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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充滿「機遇性」的一次大戰∕翁嘉聲
前言
第七章 「一戰」導火線:塞拉耶佛事件

西洋史

【類別最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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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西洋史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克里斯多福‧克拉克
       Christopher Clark
譯者:董瑩、肖瀟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15年07月24日
定價:850 元
售價:672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768頁
ISBN:978957136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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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充滿「機遇性」的一次大戰∕翁嘉聲前言第七章 「一戰」導火線:塞拉耶佛事件



  前言

戰爭以何種方式呈現?

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日。這天清晨,法蘭茲.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偕同夫人蘇菲.霍泰克(Sophie Chotek)抵達塞拉耶佛火車站,當時歐洲大陸還是一幅和平景象,但三天後,這裡卻燃起戰火。這個多事之夏,爆發的衝突導致歐洲成為六千五百萬兵力廝殺的戰場,三大帝國捲入其中,造成兩千萬士兵和平民死亡,兩千一百多萬人受傷。

這場浩劫宣告二十世紀歐洲步入恐怖的肇端,正如美國歷史學家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所說,它是「二十世紀所有災難的開始,此後各種災難便接踵而至。」戰爭爆發之前,人們就對戰爭為何會發生這一問題爭論不休,時至今日,戰爭爆發的原因也未有定論。這一事件還催生數量空前、內容詳實、流露強烈道德情感的歷史文學作品。此外,一九一四年發生的事情,至今仍是國際關係理論研究者津津樂道的政治危機,由於事情過於錯綜複雜,以至任何假設和猜想都能自圓其說。

研究「一戰」起源的歷史學家總會碰到一些問題,首當其衝且最顯著的問題就是研究資料過多。每個交戰國都有卷帙浩繁的官方外交文件,民間搜集的資料也數量龐大,但有些文件是否真實還原歷史還有待商榷。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公布的官方文件,大多帶有辯解並反思的意味。長達五十七卷的《德國外交部文件》(Die Grosse Politik)將一五八八九份文件歸納在三百個主題下,但並不具備純粹的學術客觀性,人們只是希望藉由曝光戰前文件來反駁《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加之的「戰爭罪名」。法國政府也不例外。外交部長讓.路易.巴爾都(Jean Louis Barthou)於一九三四年五月指出,戰後出版的文獻「充滿濃厚的政治色彩」,其目的在於「根據《凡爾賽條約》,在德國發起的這場戰爭中維持秩序」。一九二六年出版的八卷合集《奧匈帝國外交政策》(Osterreich-Ungarns Aussenpolitik),其中一位編者路德維希.比特納(Ludwig Bittner)在維也納指出,他們之所以出版該合集是未雨綢繆,提早出版官方資料以防止某些國際機構(很可能是指國際聯盟)迫使奧地利政府在情況不樂觀時出版。

蘇聯希望法國所要求的賠付戰前貸款合法化,所以早期的出版物都企圖證明:是獨裁沙皇及其盟友挑起戰爭。在英國,人們高調呼籲學術公正,《英國關於戰爭起源的文件》(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也順勢出版。儘管如此,之後的文件記錄仍有偏頗和疏忽,這也使得關於一九一四年戰爭爆發前夕英國所作所為的描述並不中肯。總之,儘管有不可否認的學術價值,但正如德國軍事歷史學家伯恩哈德.施韋特費格(Bernhard Schwertfeger)在一九二九年的批判研究中所言,歐洲的文件記錄儼然在為「歷史文件的世界大戰」提供軍火。

