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這樣的一個記者：房慧真的人物採訪與記者私語（隨書附贈精美設計48頁典藏別冊）(AKB0260)

類別： 文學‧小說‧散文>散文雜論
叢書系列：新人間叢書
作者：房慧真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17年01月20日
定價：400 元
售價：316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92頁（內文）+ 48頁（別冊）
ISBN：9789571368627

【序｜內文摘錄】

▼  內文摘錄

◎異鄉人求生術  趙德胤

牆上的鐘指著二點二十分，我看看手錶，明明還不到二點。我們並沒有遲到，而是趙德胤習慣將鐘調快三十分鐘。祖籍南京，生於緬甸，現已入籍台灣的趙德胤說，「十六歲來到台灣以後，我從來沒有浪費過一分鐘。」

時間在三十一歲的年輕導演趙德胤這裡，彷彿上緊發條，加速前進。二○○六年，他在台灣科技大學的大四畢業作品《白鴿》，就入圍十幾項國際影展。自二○一○年起，他以每年一部電影的穩定產量，《歸來的人》入圍釜山、舊金山、鹿特丹影展，並獲得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提名。近期則以《海上皇宮》入圍鹿特丹影展競賽，《冰毒》入圍柏林影展「電影大觀」。早年將侯孝賢、楊德昌引介至國際的知名影評人Tony Rayns也大力推介趙德胤，逢人便說，「You have to know Midi Z.」。

「Midi Z」是趙德胤的英文名字，「Z」是趙的簡寫，「Midi」在緬文中有「卑小」的意思。趙德胤說，「小時候多災多難，所以家裡人這麼叫我。」如同早年台灣人為了讓小孩好養，會故意取名「阿狗」。童年時，他曾騎腳踏車掉到山谷下，共騎的人重傷，他卻沒事。還有一次搭巴士遇到重大車禍，全車的人都斷手斷腳，只有他毫髮無傷，「我趕緊跑回村子裡，一家一家報信。」

趙德胤理平頭，露出兩隻耳朵，耳垂大而厚，看起來福澤深厚，像僧人。經歷多次死裡逃生，六歲時他為保平安曾短暫出家當和尚。死神的鐮刀時時揮下，並非他特別倒楣，而是在緬甸，一場小感冒就可能致命，「緬甸的生存環境，就像五十年前的台灣，醫療十分落後，我二姊的孩子就是因為感冒而夭折。」

抗日戰爭時，在中國有大批軍人被派到雲南修滇緬公路，趙德胤的祖父是其一。國共內戰時，祖父、父親從雲南逃到緬甸，趙德胤在緬甸出生，祖父開過鴉片館，父親是沒有執照的中醫師，百無一用是書生，家裡的經濟都靠母親賣小吃，一鍋一鍋炒糯米，一年到頭的收入買不起一雙耐吉球鞋。

在台灣，他租屋於中和，在三房兩廳的水泥樓房裡，他憶起緬甸的故居，「草鋪的屋頂，竹片牆，泥土地，有次下大雨，房子還整間垮下來。整間屋子只有這個客廳大，住了爺爺、爸媽，還有五個小孩，總共八個人。」這麼破舊的房子，卻還是租來的。

赤貧的環境，離開是唯一的路，趙德胤排行老么，二哥和大姊早早跨越邊境，偷渡到泰國去。《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拍的就是兄姊的偷渡題材，在泰緬邊境的軍事敏感地帶實地拍攝，自然不可能取得官方許可，「我們只能偷拍，被發現的話輕則沒收器材，重則被判十年徒刑。邊境更危險，被軍人發現有可能拿槍掃射的。」

二○一一年，軍人專政多年的緬甸，破天荒舉行總統大選，「我想回去紀錄那個歷史時刻，即使只有一台iPhone，我也會回去拍。」拍攝團隊只有三人，趙德胤身兼導演、編劇與攝影。原本的男主角擔心到緬甸拍片不安全，臨陣退卻，只好由擔任製片的同鄉好友王興洪頂替上陣，還有一位在網路上認識的台灣朋友幫忙收音，買了三張機票就上路。

