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WHA1316)
The Cultural DNA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類別： 西洋史
叢書系列：香港中和
作者：梁鶴年
       Hok-Lin Leung
出版社：香港中和
出版日期：2017年11月17日
定價：890 元
售價：703 元(約79折)
開本：16開／精裝／536頁
ISBN：9789888466238

【前言】

▼  前言

　　三十多年前我遠走歐美，想學些東西，希望有一天中國發展，自己可以有點貢獻，是典型的「洋為中用」想法。不同者是總覺得「洋為中用」之前，要先知「洋為洋用」是怎麼一回事。中國人穿洋服往往覺得袖子長，但洋服既是來自發達國家，袖子怎會過長？只恨自己的手太短！於是千方百計把自己的手拉長。如果是為要時髦，吃點苦也還值得。但如果是為求實用，就要明白洋人的身材與自己有別。研究洋人怎樣設計或選擇衣服去配合他們的身材就是研究「洋為洋用」。

　　我決定投身他們的社會，以水為法。水是沒有形狀的，它的形狀就是容器的形狀，西方就是我的容器。我要研究它的形狀是方是圓，材料是剛是柔，質地是粗是滑。我要做的不是外面的觀察，而是裡面的體驗。

　　在研究洋為洋用時，我特別留意洋現象和洋理論之間的關係。某個理論是否真的能夠解釋某個現象、真的能夠支持某個政策？它是從哪個角度去觀察、哪個層面上去分析？更重要的是，這個理論是怎樣出現的，它的社會、經濟、政治背景是甚麼？只有這樣才能夠認清洋東西的真面貌，才可以考慮洋為中用。

　　很多研究洋為中用的學者、專家，特別是研究有關軟科技如經濟和管理的，往往在觀察和推理上有如下兩個特點。第一，他們把研究範圍放在「現在」：研究西方先進國家的現行政策、結構和模式去找其可用之處。這其實是方法上的錯誤。先撇開「西方國家是否先進」這個問題不說，現行的政策、結構和模式的作用和影響一定要在將來才有分曉，因此不可能科學地研究，也就是說，只可以臆測，不能做因果分析。如果西方國家的先進不是出於意外或偶然，它們現在的成就只可能來自過往的耕耘。因此，值得研究和可以研究的是過往的政策、結構和模式及其演變。

　　第二，他們把研究焦點放在「成功」：研究西方國家的成功經驗去找其可用之理。這個是著眼上的偏差。一個政策、結構和模式的成功是相對於它的目的、成本和正/ 負影響。我們是否跟西方國家追求同樣的目的、擁有同等的本錢、可以承受同樣的影響？不然，就只能羨慕人家的成功，不得模仿。其實，研究它們「不成功」之處，包括它們曾經考慮卻放棄不用，或曾經成功而未能持續的東西，更有收益。成功的條件往往是獨特的，不能抄襲；失敗的原因則往往是共通的，可供參考。「用」有多種，雖然洋東西不可以做樣板，但可以做借鑒（看清自己）、啟發（打開思路）和教訓（免入歧途）。這些，我要認真研究。

　　首先，我發現中、西的觀察與思考方式大有分別。我的第一站是在美國念書，交的第一篇功課就被老師退回不改，他說：「這不是學術性的文章，是演說。」再寫，他仍不改。寫了三次才過關。從那時開始，我才知道自己的腦袋甚麼時候用中文思考，甚麼時候用英文思考。我的中文思路來自小學啟蒙老師的「起、承、轉、合」。一開頭就要「點題」，而且是「夫天地者、萬物者」之類的大道理，然後繞著這題目作多方面、多層次的探索，峰迴路轉，但結論總是與前面的大道理相呼應，是大道理的肯定。這種思路下的討論是多樣和活潑的，但結論是注定的，很符合中國人「萬變不離其宗」和「文以載道」的儒家思想。英文的思路是直線的（linear） — 假設、論證、分析與結論，按部就班、平鋪直敘，結論是論證與邏輯的產品。這種思路下的討論是單線和穩健的，但結論是不可預測的，很符合西方實證求真的思想。當然，我大多用中文思考，然後用英文寫出來；或者是用英文思考，用中文寫出來，這些都是不自覺的。可以說，我的思考方式是「混合體」（hybrid），壞處是兩不像，好處是雙兼收。這是我的挑戰，也是我的際遇。

　　多年的體驗和反思下，我發覺西方人是一隻眼睛看世界，就像射擊瞄準，看得比較「清」。他們是「追求目標」的文化。我們是兩隻眼睛看世界，就像引線穿針，看得比較「全」。我們是「處理關係」的文化。但一隻眼睛不能穿針，兩隻眼睛也不能瞄準，我們要「清」且「全」，才可得「真」。

