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浪潮：印、太海洋民族對抗帝國暴力、驅動現代史的革命年代(BC00319)
Waves Across the south：A New History of Revolution and Empire

類別： 西洋史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蘇吉特．希瓦桑達蘭
       Sujit Sivasundaram
譯者：葉品岑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2年07月01日
定價：680 元
售價：537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552頁
ISBN：9786263355101

【緒論｜內文摘錄】

▼  緒論

緒論
    
西方世界在講述歷史時，經常遺忘了四分之一的地球。這四分之一是海洋的國度，隨著季風和海浪、潮汐和海岸線，還有島嶼和沙灘脈動。印度洋和太平洋裡眾多規模較小的海與灣構成了這個被遺忘的地方，本書可能是第一個把它們聚在一起談論的持續歷史研究。這片南方水世界布滿了小塊陸地，和巨大陸塊為鄰，在接下來的章節中占據主舞臺。它們被描述成世界史和現代條件的創造者。
    
史學家稱橫跨十八世紀晚期到十九世紀早期的幾十年為「革命時代」（age of revolutions），傳統上，它是由大西洋的大事件三角組成：美國革命、法國大革命，以及加勒比地區的反抗，像是海地革命（Haitian Revolution），還有十九世紀早期的拉丁美洲獨立運動。在這些革命和隨之而來的戰爭中，許多事情出現了劇烈變化。這些諸多經過再造的事情有政治組織、平等和權利的概念；統治和帝國的機制；勞動者和奴隸的地位；技術、工業、科學的運作；以及對國家、自我及公共意識的刻畫。藉由望向被遺忘的印度洋和太平洋角落，本書打算徹底翻轉我們這個時代黎明破曉的故事，並堅信這片大洋的人與地在塑造革命時代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並促成我們的現在；而且正因如此，本書堅信在我們思索人類的未來時，也需要沉思發生在這個地方的事。
    
革命時代是歷史寫作裡最歷久不衰的標籤之一。該詞彙被持續被使用到今天，用以描述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的那幾十年。以印度洋和太平洋為焦點再次觀看這段歷史時期，挑戰西方世界和歐洲在我們所學歷史中的支配地位。這點尤其重要，因為對革命時代的描述相關的，是我們對切身權利和自我（selfhood）的連結與傳承，以及關於創造出今日世界的競爭和對峙的記憶。用這樣的歷史取徑可取代「世界的靈魂在西方孕育，而後傳向東方」的有害假設；這個取徑不認為政治主體性（subjectivity）是在大西洋建立起來，更不認為其他地方的人只是遵循相同的軌道。研究革命時代的早期重要史學家帕爾默（R. R. Palmer）就曾提出「歐洲、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自十九世紀起的一切革命，都是從十八世紀的西方文明革命汲取智慧。」這樣令人難以接受的觀點。接下來的歷史拒絕將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的西方暨大西洋文明，視為革命情懷的洗禮盆。西方世界和大西洋也不是經濟、科技、軍事和文化表現模式的單一產區。
    
在從海洋南方重新認識革命時代的過程中，我們看見未知而激烈的爭鬥。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區，革命與帝國制度相互較勁，帝國制度腐蝕革命的進程，構成了一股反革命力量。革命和帝國兩股力量都沒能剷除對方，但自從大英帝國在十九世紀中葉成為這些海洋的主要勝利者之後，兩股勢力的平衡就變了。雖然十九世紀的大英帝國肯定還受到其他意識形態、文化和政治的推動力所影響，但本書的宗旨之一，是追蹤大英帝國作為一個反革命力量。這個帝國壓制這段時間諸多可能性的態度，讓我們看到發生在南方世界（global South）的險惡帝國操縱。
    