不能引人注目，自然沒有攝影機，只有一台可錄影的照相機。以幾近偷拍的方式，完成《歸來的人》，這是第一部在緬甸拍攝當下時空的寫實電影，也是第一部在國際影展放映的緬甸電影。「我有個清冰箱理論，就是先看冰箱裡有什麼東西，再發揮到極致。我電影的成本比學生電影還低，一部片大概二、三十萬。」趙德胤帶我們去看剪接室，那只是租屋處的一個小房間，他靠一台不到四萬元的電腦，剪出三部屢屢入圍國際影展的電影。

製片兼男主角王興洪說，「他的現場應變能力很強，有一次我們在山上拍戲，不巧有軍人路過。他不慌不亂把軍人支開，說是在替政府拍風景旅遊片。」藝高人膽大，其來有自。小時候趙德胤常需上山砍柴，有一次天黑迷路在山中，他要自己想辦法回來，趙德胤說，「遇到絕境，會激發出野獸般的求生本能。」他愛看書，從前是學校圖書館的借閱冠軍，隨口拈來就是海明威、馬奎斯，給人感覺斯文靦腆，「我回緬甸拍片，一下飛機，就要武裝自己，變得凶悍。如果太溫和，一進海關就會被刁難，甚至勒索要錢。」

一九九八年，趙德胤十六歲，透過僑委會的海外招考來台讀高中，「家裡借錢讓我出來，借的錢可以在緬甸買一間房子。我假日就去打工，餐廳、工地都做過。剛來時就是去餐廳吃東西時觀察，問老闆缺不缺工人，暑假在工地密集幹活，來台灣的第二年就把債還完。」王興洪說，「他是讀書的怪胎，在緬甸每次都考第一名。」儘管如此，老師誇讚的總是家裡有錢，每天有轎車接送的毒販之子。

趙德胤說，「緬甸人不鼓勵讀書，在台灣考第一名除了獲得老師鼓勵，還有獎學金，簡直太棒了，像天堂一樣。」苦過來的人，始終只有「實用」的考量，為了獎學金，他高中、大學、研究所都是第一名畢業。他常在校刊上寫文章，因為有稿費。大學選讀平面設計，因為可以接case賺錢。「像我這種出身，首先要生存，不可能對藝術、電影有興趣。」

高三那年，有位家境富裕的緬甸朋友要結婚，想拍攝婚禮，委託他從台灣買一台DV帶回去。「那年發生翁山蘇姬被刺殺事件，緬甸的新聞被嚴格管控，所有攝影器材都不能通關。帶不回去，DV自然給我用，所以命運很玄嘛，我怎麼可能有錢去買十五萬的 DV，我一直用到大學畢業，拍了畢業作品《白鴿》。」

《白鴿》用台灣的賽鴿賭博文化，諷喻現代人在高度競爭的社會中，身不由己的處境，一出手便獲獎連連。此後趙德胤的際遇就如白鴿一般，展翅高飛，除了獲得獎金，他也拍廣告，二十四歲這一年，他存了台幣兩百萬，回緬甸幫家裡蓋了水泥樓房。「了結人生最大的心願，我才開始有空去想，以後到底要做什麼。」

他以《白鴿》申請到紐約大學電影研究所的全額獎學金，原本可以當李安的學弟，然而因為拿的是緬甸護照，需要繳交兩百萬的保證金，「我根本沒有，就放棄了。」他留在台灣繼續讀研究所，從十六歲來台之後，始終為錢奔波，有時在工地遇到苛刻工頭，有時在餐廳被廚師欺負。「幫家裡蓋房子後，我終於可以鬆懈下來，大量閱讀和下載電影，那時候一天可以看八、九部電影，一年可以看上百本書。」

學校免費借閱的圖書館、免費上網的公用電腦，都讓這塊飢渴的海綿，吸納海量的文學與電影。像是精神生活上，緬甸匱乏之後的台灣暴食，每讀一個作者的書，就把他所有的書都找來，系統性讀過一輪。每看一個導演的電影，也把他所有的電影都下載，系統性看過一輪。

