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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v.s.莫言對話錄
作一個為百姓寫作的作家－－大江健三郎v.s.莫言對話錄
◎文／毛丹青
最近，中國作家莫言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兩位相互心儀已久的作家在莫言老家山東高密會面，進行了長時間的親切交談。
大江健三郎說：我經常考慮日本人應該是什麼樣子？……我幾乎可以否定自己的初期作品，我更關心的是現在這個時代……一個作家不應該迴避他每天所生存的這個變化的空間……文學應該從人類的暗部去發現光明的一面……小說寫到最後應該給人一種光明，讓人更信賴人。
莫言說：作家要作為老百姓去寫作，因為我本身就是老百姓，我感受的生活，我靈魂的痛苦，是跟老百姓一樣的……你引用過一句話：「我是惟一一個逃出來向你報信的人。」作家應該有這種開天闢地的勇氣，持這種惟一的報信的勇氣。
前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應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邀請訪問中國，在中國掀起了一股大江熱。最近，大江又悄然來到中國，與前次不同的是，這次純屬私人性的訪問－－訪問他心儀已久的中國作家莫言。雖然他與莫言相識在兩年前，可神交已有十數年之久，早在上個世紀八○年代大江就在他的教學、講演中多次提到莫言和《紅高粱》，而莫言也反覆閱讀了大江的作品。
二月九日至十三日，我陪同大江健三郎到北京對莫言進行私訪，正值新春佳節，大江又來到莫言家鄉山東高密的一個小村莊。日本ＮＨＫ電視臺對此作了全程跟蹤採訪，並將於四月初在日本正式播放。
我作為現場翻譯，對他們的對話進行了整理，現摘出一部分以饗讀者。
我們都是來自農村的少年郎
大江：我讀你的作品是非常高興的，能對你的文學作一個簡要的描述嗎？
莫言：在一九九四年知道了您在許多講話裡提到了我，我也認真地看了您的書，發現我們倆的創作有許多類似的地方。最重要是，我們都是來自偏遠的農村，你來自日本四周被森林包圍的小山村，我是在中國山東高密東北鄉的村落中長大。
這些地方的文化比較落後，環境閉塞，老百姓的生活也比較貧困。你在十八歲時離開故鄉去東京，而我在二十歲以後才離開那個村莊，整個少年時代是在這個美麗、荒涼而又非常閉塞的地方度過的，這是我文學創作的基礎。我所寫的故事和人物，使用的語言都是有鄉土味的。早期作品都是我的親身經歷，書中的人物都是我的大爺、大娘、大嬸子，用的是高密東北鄉的方言。
這些方言土語非常能夠表現生動活潑的景象，跟書面語有很大差別。如果我的小說有一個出發點的話，那就是高密東北鄉，這也是我的人生出發點。離開家鄉前，沒有感覺這個地方多麼寶貴，甚至覺得它令人厭煩，所以千方百計想擺脫這個地方。一九七六年我應徵入伍，盼的就是坐上火車，開得越遠越好，到西藏、新疆、雲南去，遠離小村莊。結果火車只開了兩個多小時就到了，我還感到很失望。
您在書裡也提到，二十世紀的作家擺脫故鄉好像是共同的情結，經過十幾年的創作以後，我才意識到，作家只有擺脫了故鄉才能真正認識故鄉。
大江：我雖然比你大二十歲，日本的農村與中國的農村也不一樣，但我們確實有共同的地方。我出生在小山村裡，母親和祖母給我講述過許多傳說，跟你的爺爺奶奶給你講故事一樣。可是，這些傳說不一定都是美麗而溫馨的，我記得最讓我震驚的是一個關於狗的傳說。
有一天，一個專門屠狗的人來到了我的山村，挨家挨戶把狗找出來，帶到河對岸，一條條扒下牠們的皮，然後把皮曬乾，再賣掉。這個傳說對我刺激很大。我開始寫短篇小說是在十八歲，那是我第一次坐夜行列車離開故鄉的時候，後來考上了東京大學，在大學報紙上發表了第一篇小說，就是《屠殺狗的人》。
這讓我想起了你的小說《白狗鞦韆架》，讀這篇小說讓我非常懷舊，許多描寫和觀察跟我非常近似。我寫《屠殺狗的人》的時候就曾經想過，那個人是那麼兇殘，殺那麼多的狗，怎麼一點兒也不想讓狗安樂死呢？我們的共同點都是來自小村莊，然後又離開故鄉，把思念寄寓故鄉的過程，就成為我們的文學的內容，也是文學的起跑線。
莫言：關於狗的傳說，我還可以說一段趣話，這是我聽爺爺奶奶說的。大概是在一九八三年，八路軍來到村子裡掀起了一場打狗運動。狗到了夜間總是要叫的，狗一叫，八路軍就怕暴露目標。我們家也有一隻狗，非常通人性，牠知道外面在打狗，夜裡白天都不出來，餓了就悄悄地晚上溜回家，要了一個饅頭，就跑到菜園的草垛裡面藏起來，半年沒叫一聲。八路軍撤退後，這條狗在園子裡狂叫了整整一個上午，好像在喊：我可憋壞啦！
我想在我們的青少年時期，類似這樣的故事是很多的。你在作品中提到一棵柿子樹，讓你突然感覺到大自然當中會有這麼多的樹木、這麼多的草，它們都擁有自己的生命。這種感悟對文學創作是有重大意義的。
我在少年時代，也有過類似的感悟，十一歲我就失學了，勞動又幹不了重活，只能在草地上放牛放羊，一個人是很孤獨的，每天早出晚歸，帶點紅薯當飯吃，當時也感到身邊的樹木、草還有牛羊都是可以跟人交流的，它們不但有生命，還有情感。我讀到你對柿子樹的描寫，真是感到我們是心有靈犀一點通。
你家鄉的那棵柿子樹還在麼？
大江：母親去世的時候，我回到了故鄉，那些樹木好像早就被砍了，惟有那棵柿子樹還留著。
日本的農村比中國農村規模小，小孩子沒有自己的屋子，我的家也不例外，小時候我在樹上做一個小木屋，我把它叫作「我的圖書館」。對柿子樹的觀察讓我領悟到這樣的道理，所有的事物，哪怕是那棵柿子樹上的一片樹葉，還有你描寫的家鄉水塘裡飄浮的荷花，總是在飄動的，無論是風颳起來了，還是停了，樹葉與荷花總是飄動的。
儘管現在已經記不住兒時我們的耳朵的形狀，嘴巴的張闔，但面對所觀察的事物卻刻骨銘心，這是我們的文學的出發點。
剛才說到人殺狗的故事，人為了人的利益把狗屠殺了，我家也有一條紅色的狗被殺了，狗肉還被人吃了，當時我很悲傷，悲傷到把自己的指頭塞進嘴巴，用嘴咬到出血，自己都覺不出來。血流到我的白色襯衫上，旁邊的人驚呼起來：「阿健，你怎麼啦？」後來，我母親才告訴我，日本和中國的戲劇在表現人極度悲憤的時候，常常用咬住自己的指頭來表達這種情緒，為的是不讓自己哭出來。母親是了解我的，這樣的了解對我的文學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兒時的記憶是珍貴的，這種記憶跟我現在的文學是緊密相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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