在這兩座大洋上，革命時代最主要應該被視為原住民與非歐洲（non-European）政治的浪潮，並和上岸的入侵者與殖民者相抗衡。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居民在十八世紀末與十九世紀初，出於自己的盤算，接納（有時則是強搶）外來者帶來的新的物品、觀念、資訊和組織形式，例如君主政體、武器、政治社團、科學和醫療，以及媒體辯論等概念。海洋民族也重新調整他們既有的傳統與信仰、治理和戰爭模式，以及與鄰國的關係，以便能迎接這個新時代。譬如我們會想到伊斯蘭教或佛教的改革，或是移民與貿易行之有年的遠距關係的改變。這一切構成了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革命時代。「本地的」（indigenous）一詞作為描述用途時，在這些海域必須擁有比較寬鬆的定義。由於海洋民族經常在移動，用離散（diasporas）形容他們可能比本地人／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更為貼切；這也使他們擁有錯綜複雜的文化遺產。移民和本地人有時也可能借用彼此的種種，使得明確區分何者為本地的人事物，以及何者不在本地範疇之內相當困難。
    
橫越海洋各地的一連串聲音，體現了一個充滿活力的本地性（indigenousness）；本書將呈現太平洋島嶼原住民、毛利、澳洲原住民、阿拉伯、卡西米、阿曼、帕西、爪哇、緬甸、漢、印度、僧伽羅、泰米爾、馬來、模里西斯、馬拉加斯語和科伊桑語的觀點。這些民族和其他民族在史無前例的全球化年代，以水手、合作夥伴、戰士、勞動者和旅行者的身份來往穿梭。事實上，從事本書研究最令人享受的事，就是從過去不曾擺在一起研究的區域和領土之間發現跨洋關聯。
    
除了原住民與非歐洲政治的興起，發生在這兩座海洋的革命時代還見證了政治組織的重新配置。從阿曼到東加，從模里西斯到斯里蘭卡，帝國、政治單位、王國和部落酋長制，紛紛重新選擇盟友或經歷重新整頓；關於水域的政治爭執，讓相對新興的勢力能夠找到自己的路，以獨立國家的姿態採取行動，或是對符合殖民時代定義的政府做出回應。古老歐亞帝國像是鄂圖曼帝國、蒙兀兒帝國和清帝國等，他們的海洋邊疆也因此發生了變化。新的政治組織，包括在太平洋建立的許多君主國，也藉由採用參戰的歐洲人的航海與軍事技術，而凝聚在一起。拿破崙戰爭中的難民成為顧問，幫助緬甸阿瓦王朝（kingdom of Ava）對抗英國人，或在塔斯馬尼亞擔任高度軍事化英國殖民政府的顧問。包括在當時被稱為「拉斯卡」（lascar）的亞洲水手在內的諸多海洋民族，得以透過大英帝國對盟友和在地協力者的需求，建立起一條政治途徑，而不必在帝國內部得到完整的存在意義。那些登上歐洲船隻，或在大型計畫裡擔任勞工和技術員的人，也可以利用這個機會，以嶄新的方式思考他們的自我和未來。
    
大英帝國試圖消滅或採納從革命時代崛起的觀念、人民、制度結構和組織模式。從海洋移動到陸地，無論在新加坡和模里西斯，在這些如此截然不同的地方，英國皆自視為一個追求自由的帝國，但在革命時代，除了覺得自己正在散播自由，大英帝國還是有很多反動作風的行為。十九世紀上半葉發生了一系列水上戰爭，每場戰事都採行這個時代典型的「總體戰」（total war），包括大肆劫掠和大規模流血殺戮。舉例來說，在孟加拉灣，這些戰事吸收了革命戰爭和拿破崙戰爭的軍事人員和技術，使它們成為彼時全球戰爭的一環。英國在一八?九至一?年和一八一九至二?年入侵波斯灣的兩次任務，則是對抗某種被拿來和其他地方的革命情懷相比的伊斯蘭改革。英國人對共和主義的恐懼，促使他們在一八一?至一一年入侵爪哇和模里西斯。在所有情況下，英國這些年的殖民及海上戰爭，舉凡戰術、意識形態、動機和比較的形式各方面，都是從革命時代鍛造的。
    
