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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摘錄
第一章 新舊史學碰撞中的婦女史著
三、文本選擇
本研究選擇三部民初的重要史著來觀察民初婦女史的編寫：一為目前所知第一部新式的中國婦女史——《神州女子新史》（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出版）；這是一本塵封已久，後來再度「出土」的作品，記述從古至清末的中國婦女通史。二為當代大概罕為人閱讀的「封建禮教舊文」——《清史稿．列女傳》（纂修時間一九一四－一九二八年）。而第三部為著名的陳東原（一九○二－一九七八）《中國婦女生活史》（一九二八年出版），此書是史學研究者無人不知曉的著作，近百年後在大學課堂還繼續使用的婦女史通論教科書。
這三部婦女史的撰著方式和論點，呈現了二十世紀初期婦女史寫作的眾聲喧嘩與史學發展非直線式的崎嶇之路。
徐天嘯（一八八六－一九四一）所著之《神州女子新史》，出版時間最早，於民國肇建前後，該書特點大致有三：一、反滿種族革命的敘史；二、以婦女「史」而非以「女教書」來喚醒女性、伸張女權；三、利用新式的章節體而非紀傳體來書寫婦女史。本書被稱為是首部「有系統研究自古至清末民初的中國婦女史」，可惜罕為後世注意。這本著作可讓我們觀察晚清民初轉折之際，婦女史的記載如何脫離「修身」教科書而走向「歷史」教科書的途徑，及其調整之過程。
而第二部著作《清史稿．列女傳》既不是類似以劉向《列女傳》為母題的系列增廣版（如《續列女傳》），也不是一種如明清時代繡像版畫的炫耀性消費出版物，亦非給蒙學、修身科目的教科用書，它是民國史家對前朝女性事蹟的匯集與總結。民國三年（一九一四）開清史館，纂修人員採用中國史學長達兩千多年的紀傳體朝代史傳統來編寫清史，誠如學者陳熙遠所言：作為民初一群特定知識分子所編纂的歷史作品，《清史稿》不會被取代，因為它提供了理解民初史學發展一個側面的重要線索。其中，編纂者對於傳統史學體例的堅持，實值得我們探究其編纂方式、史料來源與採選特質，透視在新史學思潮下，列女傳此種舊體例的延續。
第三部，也是最為知名、影響後世婦女／性別史研究最鉅的，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為民國以來最重要的一部中國婦女通史。性別史學者高彥頤認為該書的「五四史觀」奠定了中國婦女被壓迫印象的基調，影響後人對中國婦女史的想像。本書經過多次印刷發行，甚至有日、韓文譯本，可見該著作之流通與影響層面。細讀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考察五四時期「婦女史」知識如何被史家「發現」、「傳述」、「闡釋」與「運用」，又如何形成史觀，有助我們對五四史學與婦女知識的進一步了解，甚而反思當代中國婦女／性別史研究的基本論調。
四、女性史書寫的體裁
無論傳統或現代，傳記一直是婦女史書寫重要的體裁，在中國史上被視為重要的道德教化工具與力量，學者研究的範圍基本上以近代中國以前為主，於是有關中國女性史著的研究，多集中在傳統「列女傳」與傳記類散文的討論，例如劉靜貞與野村?子的研究。二○○○年以後，中國婦女／性別學界無論是從史學或文學的角度，都投入不少關注在女性生命書寫，擴大了「傳記」所指涉的範圍。其中幾本論文集特別值得我們關注，如：《重讀中國婦女生命故事》（二○一一）、Writing Lives in China, 1600-2010: Histories of the Elusive Self (2013)、Representing Lives in China: Forms of Biography in the Ming-Qing Period, 1368-1911 (2018)、《追懷生命：中國歷史上的墓志銘》（二○二一）、Chinese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 An Anthology of Personal Accounts (2023)，學者無不盡力追尋男性或者女性作者筆下的女性身影。
可惜迄今，婦女史研究仍常擺盪於「歷史上的婦女」（women-as-lived）與「文本中的婦女」（women-as-written）兩端，有些論著無法辨別兩者的差異，或是輕易將文本中的婦女當作「歷史實情」。筆者則曾將之區分為「傳記中的女性」與「女性傳記」研究。所謂「傳記中的女性」是將傳記作為史料，關注記載中的女性事蹟，觀察其中所「反映」的女性角色；而「女性傳記」研究則是聚焦在傳記本身，注意文獻產生的過程及作者編纂的時代背景，申論史家如何記述與再現婦女群體，我嘗試建立「婦女史學史」的研究領域。本書的研究方向採取後者，主要探究史籍作為載體，如何留下女性史，關心文本的產生與詮釋和史學發展之間的關係。