對於戮力洞悉通往戰爭之路的人來說,儘管政客、指揮官與其他關鍵決策者的回憶錄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但同樣疑點重重。對於人們熱切關注的問題,很多文件卻保持出奇的緘默。在此舉三個例子:德國首相特奧巴登.霍爾維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於一九一九年出版《對世界大戰的反省》(Reflections on the World War),但對他自己及同僚在一九一四年「七月危機」時的行動隻字未提;俄國外交大臣謝爾蓋.薩佐諾夫(Sergei Sazonov)在回憶錄中對自己在關鍵事件中的表現輕描淡寫、敷衍了事,絲毫沒什麼有價值的資訊;法國總統雷蒙.普恩加萊(Raymond Poincare)的十卷回憶錄記錄他的執政時期,但宣傳作用超過啟發性──普恩加萊關於危機時期的「回憶」,與他當時匆匆記下的日記(未出版)之間存在明顯的矛盾。英國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那本行文溫和的回憶錄,也只是隔靴搔癢的解釋一則敏感問題:他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之前對協約國的承諾,以及這些承諾在他處理危機時所起的作用。

一位名叫伯納多特.埃佛利.施米特(Bernadotte Everly Schmitt)的芝加哥大學歷史學家,曾於二十世紀二○年代末期造訪歐洲,並採訪經歷戰事的一些政治家。讓他感到驚訝的是,受訪者對自己的作為從未懷疑(但也有一個例外,那就是格雷直率地承認,當「七月危機」發生時,他在柏林與維也納協商的過程中犯了一個戰術上的錯誤,但他提到的這個錯誤並不重要,他的口吻反映英國特有的自我貶低的官樣語言,並不是真心對其應負責任的反省)。其他人的回憶同樣漏洞百出。施米特追蹤訪問俄國前財政大臣彼得.巴克(Peter Bark),他現在是倫敦一名銀行家。一九一四年,巴克參與一系列會談,會議上做出許多至關重要的決定。然而當施米特與他對話時,巴克卻堅持說他「不記得那一時期發生的事情」。幸運的是,這位前大臣當時的筆記提供我們更真實的資訊。一九三七年秋,一位名叫盧西亞諾.馬格里尼(Luciano Magrini)的研究者來到貝爾格勒,對每一位與塞拉耶佛陰謀有關係的倖存者進行採訪。他發現,有些人為一些他們並不知道的事情作證,有些人「保持沉默,或對他們所知的事情給出錯誤解釋」,還有一些人「誇大事實或一味專注於自我辯解」。

此外,我們現有的了解仍舊匱乏。許多關鍵人物之間的重要談話僅限於口頭上,並沒有書面記錄──現在的記錄都是透過間接或後來的證據來重建歷史。譬如與塞拉耶佛事件相關的塞爾維亞組織就非常警覺,並沒有留下書面證據。涉嫌參與行刺佛朗茨.斐迪南大公的關鍵人物:塞爾維亞軍事情報部門主管德拉古廷.迪米特里維奇(Dragutin Dimitrijevic)就會定期焚毀他的文件。很多人對維也納和柏林在最早關於如何應對塞拉耶佛事件的討論內容一無所知;記錄六月二十至二十三日在聖彼得堡舉行的俄法首腦會議的文獻,對理解危機的最後階段非常重要,卻無跡可尋〔俄國的會議記錄可能早已丟失,而委託編輯《法國外交文件》(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cais)的團隊也無法找到法國版本〕。布爾什維克黨的確出版許多關鍵的外交文件,以此揭露帝國主義列強的陰謀,但這些文件對時間的劃分不一致,沒有按照順序編纂;此外,還會片面聚焦某些事件,比如俄國對博斯普魯斯海峽的企圖。有些文件(數量不明)在內戰期間混亂的運輸過程中丟失,蘇聯也從未有系統編纂成卷的文件記錄,可與英國、法國、德國和奧地利的原版相匹敵。時至今日,俄方出版的記錄仍然處於未「竣工」的狀態。