　　我們常說，「一目瞭然」。既然「一目」可以「瞭然」，為甚麼我們還是有兩隻眼睛？兩隻眼睛就是兩個不同的視角，創造出視差，使我們看出立體。大家可能都玩過這樣的遊戲：兩個人各拿著一支筆，其中一人閉上一隻眼用手上的筆尖去碰上另一個筆尖。難極了。因為單一隻眼睛看不出深度。看世界也是如此，要同時從不同的角度去看，才是真人看真世界。凡理論都利用單線邏輯，只有一隻眼。它使你看得清，但不全。這是理論性東西的強處和弱處，也是搞理論的人的最大挑戰。無懈可擊的邏輯、透徹精細的演繹，怎可能會錯？不是錯，是不全。有時，看不全比看不清要危險。它給了你一目瞭然的錯覺，但你其實未窺全豹。看不清，你會小心；看不全，你倒會大意。「清」是技術性的東西，如攝影的曝光、焦距；「全」是藝術性的東西，如取景、構圖。「清」與「全」是構成「真」的兩個層面，既分開，也相連。如果想看得清楚些，用邏輯；如果想看得全面些，用想像。邏輯使人有信心但容易變得剛愎自用，想像要人有虛心但容易變得優柔寡斷。這可能也是東西文化之別。

　　這本書不是寫給專家的，是寫給大家。我寫的只是我個人的體驗、反思和我對前人所見所述的咀嚼、解讀。我相信讀者的智慧—不在雄辯或巧詞，而在辨是非、分善惡。我希望把自己的眼睛睜大、視線放遠、視野開廣，看看洋東西的真面貌、本來面貌。是為大家，也是為自己。「基因」一詞是作隱喻之用。在遺傳學上，基因是生物體的最基本的組成因子，是遺傳的，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由此追根溯源。基因支配而不決定，人類仍可掌握自己的命運。它們是潛在的，但可以被觸發，因此人類或可創造自己的命運。它們會在個別生物體上突變，也就是說每個人的言
行對整體的生存都有價值。

　　西方文明就是他們的宇宙觀、倫理觀和社會觀的實質體現。西方人對天地、對自己、對別人的看法決定了西方文明。但是，他們「為甚麼」有這些看法？這些「為甚麼」就是本書的主題，也就是西方文明的「所以然」。我叫它們「文化基因」（有別於生理、生態、環境、偶然等因素），因為它們是支配西方人思想和行為的因素。在西方歷史過程的不同階段，它們與不同的時代心態、民族性格、歷史背景與契機相結合，決定了西方文明的演化。

　　我對西方的認識非但有限，而且局限於英語世界，因此也受英語文化的影響。我盡量提醒自己要中肯，多讀多看非英語的西方世界。西方世界並不是一個單體，每個人、每一族、每一國、每一代都有自己的故事。但是要談「所以然」就必須歸納眾多的故事和經驗。我盡可能地警覺，多留意它們之間的同異。

　　我的本行是建築與城市規劃，範圍比較拉雜，經常要兼顧經濟、社會、文化等諸層面。這迫使我，也誘使我去接觸、了解和思考這些東西。但驅使我去系統地整理自己的思路，並把它寫出來的，是這樣一件事情。機緣巧合，我在2003 年創辦了大使論壇，召集亞太地區駐加拿大的大使（東起日本，西達伊拉克；北起蒙古，南達新西蘭，共20 國），每三個月敘會一次，談談有關世界或加拿大的大事和熱題。此外，我也會每兩三個月拜訪一位大使，聊聊兩個題目：你的國家與加拿大未來關係的展望、你的國家在所在地區的定位。2008 年，我走訪當時澳洲駐加拿大大使，談到澳洲在亞太地區的定位時，他認為美國應多關注該地區的安全。我說現今各國都談經濟開放、自由貿易，還有甚麼安全問題要擔心。他說：「你以為中國談經濟開發、自由貿易就是這麼簡單？」我說：「難道你擔心中國不像你們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權、資本??」他的回答令我震撼：「這些不是問題！」（他用的字眼意味著中國遲早要走上西式的自由、民主??）「那還有甚麼問題？」他說：「地理。」「甚麼地理？」「你們（指加拿大）沒有經過1942。」我馬上明白過來—「二戰」期間，日本軍隊迫近澳洲，於1942 年空襲達爾文。我突然靈機一觸：「假如當年不是日軍，是美軍，你有甚麼問題？」他答：「當然沒有問題！」這又是一個震撼。假如他可以接受美國，但不能接受一個像他們一樣的自由、民主中國，那麼他不能接受的只可以是皮膚不同！我回家想了很多。他當然不可能代表所有澳洲人，但他是澳洲的精英，他的看法是有分量的。為甚麼他對中國、中國人有這些看法？或者，為甚麼中國、中國人給別人這樣的看法？他們（西方人）是怎樣看世界的、怎樣定位自己、怎樣衡量別人？這激起了我寫這本書的決心。一方面要使自己明白這些道理，一方面想幫助中國人看清楚人家，同時，還想幫助中國人看清楚被人家「同化」了百多年的自己。

　　中國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日益重要，中、西的互動將是未來世界的禍福所依。世事無常，未來難測，但是如果對過去有所認識，對現在有所警覺，未來就會遇變不驚、處之泰然。本書是我以水為法，體驗西方文明的所得，寫給自己，獻給大家。

梁鶴年，於加拿大女王大學
2013 年4 月2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