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前走，別回頭：陸幸生報告文學選(WJPG1264)

類別： 文學小說
叢書系列：獨立作家
作者：陸幸生
出版社：獨立作家
出版日期：2015年02月06日
定價：430 元
售價：340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60頁
ISBN：9789865729592

【自序　感謝緣分，感謝遊走｜採訪天安門】

▼  採訪天安門

天安門管理委員會的負責人說，我們有很嚴格的採訪紀律

北方褐黃的土地沐浴在陽光裡，與起飛時刻籠罩在濛濛細雨中的江南田野，形成強烈的視覺對比。1997年12月29日下午，出得首都機場，上了計程車，我對司機說：去天安門。

採訪天安門，是我許久的願望。我翻閱了1988年1月2日的各大報紙，都在第一版顯著位置，登載了天安門城樓元旦那天向著普通公眾開放、遊覽的消息，還刊登了國內群眾以及外國朋友登上天安門「第一人」的大幅照片。我將採訪時間定在了1997年年末，也就是天安門城樓開放十周年紀念日。

計程車司機問我：到天安門「哪裡？」我回答：到「管理部門」。
天安門城樓前及西端很長的地段內不能停車。司機告訴我，繞道走護城河那邊，可以直接送到故宮的午門前面。車子從天安門城樓前經過的時候，我抬頭望去，城樓上燈火通明，有參觀的人影為閃動。這時已經是下午4點多了。

我來到城樓西側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門地區管理委員會辦公室」。辦公室北面牆上，貼著巨大的天安門地區俯瞰照片。一位女工作人員正向各有關處室打電話，通知明天天晨8點半處長開會，「討論明年元旦廣場升旗的事情」。

辦公室負責同志藺炳奎接待了我。我向他表明採訪動機與大致想法。他說：我們有很嚴格的採訪紀律，必須請示有關領導。我懇切地對他說，我剛下飛機，就立即趕到這裡，就為今天能夠聯絡上，明天正式開始採訪；並請他現在就給聯繫。他考慮後說道：你等著。他進了裡屋。一會兒，他出來對我說：聯繫過了，同意你進行採訪的要求；你到對面的城樓管理處去，具體要求跟他們說。對面，就是城樓東側。待到我與城樓處將採訪的有關事宜聯繫妥當，已經是暮色朦朧，過了下班的時間。我與他們握別，感謝城樓處的大力幫助；被指定明天具體接待我上天安門城樓的工作人員林維加說道：要經過「請示同意」，那是因為「天安門前無小事」。

出得天安門，正逢廣場上進行降旗儀式。我站在金水橋上，看著一列雄壯的隊伍向著天安門整步走來，廣場上和金水橋邊人頭攢動，四處頻頻亮起相機的閃光燈。我身邊年輕的警衛戰士，著綠色呢子上衣，立正姿勢，神情莊嚴。

天安門城樓神聖依舊，但它也有著「現代遺憾」
30日上午，我來到城樓處，工作人員林維加帶領我登上天安門。

林維加在1985年復員後被分配來天安門管理處。他說起他第一次登上天安門城樓的感覺，「那真叫神聖，開國大典在這裡舉行，勞動節、國慶日，國家領導人在這裡進行盛大的慶典與集會。鄧小平曾在這裡舉行隆重的閱兵儀式。再往前數，這是當年皇宮的大門，中國兩個朝代的統治者就住在這裡面，老百姓別說上這個樓了，這個門都不能進，在橋那邊就被趕得遠遠的了。」

工作人員指著那金碧輝煌的屋簷與山牆介紹說，1970年重修天安門城樓的時候，請來許多專家，其中一位就指著「屋子」激動地這麼說道「這就是國家」！工作人員解釋道，在「國家」後面他省略了「象徵」這兩個字，可老百姓多少年也就是這麼認為的呀，咱們用的錢上都印著國徽，國徽圖案中央就是這天安門。