另一個明顯的問題是「一戰」危機內幕的繁雜精細。古巴導彈危機的內幕雖然已經足夠複雜了,但它所涉及的僅有兩大陣營而已(美國和蘇聯),無非再加上那些「代理者」和「追隨者」。與此相反,要研究「一戰」的起因,必須要弄清楚實力居同等地位、相互獨立的競爭對手之間的互動和影響,它們是德國、奧匈帝國、法國、俄國和英國,如果再加上義大利,就變成六個競爭者;此外,其他具有重要戰略意義且擁有獨立主權的國家,同樣可以考慮在列,如奧斯曼帝國和巴爾幹半島──後者在戰爭爆發前幾年,國內政治高度緊張且動盪不安。
參戰國的政策制定過程往往不透明,這是研究「一戰」起源遇到的另外一個問題。我們可以想像,一九一四年的「七月危機」表現出「國際化」特徵,它波及一大批民族國家,這些國家既彼此聯繫緊密,又是各自獨立且離散的單一實體──就像撞球桌上的撞球。但是危機期間負責政策制定的權力機構卻不統一。在多個執行單位中,我們甚至不能確定究竟誰是真正的政策制定者;此外,那些所謂「政策」(或至少是那些影響政策走向的不同主觀意願)並非必然出自國家的高層系統,它們或許出自外交組織的周邊機構、軍事指揮官、部門的官員,或來自職權範圍包括政策制定的大使。

由此看來,現存資料中關於承諾、威脅、計畫和預言的內容,相互交錯、毫無頭緒,以如此令人疑惑的卷帙浩繁解讀戰爭爆發的原因,就變得難以捉摸。實際上,任何觀點都能夠從現有的資料中找到證據支援。正是因為關於「一戰」起源的解讀囊括太多角度,因此任何一位歷史學家(甚至一位能夠駕馭多國語言的出色學者),窮盡一生都無法閱盡它們──根據二十年前的統計,當時就已經有兩萬五千份相關的書籍和文章。其中一些將戰爭責任歸罪於某個充當「害群之馬」的國家(公認是德國,但實際上其他國家都難辭其咎),另一些則將原因聚焦在「體制」的缺陷。總之,問題的複雜性並沒有終止人們的討論。歷史學家試圖解開戰爭罪責,或是獨立機構和體制約束之間關係的相關問題,他們的辯論又延伸到對國際關係全貌把握的宏觀視野,其中包括關係中的威懾、緩和與疏忽,或是諸如多方平衡、協商和順應時局的普世機制。儘管這些辯論已經持續將近一個世紀,至今仍然沒能找到突破點。

雖然人們對這些辯論已不陌生,但這一主題卻歷久彌新。實際上,與二、三十年前相比,它對我們的現實意義更為重要。隨著時代和世界的變遷,讓我們得以新的視野重新審視一九一四年。二十世紀六○至八○年代,人們越發普遍認為一九一四年爆發的戰事散發著神奇魅力,並很容易將歐洲「最後的夏天」那場災難想像成愛德華時期的一齣古裝劇。在現代人的腦海中,那個仍然以世襲皇權為統治的世界,那個追求奢華的年代中,蒼白的禮節和華而不實的服飾已經逝去,那些故事的主人公似乎來自另一個已然消失的世界。這些設想使他們在其潛意識中堅信,如果這些主人公的帽子上插著俗麗的鴕鳥羽毛,那麼他們的思想和動機也一定是如此滑稽且荒唐。

然而對於一位了解一九一四年「七月危機」爆發始末、身處二十一世紀的讀者來說,他會對危機中展現出野蠻的現代性感到震驚:事件以車隊和自殺式襲擊開場。在塞拉耶佛事件背後,分明是一個崇尚獻身、死亡和復仇的恐怖組織,但是這一恐怖組織並沒有固定的活動區域,沒有明確的地理或政治歸屬,它只是分散在政治邊界的小規模勢力,人們無法界定它,因為它只是間接與其他政權相互聯繫,想要從組織周邊覺察出其隱祕的存在也相當困難。誠然,人們還是有理由認為一九一四年七月距離我們沒有那麼遙遠,與二十世紀八○年代相比,它呈現出更清晰的輪廓。自冷戰結束以來,全球兩極化的體系日益明顯,各種力量前途未卜,帝國走向衰落,新興大國正在崛起──與一九一四年七月發生的事件形成鮮明對比。這種視角的轉換讓我們重新反思,戰爭是如何在一九一四年降臨歐洲。接受這項挑戰並不意味必須默許流於俗套的現代主義觀點(這種觀點將歷史的解讀建立在滿足現代需要的基礎上),而是利用現代的優勢去認可過去以及歷史中的人物。

