細，龐大編纂工作已經不是一己之力所能單獨負擔，個人往往窮一生之力而皓首白經，很難突破這一限制，由此，我們可以想見工作的艱難。
大唐帝國統一海內之後，在玄宗天寶年間的安史之亂以前，處於長期的繁榮富庶，政府也大力推動各項學術工作的發展，獎掖學術。科舉的設立，更使得天下士子競相投諸其流，形成了相當深厚的文化素養與良好的學術環境。後來，雖然唐室迭遭大難，東方藩鎮勢力興起，威脅到中央政府的安危，但李唐的國祚命脈卻也能不絕如縷，繼續維持了一百多年。中央政府的各項施政措施也尚能大致施行，不致因種種變亂而告停頓，表面上猶可維持一個大一統帝國的形象。
時代的動盪，世事的變幻，最容易使人產生各式各樣的思想。有人感歎世事無常，醉心釋氏；有人目睹世局不安，遯入山林，歸於老莊；也有人眼見國家興亡，危如纍卵，亟思力挽狂瀾，拯救生民疾苦。
就史學來說，將近千年的蘊育累積，頓時之間遭遇大變，常使有心以歷代興亡為鑑，思古幽情，希望藉著學習既往歷史教訓而有所惕厲振揚。中國史學就在這種情況下，以唐代劉知幾為一分水嶺：劉知幾總結了以往的歷史著作成績，匯成一部《史通》；相反的，杜佑即以有《通典》開創出史學的新領域。
二
唐玄宗是唐代由盛轉衰的關鍵。安史之亂以前，大唐帝國聲威遠播，達到前所未有的富庶強大；此後，國勢如江河日下，再加上朝廷內有宦官跋扈，朋黨相爭，外有藩鎮肆虐，外患頻仍，交相進逼之下，中晚唐的政局並不算穩定。
杜佑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成長的人物，也是這一時代的見證著。他雖然在宦海中浮沉升降了六十年之久，也曾歷仕六朝，位極人臣；但是，他對唐代中葉的紊亂政局，並未產生絲毫振衰起弊的作用，更談不上有撥亂返治之功。宋代歐陽修、宋祁等人所修撰的《新唐書》上，對他的評語是：
淳儒，大衣高冠，雍容廟堂，道古今，處成務，可也；以大節責之，蓋 中而玉表歟！
意思是指杜佑為一道地的讀書人，如果在昇平治世的時代，還可望有一番作為，但是碰到中唐這種混亂的環境，就欠缺大魄力與大擔當了。
然而，歷代之所以讚美《通典》，並不是因為牡佑在政治上位居高位的緣故，而是因為他編撰了一部《通典》，羅列古今歷代典章制度的因革損易，內容詳贍，脈胳分明，可說是典制史上一座蘊藏豐富的史料大寶庫。底下就分別說明杜佑為什麼編撰《通典》？如何編撰？具備那些特點？對中國史學的貢獻何在？
三
古人說：江海不捐細流，乃能成其大；泰山不讓細壤，乃能成其高。唐代的史學，也正表現出這一種蓬勃的氣象，一方面納川匯海，總結魏晉以來的成就，另一方面不斷推陳出新，創造唐宋以後的契機。當時史學家中較著名的有專門注重名物訓詁研究的顏師古等人，有側重研究史書體例的劉知幾，也有意在典章制度的趙仁本、蔣乂等人，稱得上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群說畢出，蔚為大觀。
以典章制度為主的史書，在中國正史之中，就是所謂的「志」與「書」一類，如《史記》有「平準書」、「封禪書」，《漢書》有「食貨志」、「禮儀志」等。除了《史》、《漢》二書外，其餘的大都專記一朝一代的典制，很少有貫通古今的記載。
從魏晉南北朝到唐初，典制史撰述的風氣逐漸形成時尚，而且從正史裏面獨立出來，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唐朝初期，以著述一代典章制度而單獨成書的有李延壽《太宗政典》，到中唐有蘇冕《唐會要》、劉秩《政典》，到晚唐還有王彥威的《唐典》等，都是同一類的著作，說明在杜佑《通典》問世的前後，撰述典制史已經形成一股學術風氣，不斷衝激著史學界。
四
《舊唐書》「杜佑傳」上記載唐玄宗開元末年時，史官劉知幾的兒子劉秩挑選中國經、史、百家的記載，依照《周禮》所描述的天、地、春、夏、秋、冬六官的職制，撰寫一部三十五卷的《政典》，極享盛名，大為當時著名學者專家的讚譽。而杜佑自從看到了劉秩的《政典》以後，潛心探索其中蘊含的精義、主旨，他認為《政典》的條目、內容都還不夠完備，因而加以擴大增廣，並且補錄了玄宗時代的《開元禮》和《開元樂》，撰述完成《通典》一書，共二百卷。