站在城樓上，氣勢恢宏的天安門廣場鋪展在我的眼前。臨城牆寬寬的過道是隔離區，用繩索隔離著，工作人員告訴我，天安門城樓4000多平方米面積，其中有近2000平方米屬隔離區，遊客免進。

工作人員指著城樓中間的那塊地方說，毛澤東當年就是在這個地方，向全世界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現在參觀者就喜歡站在這個位置上留影，有的還照著樣子揮手喊上兩聲呢」。這話說得我們兩個都笑了起來。

工作人員指著那窗戶上金色的裝飾花紋跟我說，這不是塗的漆，都是貼的金鉑。他又說起他剛到天安門那會兒；這漢白玉欄杆真叫白啊，被精心保養得一塵不雜。今天的欄杆，因為參觀者喜歡用手去撫摸，向上的部分已經變成了灰色。

進到城樓裡面，偌大空間，豎立著數十根「頂天立地」的紅色圓柱。工作人員介紹說，來參觀的許多人都不相信，這麼粗大的柱子真是木頭的。1970年的重建，為的就是建有500多年歷史的天安門，經專家鑒定有幾根木柱「不行了」，要換。現在使用的木頭，是進口的，外面再結結實實地包上了麻，再用金屬箍把它「捆緊」。經指點，在休息廳後排的柱子上，我看到了一道道金屬圓箍凸出的痕跡。

城樓裡分有五個廳，中央那個，就是毛澤東當年休息的地方。現在廳內朝南擺放著繪有青松紅梅的巨幅國畫，正中放有四張雕龍的寬大紅木椅子，兩邊各有三張。兩側的廳裡，格局相似，規模則小些，正中擺著三張紅木椅子。再兩邊的廳裡，擺有長條桌與靠背水椅；廳內還擺放著落地大鐘。

當年這裡擺放的是沙發，現在的擺設風格，主要是為了與這古建築相呼應。

我來到西邊的樓梯處。為避免因眾多參觀者來往的過度磨損，過去的大塊青磚被拆除，改換成了現在的長條石階。在電影《開國大典》裡，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登上天安門城樓的鏡頭，是在後面端門的青磚梯上拍的。工作人員指著那兩重屋簷說道：你看到那些金黃色的「瓦當」了嗎，原來這上面的圖案都是「龍頭」，而1970年重建的時候，正值「文革」，改換上去的是「葵花」。我仔細一看，果然。
這是一個遺憾。天安門三百年才重建一次，要換下這些現代「葵花」，恢復天安門城樓古建築的真正原樣，還得多少年？

在城樓管理處的辦公室裡，處長鄧少焊接受了我的採訪。
處長說，天安門是中華文明悠久歷史的象徵，也是目睹了以往封建王朝興衰更迭的見證人；如今它是共和國的標誌，我們的國門。在30多年的時間裡，天安門城樓是黨和國家進行重要政治活動的場所。能夠在那樣的時刻登上天安門城樓的「一般群眾」，都是對國家做出過重大貢獻的勞動模範和各界傑出人士。「凝固」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政治性因素是不言而喻的。

將天安門城樓作為北京的、以至是中國的文物景點，向國內外群眾開放，從一個側面表明了我們國家堅持改革的決心和開放程度。天安門是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基地；然而，從政治到旅遊，從集會到休閒，現在「九‧九」重陽節老人登高，就有組織到天安門「這個高層建築」來的，這些都標誌天安門城樓在改革開放後發生著的重大變化。「可以這麼說，天安門依舊神聖，但是它已經不再神祕。」

截至12月29日，1997年登上城樓參觀的人數是2833655人次。10年來大抵有近兩千萬參觀者登上天安門城樓。在國慶等重大節日，人們排隊等著購票、等著參觀，處長幽默地說：「人那個擠啊，都想在城樓上單獨照個相，而實際上拍下來的都是與不相識的人的集體照。」