帝國在革命時代再造的另一種方式，是透過對民族與事物做新的分類。科學和自然歷史的分類，與不斷擴大的殖民國家的監控政權有關。科學與殖民主義之間的關係似乎顯得自相矛盾；因為新科學在那個時期被視為理性時代的先驅。舉凡如何捕魚、如何與海洋生物交流、如何在大海中航行等人們和水互動的方式，抑或他們使用的物品，或關於他們不斷移動的生活方式的描述，都容易導向種族和性別的殖民分類。帝國作家把這些鄰近島嶼和聚落當成自給自足基地，忽視他們有悠久的遷徙歷史，這麼一來，從事大量比較研究的可能性，意味著這些海洋盆地很適合用來解決天差地遠的觀念問題，以及實施隔離政策。
    
英國作風和白人優越性從模里西斯路易士港（Port Louis）到澳洲雪梨等新興港口城市的強化，象徵這艘海洋不列顛尼亞號的向前邁進，這一切都仰賴乘風破浪的航海者、他人口中的海盜和私人貿易商，他們漸漸把自己變成體面的陸地居民，在當地建立屬於基督教婚姻的家庭。這些殖民者從漂泊不定的海上貿易，轉向收取土地和牧場的固定利益。白人男性的道德責任可以超越其他在海邊組織種族和性別的方式。舉例來說，海洋各地透過逃跑的囚犯、傳教士或私商和奴隸販子的零星殖民，在紐西蘭變得更加「系統化」。「自由貿易」口號的否決權在這裡相當管用。海洋愛國主義（maritime patriotism）也變成這個轉變的一部分，而它的向前衝刺部分來自反奴和反海盜等事業，以及更多方面的陸地殖民事業遺產。對這個時代現有的敘述往往忽略了這樣的愛國主義，因為這些敘述以大陸腹地為焦點，突顯的是「土地愛國主義」（agrarian patriotism），頌揚土地和農業，把「土地愛國主義」當作推動英國前進東方世界的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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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這故事發生的背景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將革命和帝國之間的競爭描述成浪與浪的碰撞恰如其分。以波浪做思考，等於以全球化的推拉動力做思考。要考量海洋各地往來的突飛猛進，以及各個海域的動盪分離與暴力。不僅要凝視浪峰的形成，還要凝視波浪在海灘上破碎。革命和帝國兩股勢力皆如是，因為它們都容易破碎，而且絕不可能在這幾十年間修成正果。
    
以波浪的比喻來思考，也很適合提醒我們這個故事的自然背景很重要。為了讓世界性的帝國順利運轉，必須透過研究、造冊、繪圖、製作模型、醫學和都市設防與都市計畫的管理制度，對抗實際發生的降雨、風暴、狂風、氣旋、水龍捲、發燒和地震。地球本身的不規則形狀必須被加以控制，海上船隻才能順利找到他們的航道，進而促進自由貿易帝國（free-trade empire）之間（如印度和中國或印度和澳洲）的運作。在諸多新興學科正在形成的時候，海域和海岸線繪測是跑在帝國前面的優先任務。隨著主權的定義由船隻送到岸上，再進到內陸，這些繪製與測量有助於建立橫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基地、中轉站、港口和殖民聚落。
    
海上行舟大不易：出現在本書的船隻，有的消失、有的著火、有的爆炸，還有載著馬匹與戰士被拋到半空中，或在珊瑚礁帶擱淺。在全球戰爭時期，船隻不是由交戰國接管重新啟動，就是遭人盜用。就這層意義來看，船隻也是一個不穩定的平臺。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港口城市是適合沉思海難的地方，因為岸邊有數不清的船隻殘骸。為了殖民戰爭的目的，船隻必須安全地通過水域，而靠近岸邊且通往內陸的陸海河交錯地形，對英國人的健康可能造成致命危害，畢竟他們的戰鬥技術和後勤都不適應這種地形。水上衝突不必然是歐洲人勝過非歐洲人，儘管這兩群人被錯誤地劃下海洋對抗陸地的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