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的假髮(KAB1088)

類別： 文學小說
叢書系列：知識叢書
作者：張小虹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0年09月04日
定價：500 元
售價：395 元(約79折)
開本：18開／平裝／424頁
ISBN：9789571383163

【前言｜內文摘錄】

▼  內文摘錄

第一章　張愛玲的遺囑

全世界最有名的文學家遺囑，恐非莎士比亞的遺囑莫屬。

莎士比亞的遺囑為何如此有名？端看過去數百年來學者為其遺囑內容爭論不休的熱鬧勁，便可知一二。其中最膾炙人口的例子，當是莎士比亞在遺囑中清楚交代，要將「次好的床」（the second-best bed）留給妻子，而引發了後人對其婚姻關係、性關係甚至性傾向的各種揣測與質疑。照理說莎士比亞的遺囑本該爭議不大，其乃是在律師的協同與公證人的見證下，正式簽署於一六一六年三月二十五日，遺囑中鉅細靡遺地交代了所有「財產」（大至房產，小至銀盤銀杯）的分配與安排。然一旦學者開始好奇地想從其間穿鑿附會出莎士比亞從個人生活、宗教信仰，到健康狀況、道德價值、人際關係（朋友與劇場同仁）等各種線索時，那「次好的床」所直接或間接帶出的婚姻與家庭關係，便顯得如此引人疑竇。大家開始七嘴八舌、議論紛紛，那莎士比亞「最好的床」在哪裡？留給誰？夫妻關係和睦或反目、親密或疏離？婚床與喪床的差別又何在？遺囑中的「次好」乃是文藝復興政教時代的特殊修辭嗎？各種推論與佐證紛紛出爐，足足吵了幾百年。誠如學者嘉柏（Marjorie B. Garber）在《文化的徵候》（Symptoms of Culture ）中所言，莎士比亞的遺囑乃是一個「充滿誘惑的歷史難題」（頁一九九），重點不在歷史的真相為何，而在於「次好的床」如何成為情慾、歷史、物質的複雜交織，如何成為「批評好奇心的多重決定場域」（頁二○七）。嘉柏指出即便我們可以回顧過去數百年來的各種詮釋與揣測，依舊不可能被其中任何一個言之鑿鑿的答案所滿足，莎士比亞遺囑中「次好的床」所召喚的乃是故事性、想像力與後續創作的潛力。

那正式簽署於一九九二年二月十四日的張愛玲遺囑，恐怕也可算是華文世界中最具故事性、想像力與後續創作潛力的遺囑之一。莎士比亞的遺囑鉅細靡遺，張愛玲的遺囑言簡意賅，僅有三項簡短交代─第一項交代遺產饋贈，第二項交代遺體處理，第三項指定友人林式同為遺囑執行人─但其成為「充滿誘惑的歷史難題」之潛在創造力，恐怕一點也不輸莎士比亞的遺囑。當時人在美國加州洛杉磯的張愛玲，親自在住家附近的文具店，購買了加州遺囑的簡易制式表格填寫，正式簽署並找人公證，之後又等了三天，才一前一後寄出兩封隨信附上遺囑的信件。第一封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七日寄給林式同的信件中，附上了遺囑副本，當是想要先行詢問其擔任遺囑執行人的意願。林式同因覺「這件事有點子虛烏有」（頁四八）而未回覆，張愛玲等了一週也就視其已默許。接著張愛玲便寄出第二封於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給香港宋淇、鄺文美夫婦的信，委婉解說立下遺囑的原由與心意，並隨信附上了另一份遺囑副本。

但這份張愛玲生前所立、言簡意賅的遺囑究竟有何啟人疑竇之處？就其法律效力而言，張愛玲的身後事已完全依照遺囑內容，確切執行了遺產與遺體的處理，此份遺囑也在張愛玲身後相關的著作權跨海官司中，扮演了關鍵的舉證作用，其法律認定自是毋庸置疑。然而就語言文化效力而言，此份遺囑至今卻似乎依舊「遺患無窮」，不僅是一個有如莎士比亞遺囑般「充滿誘惑的歷史難題」，更是一個精采生動、滿溢不確定性的「文學」文本。張愛玲的以身示現，彷彿是要告訴我們「文學家的遺囑也是文學」，這個既順理成章又弔詭無比的命題。此處所要強調的並非任何遣詞用字上的雕琢或鑽研，而是遺囑作為法律文件其嚴格遵循的乃「字義規則」（the literal rule），然「字義的」（literal）與「文學的」（literary）皆來自拉丁字根littera （litera ），皆指向「字母」與「書寫」，故不論是法律文件、日常書信、文字紀錄或文學創作，皆涉及「字母」的組合運用、「書寫」的斟字酌句，即便「字義」所欲強調的乃是語言文字在字面上的精準確定，而「文學」所給出的卻是語言文字的流動、多義、創造與想像，前者是猶疑不確定性的極小化（甚至歸零），後者則往往朝向猶疑不確定性的極大化（甚至跳躍、反轉、摺曲、變形）。故在張愛玲遺囑法律合法性早已確立無疑的當下，我們或可就其遺囑的「文學性」展開閱讀。