有了這些底子，當他開始決定要拍電影，給自己的功課仍不馬虎：要看足五百部電影，「看這五百部電影不能只當消遣娛樂，你要知道它的分鏡拍法。我曾把李安《斷背山》的一千多個鏡頭全部變成分鏡，從電腦裡列印出來細看。這些功課是很愚蠢的，但必須去做。」
「編劇是我最焦慮的一塊，雖然也得過優良劇本獎。」他給自己的劇本功課是，每年奧斯卡的得獎劇本都會在網路上公布，他先研讀過劇本，再回頭去看電影，詳加比對，「我用的方法都是土方法。」

相揪吃美食，唱KTV，這些台灣年輕人習以為常的休閒方式，對他來說，太奢侈。來台十五年，他自己煮飯，沒有外食的習慣，只喝白開水，「剛來台灣時很想喝可樂，但五塊十塊都要省下來呀，後來就習慣不喝飲料。」

少數他會花錢買的東西，是書，但不是新書，是從二手書店淘來的舊書。他隨手指書架上的十幾本書，有米蘭昆德拉也有沈從文，「這些書是為了下一部電影，兩個月之內要K的。」買書，他的家裡卻不囤書，看完了就送朋友或賣回給舊書店。海綿仍然飢渴，書看完了，就徹底吸收進去，一生一世都是自己的，誰也帶不走。

涓滴攢下的兩百萬，可以到美國讀書，也可以幫家裡蓋大房子，他選擇後者，「父親早逝，母親和大哥一家、還有二姊一家，現在住在一起。他們在緬甸賺不了什麼錢，他們的小孩就是我的責任。」

訪談到了晚上，無預期我們會留下吃飯，趙德胤發揮清冰箱本領，快手做出五菜一湯，色香味俱全，做菜底子是以前在餐廳打工奠定的。屋裡每樣東西都井然有序，儘管翻開椅墊，底下是破出棉絮，不成套的沙發，「這屋裡沒有一樣東西要花錢買，都是撿來或者朋友所給。我之前幫一個舞蹈家拍片，背景是一塊豹紋圖樣的布，拍完我就拿來做椅套，我並不喜歡豹紋，純粹就是廢物利用。」廢物再生的家具，看起來成雙成套，毫無破綻，就像他低成本卻渾然天成的電影一樣。

影評人鄭秉泓說，「趙德胤是現今台灣最值得期待的新導演，《歸來的人》讓我想到侯孝賢《風櫃來的人》，有非常濃郁的鄉愁感。近十年台灣社會吸納為數眾多的外來移民、移工，他以外來者的觀看角度，抒發離鄉與返鄉的百感交集，豐富了台灣電影的多元性，也回應當前現況。」

《歸來的人》講一個在台灣打工多年，終於回到緬甸的遊子，心中的格格不入之感，有其自傳色彩。前幾年趙德胤因為入圍國際影展，以傑出專業人士身分取得台灣身分，他拍片之餘接廣告，每月寄錢回家。「我大哥很早就離家去挖礦，大姊、二哥偷渡到泰國，我爸媽曾因販毒而坐牢，家人四散。現在我回去，家人覺得我讀很多書拍電影很成功，很尊敬我，我有種強烈的疏離感。在緬甸就想念台灣的舒服與安逸，回到台灣，又覺得了無生趣，會懷念在緬甸拍片時因困苦所激起的爆發力。」

新作《冰毒》拍的是毒品。拉丁美洲的小說家馬奎斯曾說，「你們以為的魔幻，其實是我們這裡的真實。」趙德胤有同感，電影裡偷渡、人口販運、販毒的元素，他用一個詞概括：「家常」。他說，「種鴉片的人，辛苦採收後，走很久的山路，揹到城市裡交給雜貨店老闆，換取一些雞蛋和米，這樣就結束了。以前我媽運毒一次所賺的錢，只夠買一包米，沒有暴利，抓到後被關三年，那陣子我都會去監獄看她。」

