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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序文
守護
◎文／ 余秋雨（文化史論學者、名作家）
一條貫穿四百年的集體審美纜索終於被找到了。除了這條纜索，一切都不可解釋。
沈豐英、俞玖林的秀麗俊雅一下子囊括了人們失落了數百年的詩意人性，
讓後代憬悟中華民族曾經有過、而又有可能喚回的美麗。
（一）
在煙塵滾滾的現代忙碌中，文化常常被擠在一邊。有時大家想起它來，往往也是為了利用、搭台和包裝，而不是想用文化的大構架來重塑社會。
這對文化人來說，實在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文化人能做的，至多是在面對一切社會實務時固守文化品味。至於這種固守能不能被肯定、被讚賞、被弘揚，那就顧不上了。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更艱難的固守。有一些遠離當代時空的脆薄文化，極為精緻卻又極易湮滅，只能靠幾個文化人敏感的心、纖弱的手來小心翼翼地守護了。不僅守護，而且還要撣去灰塵、擦拭污漬、揩掉黴斑。寂寞，艱辛，但心裏知道，繁忙的世人不會在乎這一切，只能靠我們。如果很多人終於明白了珍貴之所在，也都紛紛伸出援助之手，我們在高興之餘還怕碰壞了呢，因此更要緊緊地站在一邊，不敢離開半步。
人類歷史上，很多最珍貴的文化往往是最不實用、最不合時宜的，因此也是最不安全、最易碎的。它們能在兵荒馬亂中保存下來，都是因為出現了一批又一批這樣的守護者。
在當代華文世界，讓人感動的一個範例，就是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對於崑曲的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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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余秋雨從文化人類學的研究角度，強力肯定崑曲對於中國文化的重要性。 |
（二）
多年來，我每次見到白先勇先生，都會聽到他談崑曲。尤其這兩年，我不管是盛夏還是寒冬去蘇州，都會看到他在蘇州市崑劇院打造崑劇《牡丹亭》。每次去香港，又都能看到街頭貼著的他向香港市民講述崑曲的海報。這位大作家似乎是下決心拚將晚年全然投入對崑曲的弘揚了。一腔赤誠，萬里腳印，感人至深。
他在蘇州打造崑曲其實十分艱難。現在中國大陸任何一個戲曲劇團如果沒有特殊的行政安排，要排演一台受觀眾歡迎的戲都十分困難，更何況他這麼一個對大陸的行政架構和文化體制都非常陌生的外來人。但他最知道崑曲的稀世價值，更知道蘇州是崑曲的誕生地，因此非要在這座古城創造一個理想化的奇蹟不可。
他相信古老的崑曲在本質上是青春的藝術，因此一定要讓最年輕俊麗的演員來擔綱主演。他選中了沈豐英和俞玖林兩位，他們在眉眼神情上都能傳達出沒有時代界限的江南春色，而且是真正的春色而不是秋天對春天的回憶。但是，如何讓他們稚嫩的生命完滿地傳承崑曲藝術的最高技藝呢？他憑著自己對當今崑曲世界的充分理解，到南京找來傑出的表演藝術家張繼青女士，又越出省界到浙江找到了另一位傑出的表演藝術家汪世瑜先生，動之以情，百般邀請，使兩位已經不收學生的老一輩藝術家來到蘇州，住下來，收了徒弟。白先生要兩位年輕演員遵照劇壇祖例對師傅行跪拜禮，這在中國大陸早已是一件稀罕事，似乎成了新的一代對於傳統文化重表虔誠的象徵。然後就開始了「魔鬼訓練營」一般的緊張教學，並請汪世瑜先生出任總導演。在中國大陸，各地藝術家歸屬不同的行政區劃，雖然偶爾也會有一些合作，卻很難在師徒傳承、絕技授受等深度層面上接通血脈，但居然讓白先生做到了。不僅如此，他還裁接更大的空間，調動了很多台灣的藝術菁英，從劇本、舞台設計、燈光、服裝、舞蹈等方面直接參與。他們大多具有國際等級的教育和實踐背景，又因此而更加明白什麼是真正的東方神韻，一上手就把整台演出定在一個極高的水平線之上。於是，蘇州市企圖通過振興崑曲來呈現千年古城風範的願望，加倍地實現了。蘇州的官員和藝術家們被白先勇先生的一片摯情所感動，也都煥發精神，悉心投入，終於驚訝地發現了這座城市的深巷間蘊藏的文化潛力。