我問起有關票價的問題，他說，1988年就定為國內遊客10元，外國旅遊者30元；當時參觀故宮的票價才五角。定下這個當時國內「領先」的價位，是經過了慎重考慮的。首先是因為天安門擁有的特殊地位，「物有所值」。其次就是為了讓這個票價「降低一點人數」，有利於減輕環境壓力，保護文物。1997年的8月4日，經上級批准，國內與國外參觀者的票價「並軌」，一律15元。

我說，在商品經濟前提下，利用市場價位來調節參觀人數與環境可能等等矛盾，這對天安門而言，真是歷史性的巨大變遷。

高希武老人說：原本我不是第一個
30日下午，我的任務，是找到當年第一個登上天安門城樓的高希武老人。

1988年元旦登上天安門的時候，高希武已經77歲，今年該是87歲高齡了。管理處的同志告訴我，五周年的時候，他們與高希武還有聯絡，近況就不太清楚了。根據資料，我來到東四隆福寺街的人民市場，這裡正在翻建高層商廈。在留守的經理辦公室，幾位中年人也已全然不知高希武是誰。當我說到登天安門的「第一人」時，終於有位女同志幡然「醒悟」：有這麼個人，原先在這裡賣體育用品的。

又是電話又是呼機，忙乎了好一陣子，我得到了老人的地址。女同志說，退休20多年，低一輩的人不太知道他了。
我來到東四七條胡同，敲開一扇窄窄的木門，一位鬚髮花白的老人站立在我的面前。與記憶中的相片比較，年近九十的老人真是老了。當我表明來意，老人滿是皺紋的臉上，頓時笑開了。

在典型的北方小平房裡，高希武老人對我講道：其實，原本我不是登上天安門的第一人，我也根本沒想要做「第一」。那些天，我看到報紙上說，天安門要開放，老百姓也可以去看看，我就尋思著要上去。元旦那天，我早早起床，遛達著走到廣場，到售票處才6點多鐘。我前面還排著5、6個外地年輕人。8點售票，票價10元，這在當時是很貴的，外地年輕人一商量，就沒買，散了。我想，再貴我也得上去呀。當我把10元錢遞進售票窗口，四周的人就把我圍起來了。

老人還保存著當年「包圍」他的人們的名片，有北京市政府和旅遊局的，還有新華通訊社和好幾家報社記者的。作為同行，我知道，這就是我看到的當年報紙上那些消息的「製作者」。那天，待問清老人的大致情況，人們便簇擁著他登樓；同時，管理處又馬上跟老人的原單位東四人民市場聯繫，「你們單位的人上天安門了」，而經理們還根本不知道有這回事。

老人現在跟小兒子一起過日子，兩間房，兒子夫婦住一間，老人與15歲的小孫子住一間。小孫子睡沙發。在老人床頭，擺著一個很大的棕色景泰藍花瓶。高希武告訴我，那天元旦參觀完了，旅遊局的同志專門請他到北京飯店吃飯，並且贈送了這個大瓶子。當時，服務員小姐說，這人好運氣。老人說，我想上天安門，可沒想著有這個的呀。

旅遊局用專車把老人送回了家。
小屋牆上，滿滿騰騰的鏡框裡，排列著老人當年在天安門城樓上的16張照片，這也是旅局後來特地送來的。鏡框左側，掛著毛澤東主席在城樓揮手的畫像，右側是毛主席與劉少奇、周總理、朱德委員長等人在城樓上的畫像。
老人跟我講，現在年紀大，耳旁有點背了；每天還上街「遛個彎」，身體挺好。

我請老人穿上大衣，抱上景泰藍瓶子，在自家胡同門口照個像。當年的高希武老人就是從這兒出來，在10年前元旦的早晨，悄然走向天安門城樓，成為中國第一個登上皇宮正門的普通老百姓。

