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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3
有人認為，歐洲民主崩潰的罪魁禍首是憲政體制，但是 1920 年代初期在義大利興起的法西斯主義，不啻給這些人一記當頭棒喝。戰後的義大利不但面臨老百姓不滿的情緒，政局也不穩定，右翼似乎自動大團結。
1922 年 10 月，義大利國王請墨索里尼組閣時，法西斯運動的勢力並不大。真正壯大法西斯勢力的，是義大利人對社會主義的恐懼心態，因此，包括警界、公務員、司法及立法部門都對法西斯主義持同情的態度。墨索里尼第一次組閣還結合另外三個政黨。如果沒有後者的支持，尤其是自由黨（Liberals），他根本無法組閣。而如果沒有社會黨的支持，墨索里尼在 1923 年也無法改革選舉法，確保他的政府能夠控制下議院。
不過，法西斯陣營向舊制度妥協，讓許多原本強烈支持墨索里尼的人，到了 1925 年時感到相當失望。有人批評，戰後的民主是「歐洲價值快速且逐步的腐化」；也有人警告，墨索里尼和議會路線妥協的結果，會失去打破既往、徹底改革的契機。甚至法西斯陣營內也有批評聲浪，要求重新革命，也就是 1925 年到二六年的「第二波」。議會立法擴大各省及地方的權力、剝奪反對人士的公民權、鎮壓反對黨、壓制新聞自由和公民權。
接下來四年，這個新興法西斯國家的輪廓越來越明顯。國內部分制度仍遵循舊制，國王仍然是國家元首，但是權力大幅削弱；議會內部繼續爭辯，效率低落；各省則普遍動用警察權，和自由黨主政時差不多。戰後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體制，似乎只是邁向菁英政府的序曲。
法西斯主義和自由主義最大的差別在於，前者公開捍衛威權體制。墨索里尼說：「人民必須接受紀律，如果無法接受，政府就得強制執行。」他以獨一無二的文體發表散文指出： 法西斯主義打破民主制度有關政治平等的謊言，也拒絕接受集體不負責任的精神，更破除建立民主制度後就可快樂、進步的神話。我們不該誇大自由主義在上個世紀的重要性、神化它的地位，彷彿它已成為現在及未來人類的信仰，其實它只是上個世紀無數教條中的一個。自由主義的殿堂已經廢棄，現在正要關上它的大門。當代所有的政治實驗都反自由主義，原因就在此。這個世紀是威權的世紀，是右翼的世紀，也是法西斯主義的世紀。 資產階級把生活分成公、私兩個領域，法西斯主義當道後，政治變成一個完整的生活經驗。「你不能在政治立場上屬於法西斯主義，但在學校、家族、職場上又不是法西斯份子。」墨索里尼在政壇上起起落落、搖擺不定，但至少在這點上卻相當一致。
國外對此大多抱持肯定態度。義大利推動議會路線時，並未引起外界的注意，但在外界肯定墨索里尼的成就時，其實內心更懷疑議會民主的效率。包括邱吉爾及張伯倫等英國政治人物，早就懷疑議會路線能否移植到其他國家。如今他們更要向義大利人道賀，恭喜對方擺脫一個不適合的政治制度。
民主體制能否放諸四海而皆準？這種懷疑很普遍。有人質疑，「拉丁民族」傳統上實行專制，但民主政體反而變成一場「鬧劇」。例如，葡萄牙建立共和國後的十五年間，共有八位總統、幾十個內閣，政變更是不計其數。盎格魯薩克遜民族長期以來一直對抗皇權，自由逐漸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分，難以割除，因此這個民族建立的民主機制相對較有韌性。根據希臘、羅馬尼亞、塞爾維亞甚至義大利戰前的經驗顯示，議會經常和貪污、朋黨及國力不斷退步扯上關係。
同時，政府本質及國家的角色在戰後都有所不同，議會也不如自由派所說的那麼重要，必須和商業中心及工會等利益團體分享權力。越仔細觀察 1920 年代的議會，就越想問：何必多此一舉？
批判議會路線
法國人批評，「自由民主在政治及社會層面的挫敗，造就了法西斯主義。」《為誰法西斯？》（Fascism for Whom?）的作者說得更直接，「法西斯主義是民主敗壞的產物。」而民主敗壞最明顯的場所就是議會。許多歐洲人認定，「戰後獨裁政權一一興起，追根究柢就是議會陷入危機。」