有了這樣的初步理解，就讓我們回頭看看張愛玲遺囑從「字義」到「文學」出現的四個可能疏失。前三個疏失或可避免，但最為關鍵的第四個疏失卻無由迴避，不只發生在張愛玲的遺囑，也發生在所有的遺囑之中，更或者說不只發生在所有的遺囑之中，更發生在所有的文字書寫之中。首先，張愛玲的遺囑為了省錢，沒有請律師。正如她在寫給宋淇、鄺文美夫婦的信中提到：「為了托KD大陸版權的事，我到文具店買授權書表格，就順便買了張遺囑表格，notarize 就省得找律師了」（張愛玲、宋淇、宋鄺文美，頁二八八）。此處的KD指的是張愛玲的姑丈李開弟（姑姑張茂淵的先生），張愛玲乃是委婉向摯友說明為何「順便」買了遺囑表格的原由。雖然就法律層面而言，是否敦請律師完全不影響此份已正式經「公證」程序的遺囑之法律效力，然若有律師的協助與建議，或能對遺囑內容做出更為詳盡的表列與說明，而不致日後爭端迭起。其次，張愛玲在文具店購買的遺囑表格，乃是美國加州的英文表格，張愛玲也全部用英文填寫，並未添寫任何中文譯文，就連同時購買寄給KD的版權授權書表格，也沒有添加任何中文譯文。張愛玲曾間接解釋道「KD本來叫我在授權書上添寫中文譯文，我告訴他notary public 不讓加中文，如果法律上有問題，就請擱置，我不想為這些事去麻煩柯靈」（張愛玲、宋淇、宋鄺文美，頁二八八）。看來就張愛玲的經驗而言，英文版權授權書與英文遺囑表格一樣，都不可能也不可以加上中文譯文。第三，則是收到遺囑副本的友人（宋淇、鄺文美、林式同）礙於忌諱或心有顧慮，從一九九二年二月分別收到遺囑副本後，到張愛玲一九九五年九月過世的三年多時間中，似乎都未曾對此言簡意賅的遺囑，向張愛玲做更進一步的詢問或討論。就如遺囑執行人林式同的事後懊惱，「回想起來，如果我當時知道後來在執行遺囑上有如此多的麻煩，至少會打個電話和她討論一下」（頁四八─四九）。

但即便這三個可能的疏失都有可能在張愛玲生前得以補正或加強，卻依舊無法改變遺囑乃是由「字母」、由文字所組成的「書寫」，而只要是「書寫」就無能迴避語言文字本身的「基進不確定」，即便有律師協助、即便有中文譯文，或即便有鉅細靡遺的電話討論與反覆確認，恐也無能完全迴避「遺囑」之為「書寫」的命運。而本章所欲探究的，並非「（特定人物的）遺囑是否可以是文學」，或將遺囑（尤其是文學家與哲學家的遺囑）當成文學來閱讀，雖然此皆為當前「遺囑文學」研究的大前提，但都還是在「遺囑歸遺囑」、「文學歸文學」的預設下進行兩者之間的串聯與比附。而本章之所以嘗試以「書寫」的角度重新審視張愛玲的遺囑，乃是要讓遺囑不再是（傳統界定下的）遺囑，文學不再是（傳統界定下的）文學，而是同時回到literal 與 literary 皆指向的字母與書寫，同時帶出「遺囑盡皆書寫」與「書寫盡皆遺囑」的雙重與雙向思考。本章乃是希冀從「遺囑」作為最制式、最嚴謹、最強調「字義」精準的法律文件中，讀出「文學」之民主與自由（字遊），亦即讀出「遺囑」的「專屬」如何被「文學」的「無專屬」所鬆動游移、所顛覆裂變，以便能以最弔詭的方式給出「遺囑」作為「無囑文本」與「無主文本」的基進思考：張愛玲「的」遺囑永遠不可能是「張愛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