「走進DVD出租店，世界上有這麼多好電影，根本不少我一個。是我自己需要拍電影來抒發，我的故事，家人的故事，只有我能說得出來。」


◎過於喧囂的孤獨   陳為廷

安迪‧沃荷說：「每個人都有機會成名十五分鐘。」對清大學生陳為廷而言，七月二十八號是個看似尋常的周末午後，睡到中午起床，吃完午飯就到網咖上網，將一張網友傳來的圖片貼到自己的臉書上，因為下午要打掃準備出租的房間，這天他沒有掛網太久即匆匆下線，晚上一個人逛苗栗夜市，吃了一碗土虱，沒什麼事值得一提，像暑假裡百無聊賴的一天。

在夜市裡閒晃遊蕩的同時，陳為廷還渾然不覺自己的名字、照片正像個通緝犯似地，開始在整點新聞中反覆強力放送。稍晚朋友打來，他才知道自己上了新聞，成名的代價不輕，中天電視揚言對他採取法律行動。

話說從頭，七月二十五號NCC有條件通過旺中集團併購中嘉系統案，使得黃國昌等反對媒體壟斷的學者到場抗議，隨後《時報周刊》獨家披露，當天另一群抗議學生疑為用錢動員的走路工，進而質疑黃國昌為幕後黑手。媒體鋪天蓋地報導下，網路上則有另一種聲音，PTT上的鄉民截取了中天新聞的走路工畫面，其中一位中年男子經過比對，赫然發覺是《時報周刊》的副總編輯林朝鑫，圖片隨即被大量轉貼，鄉民們質疑走路工事件實是爆料媒體自導自演。

圖片的來源不明，被挑中殺雞儆猴的陳為廷，只是轉貼圖片的其中一人，「我每天一睜開眼睛，幾乎都在上網，上網都在把妹、和女孩子聊天呀」，依約來到咖啡館，單眼皮、瞇瞇眼的他，的確就像長久掛網總睡不飽的鄉民。窗外風雨飄搖，今天實不平靜，看不慣近日旺中媒體強力砲轟黃國昌、陳為廷，早上十點學生們集結在中天電視台前抗議，短短兩天透過網路串連，颱風天仍有七百名學生到場，學運的老前輩王丹說，「出席人數遠遠超出了我的預期。這是第一次，我為我的判斷失誤而感動。看到那些年輕面龐上的憤怒和熱情，我彷彿看到了二十多年前的自己。」

身為苦主的陳為廷卻缺席了，「怕去了模糊焦點，我的官司只是枝微末節，應該回歸到旺中所引發的媒體霸權現象。」即將升上大四，才二十一歲的陳為廷十分熟稔社運場上的輕重緩急，投書報紙的成熟論述能力，則讓不少人誤以為他是碩博士生。他有新世代網路成癮的一面，常通宵掛網和人筆戰，但另一方面，他並不只是伸伸指頭貼圖按讚，而是具有行動力，深入苗栗大埔農村、華隆紡織罷工現場蹲點做採訪調查。

關注台灣新一代學運的文化評論人張鐵志說：「近幾年從守護樂生、野草莓運動，到反國光石化、反美麗灣開發案等社會運動，都可見到一波波的年輕學子積極投入，和傳統學運最大的不同是，網路起了關鍵的串連作用。關於網路動員有種說法是『萬人響應，一人到場』，但我反對這種說法，按讚雖不直接等於行動，但至少議題已經傳播出去，要先獲得資訊，才能有所作為。今天可能有一千人按讚，只有三百人到場，但如果照傳統方式動員，可能就只有五十個人到場，三百人還是比五十人多得多。」

一九九○年出生的陳為廷正是新一波學運的典型例子，讀建中時就已積極參與野草莓學運，「陳雲林來的那天我高三，離學測不到兩個月，我數學很爛，放學後本來要去補習，走到台北車站發現整座城被淨空，圍滿拒馬，忠孝東路上一輛車都沒有，很肅殺，那是我從來沒見過的台北城。所以我翹課了，到行政院前加入學生靜坐，當天晚上就在那裏過夜。早上回去洗個澡再去上課，但還是一直上網follow現場情況，到四點多板上說要抬人，我趕快從後門溜出去到現場聲援，那是我第一次被抬上警車。」