首先,我們要討論的是戰爭的開端,即巴爾幹地區的背景。史籍對於塞爾維亞在「七月危機」的角色輕忽帶過,很多人將塞拉耶佛事件僅視作一個托詞,與最終真正發起戰爭的列強相比,它實際上無足輕重。近年對於一九一四年戰爭爆發的一則精彩解釋提到:「(塞拉耶佛)行刺事件本身並沒有什麼意義。真正讓這些國家走向戰爭的是有心人士利用這次事件。」從巴爾幹地區的角度來看,「七月危機」是因對塞爾維亞的邊緣化所引燃的事件,成為塞拉耶佛事件的導火線,並一發不可收拾,進入地緣政治階段;然而隨著事態的發展,塞爾維亞的重要性也逐漸被淡化。

其次,我們的道德羅盤同樣發生偏轉。以戰勝國姿態出現、塞爾維亞族為主組成的南斯拉夫,似乎隱晦的為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那位打響第一槍的人做出合理辯解──這是南斯拉夫當局的觀點。為了紀念「象徵邁出南斯拉夫自由之路第一步」的刺殺事件,在事發地點,他們用銅質徽章作為標記。在那個國家概念方興未艾且頗受歡迎的時代,人們普遍對南斯拉夫的民族主義抱持憐憫之心,而對多元化聯邦形態的哈布斯堡帝國,卻表現出刻板的冷淡。二十世紀九○年代的波士尼亞戰爭,讓我們深刻感受到巴爾幹民族主義的殺傷力。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和塞爾維亞人包圍塞拉耶佛引爆戰爭的事實,很難讓人將塞爾維亞想像成受大型政治團體擺布的棋子或受害者,從而證實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自身就是一股歷史的推動力。從歐盟的角度來看,對於業已消失的混合帝國──哈布斯堡帝國,我們現在表現出更多的同情,或至少不再那麼蔑視它。

最後,以下這種觀點或許在今日越得不到支持:我們應當對塞拉耶佛事件更寬容,它只不過是不具真實因果與重要性的小事故而已。二○○一年「九一一」事件就印證單一、象徵性的事件(不管它陷入歷史洪流的程度有多深),確實能以該種方式不可逆轉地改變時局,它能以始料不及的緊迫感摒棄舊的觀點,催生新的觀念。將塞拉耶佛以及巴爾幹地區重置於事件的中心,並不是要將塞爾維亞人及其政治家妖魔化,也不是讓我們擺脫解讀其他力量的責任,只是在各種力量之中,塞爾維亞的政治家、官員及激進主義分子的行為和決定,奠定了塞拉耶佛事件的結果。

因此,本書致力於以現代視野來解讀一九一四年的「七月危機」──這或許是迄今為止最複雜的現代事件。重點不在於戰爭為何爆發,而是它以何種方式呈現。在邏輯上,雖然二者密切相關,但卻引導出兩個截然不同的研究方向。「戰爭以何種方式呈現?」這一問題需要按照順序深入研究,導致最後結果的列強之間的互動過程。與此相反,「戰爭為何爆發?」的問題則需要研究細微且直接的原因:帝國主義、民族主義、軍備競賽、國家聯盟、財政問題、對待國家榮譽的看法以及動員機制。儘管後者能夠透過分析獲得事實的明確性,但其中仍有曲解之處,因為人們會有偶發性被壓迫的假象;各種因素相互推擠,重重地壓在事實上;政客們成為某種力量的執行者──這種推動力早已成形並超出人們的控制範圍。與此相反,本書的內容更關注各種機構。關鍵的決策者(國王、外交官、大使、軍事指揮官與低階官員)以小心翼翼、精明算計的步履逐漸逼近危險。戰爭的爆發是一系列決策不斷積累的產物,而這些決策正是政治家有意為之。掌握最佳資訊後,他們通過自我思考和反省,確立諸多可供選擇的方案,繼而形成最佳的判斷決策。雖然民族主義、軍備競賽、國家聯盟與財政問題,的確是事件的組成部分,但它們只有被放入導致戰爭爆發的決策中,才具有實際的解釋價值。