在有關天安門城樓的文字記載上，有如此這般的寥寥數筆，就是由這位老人在不經意中書寫的。

十年前第一位參觀者是老人，十年後最末一位參觀者是小孩
12月31日下午，參觀天安門城樓售票處貼出告示，這天3點半停止參觀，3點15分停止售票。3點，我與城樓管理處處長一起來到售票處，共同迎候開放十年來最後那位遊客的光臨。這個人究竟是誰，我們無法預測。

從3點10分開始，我就將每一位購票的遊客攝入自己的相機鏡頭。儘管遊客還在不斷走來，但這時的每個人又都可能因為「後無來者」，而成為「最後一個」。面對即將揭開的謎底，售票處裡面已是人頭濟濟，興奮的表情洋溢在工作人員的臉上。

處長和我站在一起。當一對年輕夫妻，推著嬰兒車來到售票處前面，處長說，規定的停止售票時間到了。待那個年輕妻子把買票的20元錢遞進視窗，處長通過報話機告訴「裡面」正在售票的人：這是十年的最後兩張票，售完就「關窗戶」。

我走到這對夫婦的面前，簡略地說明情況，他們臉上的表情，從開初的驚諤慢慢地變成了喜悅，最後那妻子笑出了聲：這是真的？太幸運了！

這位年輕的女性，叫鍾淑嫻，出生在台灣台北市，1974年在13歲時去了丹麥，現在她開設在丹麥的餐館，名字就叫「台灣飯店」。她這是第一次到北京來，丈夫叫傅書偉，原北京市人，是兆龍飯店廚師，幾年前去丹麥。兩年前結婚，此刻嬰兒車裡睡著的是他們的兒子，才14個月。小孩子的英文名字是「Mads」，漢語名字叫「又陸」。我問起這漢語名字的由來，妻子看了眼丈夫，說道：「又到大陸嘛！」

我攝下了城樓處領導與他們的合影。處長指著他們手中的票說，這是十年最後的兩張票，明天就換另一種樣式的票了。我和這對夫婦與他們的孩子一起上天安門，處長則用報話機跟城樓上的工作人員聯繫：立即準備一張登樓證書，注明登樓時間，這是十年來的最後遊客。
孩子還在睡著，夫婦兩人抬著嬰兒車登樓。

身著紅色呢子大衣的女服務員在樓梯口等候著我們。傅書偉和鍾淑嫻夫婦推著嬰兒車，信步走在城樓上。鍾淑嫻告訴我，10來天前經過9個小時的飛機，他們從丹麥抵達北京，還準備待3個星期。「我們剛才在故宮參觀，正巧碰上一個丹麥來的旅遊團，他們計畫待一周，我跟他們說，這麼多景點太美了，一個星期能夠看完嗎？」

3點半到了，工作人員開始清場。經過特許，我讓年輕的夫婦站在城樓裡中央休息廳的前面留影。傅書偉彎下身來，把兒子紅紅的小臉從裹著的被子裡露出來，鍾淑嫻手上握著的，是剛剛發給他們的紅封面登樓證書。

下得樓來，在天安門城樓管理處辦公室裡，城樓處領導說，天安門開放10年，東南亞臨近各國的遊客多，像丹麥這樣北歐一帶的遊人就相對要少一些。鍾淑嫻說出了自己在北京10餘天的感想，她真不知道北京是這樣的美麗，「應該加強宣傳呀！」我們交談時，他們才14個月的兒子，穿著小小的棉衣褲，在辦公室裡忙碌地跑來奔去。

處長說：「十年前，天安門城樓的第一個參觀者是個老人，這十年後的最後一個遊客，是個孩子，這就叫作『圓滿』。」
暮色中，傅書偉夫婦給我寫下了丹麥的地址，要求我把刊登文章的報紙給他們寄去。

我再次感謝天安門城樓管理委員會和城樓處對我這次採訪的安排。我說，我這就飛回上海去了。城樓處領導對我說，他們的工作人員還不能下班，因為今天是1997年的最後一天，北京電視台的記者們要到天安門城樓上來，拍攝廣場上的辭舊迎新的夜景。

1997年12月31日～1998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