與公權力肉搏的衝撞，交織著憤怒、暴力與疼痛，是一次十足震撼的成年禮，因為太投入，後來還因曠課過多而沒畢業。但在三年前，他還只是終日苦讀的苗栗國中生，往返於學校、補習班、圖書館之間。「國二時因為校長取消學生發聲的管道，我曾發起一場學生連署，表示抗議，後來老師送我一本楊照《迷路的詩》，書中『建中青年社』的學生敢於反抗教官，討論的是美麗島大審的嚴肅議題。而周遭沒人能跟我談這些，所以我下定決心要考上建中，加入建青社。」

說起國二發動學運的初體驗，陳為廷像是個羞於回首輕狂往事的過來人，搔搔頭笑著說：「現在回頭看，那真是不成熟的舉動呀。」在社運場上，他是個過於早熟的跳級生。提早被催熟的果子，外紅內青，內裡藏著身世的苦澀。出生前三個月父親車禍身亡，相依為命的母親則在他十三歲時罹癌過世，從此由舅舅收養，改從母家姓，名字也請算命師改過，新名字篡奪了媽媽叫了十來年的舊名字，「叫『為廷』也不錯啦，後來我的英文名字就取成『Waiting』。」

不知道是不是掩藏得太好，聊起身世，聊起這陣子被告的事，陳為廷還是一派樂天，可以嘻嘻哈哈地告訴我他最近的情史，「和新女友才交往一個多禮拜，認識的第一天我們就交往了」，教過陳為廷的王丹是這麼形容他：「因面容討喜，動作誇張，而頗有人緣，有清大地下學生領袖之姿。」開心果般的人物，輕盈與深沉，說不定是一體的兩面，像是一顆被充滿的汽球，表面平滑得摸不到一點坑疤皺褶，但你會知道那汽球已經撐得過度飽脹，只要用指甲輕輕一刮，就會轟然爆裂。

隔幾天我們來到苗栗頭份華隆罷工的現場，陳為廷流利地和工人講起客家話，「我媽高商畢業後在這裡工作過四年，這些阿姨們有可能是她當年的同事，聲援他們，是社會運動的實踐，更是我的尋根方式。」回到農村也是尋根，「媽媽要上班養家，我是外婆帶大，外婆那時已快八十歲，但每天傍晚都會背著我走長長的路，到巷口等媽媽回來。後來我下鄉做訪調，和老人家聊天，才瞭解外婆那一輩人是怎想的。」

來到苗栗，跟著陳為廷到處走走，感覺他沉穩下來，心事變多，但會多吐露一些心裡話，「媽媽生病住院時，我很少去看她，後來我怪舅舅為何不告訴我她得癌症，舅舅卻說他告訴我好多次了，是我一直逃避，害怕她會離我而去。」母親過世後舅舅搬來苗栗照顧他，三年後他考取建中北上，舅舅就搬回台中住，「在台北像個異鄉人，但回到苗栗家裡也是空蕩蕩，故鄉要如何成為故鄉？我只能透過參與苗栗在地的社運，重新找回歸屬感。」

被媒體狂轟濫炸的隔幾天，陳為廷特地北上，T恤短褲夾腳拖，一個人單槍匹馬在NCC前面召開記者會，面對十幾台攝影機講話不慌不亂，「那天沒人陪你去嗎？」「本來朋友要陪我去，但他睡過頭了。」他輕描淡寫地說，我想起近來在他臉書上湧進數以千計的按讚與鼓勵，但是再多的讚，都兌換不了一雙可供依靠的臂膀，上千個臉書朋友環繞，寂寞卻不曾因此消解，「我很難跟別人交心」，也許就像是一句矛盾修辭，終究是，過於喧囂的孤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