在晚清民初婦女史的研究中，關於女性史書寫之問題，通常針對報刊雜誌之編輯與內容分析，我們由二○○三年十二月中研院近史所舉行的「《婦女雜誌》所呈現的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即可觀察學界在此方面研究的努力。又例如:季家珍（Joan Judge）從大量晚清出版的官方文獻、教科書、報刊與各種中西女性傳記，特別是教科書，思考女性傳記如何被用來承載晚清時人達到現代性的目的；其後她更置報刊雜誌於印刷、歷史和全球的脈絡下觀察，從跨類型和跨媒體的方法來解讀。夏曉虹則關注於女性典範的重構，探究女性傳記中的革命色彩與知識流動的面向，尤其是西方女傑的事蹟及其相關知識，如何從日本流傳到中國。其次，女性傳記作者通常為男性，至十八世紀晚期開始，才女無論是受人之託、主動撰寫或者加入寫作計畫，在女性別集中可見傳記類的文章有增加的趨勢。晚清民初才女所寫的傳記與自傳書寫，漸受學界關注，例如：錢南秀（Nanxiu Qian）研究晚清薛紹徽（一八六六－一九一一）所編的《外國列女傳》，探討婦女在戊戌時期的作用。楊彬彬則使用曾紀芬自傳式的《崇德年譜》，呈現晚清民國之交的才女如何透過引述代代相傳的儒家傳統，以面對、甚至抗衡新時代出現的種種弊端。
從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學者試圖從性別角度來探討男女作者筆下的女性生命史，不過，研究者較少從史學史發展的脈絡來尋繹傳記，通常將女性傳記作為史料而非史學分析的主體。其次，女性史書寫的傳統因子及其變化，也非其關注主軸；如此一方面研究者容易傾向看到自己關心的史料之特殊性與新穎，然而，弔詭的是，因為未關注體裁本身的時間變化，這些傳記在研究中往往呈現的也是一種「無時間性」的載體。
六、本書架構
關於民初婦女史學史的探研，我的研究順序是按著自己過往析論《明史．列女傳》的基礎，把廿五史發行較晚的《清史稿．列女傳》做一對照；接著探索第一部新式章節體結構的中國婦女史《神州女子新史》；最後分析陳東原的《中國婦女生活史》。雖然《神州女子新史》的出版時間在《清史稿》之前，但是二十世紀以前的史書還是以紀傳體為主，本書即以當時研究的思路與史書體例的新舊，從《清史稿》開始談起。全書共分為六章，各章節概述如下：
第一章〈新舊史學碰撞中的婦女史著〉，提示本書主要探討的文本之背景，以及本研究取徑在中國婦女史研究上的意義。
第二章〈永恆的「列女傳」〉，觀察傳統舊史學體例在民國初年的殘存。本章首先分析《清史稿．列女傳》的傳記類型，以作為討論本傳女德採摭的基礎，研究發現除了以節烈為大宗，母親的角色亦是重點。接著試論《清史稿．列女傳》母儀被凸顯的理由；最後再由制度細則與傳記體例的變化，來論《清史稿．列女傳》著重母儀的書寫脈絡與時代背景。
第三章〈「女子新史」的出現〉，探究晚清民初革命、女權與婦女史學的關聯。本章首先介紹罕為人知的《神州女子新史》作者徐天嘯，其次分析《神州女子新史》之內容，以見其在女權運動與史學史上的特殊性。本章主要申論兩大課題：一、徐天嘯所謂的「新史」為何？「新史」對照於舊史有何不同？徐天嘯的史學寫作與傳統史學特質、新史學思潮之間如何呼應？二、女權與史學有何關係？徐氏的女權論述與編纂體例有何特色？其對「女子史」的看法如何？本章可見女性史著如何從「女教書」發展為女子「史」。
第四章〈「中國婦女史」的成形〉，探討婦女史書寫如何與五四學術、社會風潮結合，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本章首先概述《中國婦女生活史》的內容、主旨與成書經過，接著探究陳東原得以完成一部婦女通史的史學因素與社會風潮。研究發現該書的資料來源與編纂方式，實受五四時期史學革新、新知識的開發之影響，史學和社會科學之交融與婦女史編寫的關係由此可見。其次，婦女解放風潮、婦女運動之取向，也與該書的寫作密切相關，不得忽視。
第五章〈近代中國的「婦女史觀」〉，歸結晚清民初婦女史觀的內涵。本章探究晚清民初婦女史著在選題與體裁的轉移，以及婦女史觀的變化，試圖凸顯史家撰著婦女史時所持的寫作目的、時間概念以及他們心中婦女與歷史之間的關係。
第六章〈結語：重讀近代中國婦女史〉則歸結晚清民初中國婦女史寫作的「現代轉型」，並再度強調從史學史的觀點來重讀近代中國婦女史的意義與必要性。
附帶一提的是，本書題為「從列女傳到婦女史」，不僅從民初女性史著體例新舊言之，有非直線式的纏繞變化，然也是一個期許。我們除了把女性的生命書寫當作個別的、個人的傳記，獨立於世來研究；為了理解婦女史領域的發展，回頭考察各時期婦女史如何書寫與建構、如何與社會學術文化風氣交集或齟齬，亦有助於我們反省當下的史學寫作，另闢蹊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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