青春版《牡丹亭》在台北和香港造成的巨大轟動，已有大量報導，不用我來覆述。在如此繁忙的都市生活中花費整整三個晚上的時間才看完一台戲，這對很多人來說是不可思議的，但奇怪的是，場場爆滿，沒有一個人離開，每次終場時掌聲之響亮、讚歎之熱烈，超乎異常。在香港的演出現場，我就見到好些從來沒有看過崑曲的工商界人士，他們說，從現在開始，自己就成了終身的崑曲迷。就在我寫作這篇文章的時候，白先勇先生和蘇州崑劇院的蔡院長又打來電話告知，這台戲在蘇州大學的演出也獲得極大成功，觀眾大多是年輕的當代大學生，也對舞台上緩緩展出的一切深深陶醉。至此可以高興地說一句：一條貫穿四百年的集體審美纜索終於被找到了。除了這條纜索，一切都不可解釋。沈豐英、俞玖林的秀麗俊雅一下子囊括了人們失落了數百年的詩意人性，甚至超越了現代學府的深厚和現代都市的富裕，讓後代憬悟中華民族曾經有過、而又有可能喚回的美麗。這種似遠似近的美麗，深深地刺激了當代，刺激了古城，又喜又痛，無以言表。
這些感動，也充分體現了白先勇先生和其他許多有心人平日寂寞守護的意義，使人們從驚訝中明白，每一個文化奇蹟都不是來自於「假大空」的熱鬧。任何文化精品都不是大張旗鼓地評出來、獎出來、爭出來的，真正的文化精品存在於巷陌深處，那兒，僅有輕輕的囑託、幽幽的笛聲。偶爾展示，則山河肅穆。
蘇州崑劇院的青春版《牡丹亭》為什麼會讓當代觀眾那麼喜歡？我認為是得力於「大刀闊斧」之後的「小心翼翼」。一大一小，一粗一細，相得益彰。
「大刀闊斧」，指的是在龐大的中華文化中嚴格汰選。中華文化時間長、規模大、名目多、品類雜，其中的任何一點都有三千理由申述自己宏揚於今天的必要性，結果一片眼花撩亂，造成今天的中國人一講傳統就負擔重重又衝突重重的悲劇情景和滑稽情景。這就需要在至高的文化標準下來大刀闊斧地裁奪了。在審美領域的裁奪，更是關及一系列精微的藝術判斷，包括對某種古今相通的感性觸覺的捕捉，正少不了白先勇先生這種具有國際性藝術視野、東方美學情懷和自己創作實踐的大文化人。
一旦選準，則視若至寶，立即變得無限虔誠和謙恭，連跪拜叩頭都可以了，讓遠年的珍奇以最本真、最樸實的形象面對今世。因此，這種虔誠和謙恭中包含著充分的信心，既是對文明最精緻部位的信心，又是對自身選擇眼光的信心，以及對現代人的信心。由信心支撐的小心翼翼，台下每一個觀眾都能感受到。於是，他們先放心了，然後又把心放細、放軟了。劇場門外市囂如浪，而門內，連三、四百年前一個最含蓄的眼神，一聲最縹緲的歎息，也不會漏過。
與這種文化態度相反，我們常見的新排傳統劇目，常常在開始的時候疏於選擇，未能澄清美醜駁雜的陳年渾濁，而在排演過程中又呈現出一種現代蠻橫，搓捏過度，排場過度，結果使觀眾在心理上一直由陣陣驚異加陣陣慌亂而搖曳不定，無法進入古典審美的所必須具有的安靜。
（三）
對於白先勇先生的長期守護，我在不經意間提供了學術援助。
後來，這種不經意變成了一種很深的緣份。
快二十年了。我先在上海崑劇團演出《長生殿》的劇場裡初遇白先勇先生，後來擔任他的話劇《遊園驚夢》的文學顧問，大概在那時，他讀到了我寫的《中國戲劇文化史述》，知道了我對崑曲的論述。十二年前台灣《聯合報》召開崑曲研討會邀我發表演講，我又同時與白先勇先生舉行了一次崑曲對談在《中國時報》發表。當時我的《文化苦旅》等書還沒有在台灣出版，我在台灣朋友心目中的印象，是一個背時的崑曲研究者。
其實我當時並不是一個像白先勇先生那樣的「崑曲迷」，而是從文化研究的宏觀圖譜中，認識到了崑曲對於中國文化的重要性。