比例代表制造成立法部門支離破碎，國內黨派林立。原本目的在於反映民意的制度，卻在不同階級、種族及宗教的激盪下，毫無招架之力。德國議會於 1930 年開議時共有 16 個政黨；捷克 1929 年大選時共有 19 個政黨角逐席位，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及波蘭的政黨數目更多。
改革選舉法也許可以治標。法國及希臘分別在 1924 年及 28 年修改選舉制度，由多數決取代比例代表制。有人以英國為例指出，多數決能強化民主政體的穩定度。不過，問題的根源不只是選舉制度，把個別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的政黨也得負部分責任。當時黨派林立的情形很嚴重，有農民黨、共產黨、社會民主黨，捷克甚至還有針對中產階級、藝術家及商人的政黨。除了以階級為組黨的標準，也有根據種族作為政黨的屬性。議會彷彿放大鏡，不但無法解決社會、國家及經濟問題，反而導致這些問題惡化。國會議員互相謾罵、扭打的場面層出不窮，最極端的例子是， 1928 年，一位塞爾維亞的國會議員竟然在近距離開槍射殺了克羅埃西亞農民黨的領袖。此時亞歷山大國王立刻解散國會，停止行使憲法，並且把國名改為南斯拉夫王國。不過，亞歷山大在 1934 年也被克羅埃西亞民族主義份子暗殺。
努曼（Sigmund Neumann）分析威瑪時代的政黨制度時指出，德國的政黨彼此對立抗衡，而非互相溝通協調。各黨動員支持群眾的方式越來越訴諸武力，各自拿著旗幟和標語，社會被撕裂成互相敵視的區塊。政黨越來越難對話，遑論組成聯合政府，因為「彼此在磋商前就已經各存己見，討論根本毫無意義。因此自由主義和議會路線的理論基礎開始動搖。」努曼預測，「議會式微後，由其他政治力量取而代之，也許就是德國總統或德國政府。」他的同僚波恩（Moritz Bonn）更指出，「議會癱瘓讓獨裁者乘勢而起，自己願意站出來解決老百姓希望解決的國家大事，而且不受經濟團體甚至多數決的約束。」歐洲最著名的法律學家凱爾森（Hans Kelsen）提到「議會制度的危機」時指出，應該強化行政部門的權力。上述三人都堅決支持民主制度；但是他們很清楚地看到，當時社會分崩離析，處於一個政治及經濟兩極化的空前時代。民主制度原本應該整合朝野，如今卻成了分化國家的元凶。
由於政黨利益南轅北轍，執政當局越來越難組織政府。 1918 年之後，歐洲各國的內閣平均壽命很少超過一年。德國及奧地利內閣平均壽命為八個月，義大利只有五個月， 1931 年之後的西班牙更只有四個月。法國第三共和的內閣平均壽命，從 1870 年到 1914 年的十個月，減少為 1914 年到 32 年的八個月， 1932 年到 40 年只剩下四個月。換句話說，這段期間歐洲各國普遍缺乏穩定的兩黨議會，能夠掌握絕對多數的政黨更是少之又少。這種短命政府很難推動憲法，以及黨綱所揭櫫的社會經濟改革。
立法部門效率不彰，只好寄望行政體系的功能能夠強化。當時有人喊出「改革議會」的口號；捷克總理貝耐斯（Benes）則預測，歐洲危機解除後，「行政權力勢必會強化及整合。」孰是孰非，歐洲各國直到 1945 年以後還爭論不休。
事實上，歐洲的確有些國家修憲以強化行政部門，例如 1926 年的波蘭、1935 年的立陶宛、 1929 年的奧地利，及愛沙尼亞在 1933 年及 37 年兩度修憲。西班牙 1931 年的憲法是歐洲兩次大戰期間最現代的憲法，就賦予行政部門部分立法權。有人擔心，此舉不啻是進一步向獨裁政體靠攏，而非捍衛民主體制，波蘭就是一例。法國自由派大將巴斯克（Victor Basch）在 1934 年 5 月說了一句名言，「我們必須捍衛民主。這些行政命令也許不違憲，卻違背了民主精神。」
爭端的兩造分別是崇尚自由的民主派和務實的憲法派，前者認定「權力是一個打不垮的敵人」，後者則覺得，國家社會處於危機時，行政部門應該運用手邊一切憲法權力，捍衛民主精神。兩者的衝突在威瑪憲法下的德國最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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