一位研究巴爾幹戰爭的保加利亞歷史學家最近發現:「一旦我們提出『為什麼』的問題,便不自主地聚焦到罪責的問題上。」在戰爭打響之前,關於戰爭爆發的罪行和責任問題就已然出現。所有的資料和文件都充斥著對罪行的歸咎和譴責(侵略性的意圖在這裡總是被理解為敵意,而抵禦性的意圖才是合理),《凡爾賽條約》第二百三十一條奠定「戰爭罪」問題持久且突出的顯赫地位。相反的,對於戰爭「如何發生」的探討卻是另一種解讀方式:縱觀事件始末,並非旨在完成一份針對某個國家或個人的文件記錄,而是為了定義引爆戰爭的決策,理解其背後的理性及情感。這並不意味著完全拋開責任問題;相反的,它是站在「如何發生」的理解基礎上,幫助我們解決「為什麼」的問題。

因此本書著重討論戰爭是如何在歐洲大陸被點燃。通過多角度的敘述來追蹤、還原這條戰爭之路,包括對當時主要決策中心,例如維也納、柏林、聖彼得堡、巴黎、倫敦和貝爾格勒的分析,此外還含括羅馬、君士坦丁堡和索菲亞。本書共分三部。第一部的重點是關注兩大死對頭:塞爾維亞和奧匈帝國,它們之間的爭端是戰爭的導火線,因此我們需要追溯二者直至塞拉耶佛事件前夕的互動和交往。第二部仍延續敘事的手法,回答以下四個問題:(一)歐洲的兩極分化是如何形成相互對立的聯盟陣營;(二)歐洲國家的政府外交政策是如何制定;(三)處於歐洲權力和財富中心周邊的巴爾幹地區是如何成為具重大意義的危機爆發源頭;(四)表面上做出姑息姿態的國際體系最終如何倒向戰爭。第三部則聚焦塞拉耶佛事件和「七月危機」,探究主要決策中心之間的互動關係,分析將危機不斷向前推進的考量、誤解與決策。

所以本書的中心論點在於,只有準確追蹤和闡明關鍵決策者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自己觀點,一九一四年七月所發生的事情才有意義。要完成這項工作,我們不僅需要回顧戰爭爆發前的國際「危機」,還需要了解它們的過程,以及是如何構成人們的觀點、激勵人們的行動。那些將歐洲送上戰爭之路的人,當時為何會做出這樣的反應?人們可以從許多資料中體會出當事人的恐懼和對災難的預測,但這些情感又是如何在同樣的人身上與傲慢、狂妄相互交織?戰前,為何那些看似異國情調的地方會如此舉足輕重──正如「阿爾巴尼亞問題」和「保加利亞借貸問題」,它們與大國列強又有何關係?當決策者談及國際環境以及外部威脅時,他們是否洞見了真相?或是向其對手展現自己的憂懼和願景?還是兩者兼有?因此本書的目的就是盡可能還原,戰前與戰時關鍵當事人所經歷的高度動態化的「決策環境」。

關於戰爭,最近出版的大部分作品認為戰爭不是不可避免,而是「未必會發生」──至少在它真正爆發之前。由此可知,衝突並非是長期惡化的局面積累到一定程度的爆發,而是短時期發生並震撼了國際體系。無論我們對這種觀點接受與否,至少它開始了對戰爭的偶然性因素的關注。當然,我在本書中探討的問題確實在一九一四年發生,但仍存在一些不同的發展,將事情引向不同、未曾出現的結局。正是意識到這一點,我致力於展現因果關係的碎片是如何在合適的時機匯聚到一起,並引發了戰爭,但我不會武斷的導出結論。我會提醒自己,書中出現的那些人、那些事,以及那些推動力本身都可能改寫歷史與未來──或許它們不是那麼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