我的文化研究，已經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思維，非常注意每一種文化範型對於一個民族的集體心理的對應關係。任何自稱的重要都不算重要，任何從概念到概念的理論闡述也無法揭示真正的重要。我通過仔細的比較，發現曾經吸引這個民族廣泛投入、並因此左右了集體心理的藝術樣式，有唐詩和書法，而比唐詩和書法更深入的，則是崑曲。
我以大量史料證明，崑曲曾使這個民族的重要人群進入了整整兩百年的審美癡迷狀態，因此毫無疑問已滲入我們的「文化基因」。癡迷是一種不講道理、也講不清道理的集體感性選擇，對於研究「集體無意識」極有幫助。
當我要用這樣的觀點來論定崑曲的文化定位時，遇到了很多學術障礙。坊間論述崑曲的文章已有一些，但大多就崑曲說崑曲，不作橫向和縱向的比較。因此，我要大膽地把事情拿到中國戲曲的範圍之內作比較已經十分艱難，例如大家早已認定關漢卿是頂峰、京劇是「國粹」；而更艱難的則是我並不想只在戲曲圈內，而是要在整體中國文化的大範疇內作這種論定。
至少，我面對著難以逾越的兩座學術大山。一座是我敬重的王國維先生，他是中國戲劇史這門學科的開山鼻祖，但他早已論定中國戲曲的發達「至元代而止」，明清的戲曲根本無法與元劇相比。與王國維先生相反，另一座學術大山胡適之先生則用進化論的觀點論定「崑曲不能自保於道咸之時，決不能中興於既亡之後」，認為更應關注的是戲曲的近代形態。
總之，他們兩位大師，一位著意於崑曲之前，一位著意於崑曲之後，獨獨把崑曲避開了。我要突破他們，全部依據只在於文化思維的觀念不同，以及掌握的演出史料的比較充分。王國維先生以文學思維代替戲劇思維，又把自己的高層次賞析代替全民接受；胡適之先生熱情地相信文化史在強勝弱敗的必然選擇中逐代進化，而不太在乎集體心理沈澱，即表面上退出歷史舞台的文化現象，未必退出了人們的心理構成。
在他們之後行世的文化人類學顯然劃出了另一個學術時代，但不要說王國維、胡適之先生，即便是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無論是中國的戲曲界、藝術界、歷史學界，還是整體文化界，對於這種學說仍然陌生。因此，我的論述長時間孤掌難鳴。
只有白先勇先生最早誠懇地對我說：「你用『最高範型』來論述崑曲在中國戲劇史上的地位，我無保留地支援！」
他更以不懈的奔走和忙碌，減去了我在這個問題上的學術孤獨。
這種尷尬而寂寞的情景，一直延續到前幾年一件事情的發生：二○○一年五月十八日，聯合國把崑曲評定為人類文化遺產（全名為 a Masterpiece
of the 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並以評委會的最高票，列於同類文化遺產的首位。
當時我正在地球的某個角落考察早就湮滅的其他人類文明，聽到這個消息，陡然一振，在第一分鐘裏想了想中國明代，在第二分鐘裏就想到了白先勇先生。
果然，他比我還興奮。他覺得崑曲既然已經獲得了可以代表中華文明而進入人類共同遺產的標幟性地位，就應該以高貴而優美的實際面目讓海內外人士感性地確認這種地位。這就是他開始策劃蘇州崑劇院青春版《牡丹亭》的動因。
我為了聲援他，把十餘年前對於崑曲的艱難論述編成一本書，首先收了十二年前在台灣的那份演講稿，專門找在蘇州出版，名為《笛聲何處》。出版社叫古吳軒，離白先生的排演場所不遠。
這是對一段遙遠的歷史和一段我所經歷的歷史的交代，也是對一種文化態度的交代。
傳來消息，世界遺產大會也要選在蘇州召開了。於是我在《笛聲何處》的自序中加了一句：「蘇州有這個資格。種種理由中有一項，必與崑曲有關，我想。」
又傳來消息，蘇州要為世界遺產大會立一個紀念碑，蘇州人民選我書寫碑文。至於選我的理由，我想可以套用剛剛引過的那句話了：「種種理由中有一項，必與崑曲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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