宋朝著名的文學家蘇東坡也曾經記載說：當代敘述兵制，全都取材於《通典》，而《通典》雖然是杜枯所收集編纂，但它的源流乃是出自劉秩。
宋朝距離唐世尚不遠，這二種記載都直接指明《通典》本於劉秩《政典》，應當是不錯的。然而，除此之外，玄宗開元27年（739年），宰相張九齡、李林甫等人曾編修一部名為《六典》的書，有三十卷。它的內容足以周代官制的三師、三公、三省、九寺、五監與十二衛為綱要，羅列了每一個職官的職掌，記載了每一個職官的品級，而整部書也是模仿《周禮》。由此，可以知道《六典》和《政典》都是以《周禮》一書為藍本，性質相類似的著述，並且均是杜佑撰寫《通典》的主要依據。
除了上面所說的二書以外，《通典》另一個重要的史源是玄宗開元29年（741年）頒行的《大唐開元禮》。杜佑曾經讚美這部書是：「百代之損易，三變而著名，酌手文質，懸諸日月，可為盛矣。」
在總數達二百卷的《通典》裏，關於禮的部份有一百卷之多，占全書一半的篇幅。杜佑對禮的次序，排列為吉禮、賓禮、軍禮、嘉禮與凶禮。這種排列，並不是杜佑首創，早在唐初所修撰的《貞觀禮》。已經開始採用這種次序，而《開元禮》沿用《貞觀禮》、《顯慶禮》，《通典》又加以承襲罷了。但是，《通典》將原為一百五十卷的《開元禮》刪節為三十五卷，這種取材方式，疏漏自然在所難免；所以清朝編纂的《四庫全書總目》特別稱譽《開元禮》的賅洽完贍，凡是朝廷禮儀有疑問時，稽考《開元禮》就可以得到解答，若是國家有盛大的舉動儀式，依照《開元禮》記載就可以實行，推崇它是一部研究「禮」制的圭梟。相對的，對《通典》就頗有微詞了。
關於樂的方面，中國從先秦以降，《樂經》失傳。雖然學者常常拿禮樂並稱，實際上卻很少有人專門去研究樂。唐朝建國以後，高祖、太宗採用隋朝的樂，命令祖孝孫、張文收二人研究制定，但是並無完整的規章流傳下來，史書上的記載也僅僅是聊備一格；因此，杜估在撰寫《通典》樂門的時候，也感到資料非常貧乏，極為困擾，最後只好收集了開元年間制定、通行的樂，加上歷代沿革經過的大概而定。
在禮、樂與政制之外，唐朝還有一批學者專心致力於州郡、邊疆地理以及外藩諸夷民族的研究，成績也相當炯然，頗有可觀之處。這種風氣的盛行，最主要的因素是政府的提倡、監督，如政府規定地方州府必須三年一造地圖，對唐帝國域外的國家由中央政府的鴻臚寺派官，負責訊問各國的使臣、僑民，記錄每一個國家的山川風土，然後製成地圖，報告給朝廷。最有名的地理書籍，稍早有唐高宗時代，許敬宗撰《西域圖志》六十卷，詳細記載西域各國的風俗物產。武則天時也曾經下令尚獻甫召集學者修撰《方域圖》。這些記載到了玄宗天寶年間，與實際情形不相符合，改變甚大，因而時時下令加以修改。
唐玄宗以後，最著名的地理書籍首推德宗貞元年間宰相賈耽所撰的《海內華夷圖》，以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稱得上是鉅細靡遺，莫不備載。賈耽經常到出使夷狄的使臣那裏，詢問風俗，深明當時天下地土、區產、山川與夷岨，《新唐書》即極為讚美他的著作。
賈耽的書，今天雖然多已失博，但他是和杜佑同時代的人物，他的著作也是在德宗貞元17年（801年）完成奏上，我們並沒有直接的史料證明《通典》本於賈耽的著作，但推測杜佑曾參考他的著作，或者採用相同來源的資料，應是極為可能的事情。況且杜佑的父親杜希望曾經擔任過和親判官這一職務，出使吐蕃，叉出任鴻臚卿，主管外國事務，他和賈耽應當也有過交往才是。換句話說，杜佑就在這種種風氣與家學的交互影響之下，從事《通典》的撰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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