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離歲月:抗戰中的中國人民(BCB0232)
Chinese People at War: Human Suffering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1937-1945

類別： 史地‧法律‧政治>中國各朝歷史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黛安娜‧拉里
       Diana Lary
譯者：廖彥博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15年12月04日
定價：450 元
售價：356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56頁
ISBN：9789571364766

【導讀：一幅苦難深重的流離圖／白先勇｜戰爭的代價】

▼  戰爭的代價

哀傷悲痛
對於戰時社會最大的衝擊就是死亡，以及隨之而來的哀痛。美國就算沒有花上一整個世紀，也費了數十年時間，才能面對南北戰爭當中六十萬人死亡的損失。兩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各國都因為哀痛而震動。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法國是個舉國都在服喪的地方，因為全國人口中有超過百分之四的人死亡，當中主要是年輕男子。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失去了兩千六百萬人。存活下來的人，通常在他們的餘生中，都會為亡者而流淚哭泣。最常見，情感上也最為動人的蘇聯戰時回憶，就是正在哀哀哭泣的女人、寡婦和母親們。中國的軍民在抗戰時所蒙受的損失，就和蘇聯在二次大戰時遭受的傷害一般無二。中國背負著她身上遭受的巨大哀傷。

在這樣的哀痛裡，蘊藏著社會和政治的含意。個人遭受的損失，加上幾近絕望的情緒，將人們從本來在社會上安頓好的位置裡逼出來，促使某些歷經戰禍的倖存者加速轉變其立場為政治激進主義——在那個時代，這就意味著參加共產黨。曹日昌是中國第一代的心理學家，在他的妻子與兩個孩子遭到日軍殺害以後，他便參加了中共。他只是許許多多原本生活遭到這場戰爭所粉碎的其中之一，而他將社會主義革命拿來填補自己失去家庭後的空缺。……

全書架構與史料
這本書的書寫架構，按照時期的先後順序排列；時期則由軍事和政治事件作為分隔。這些時期長短不一。頭一個階段，包含一九三七年戰事初起、驚魂未定的前六個月；第二個時期，是敗仗與撤退的一九三八年；第三個階段，是為期數年的蕭條停滯，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第四個時期是接下來艱困的兩年半；第五個階段，是抗戰具災難性質的最後一年（一九四四至四五年）；第六個時期，則是抗戰後的初期階段（一九四五至四六年）。在每個階段裡，我探討該時期的主要社會議題，不過許多議題會由這個時期，延續到下一個階段。

在抗戰期間，中國被一分為數個區域。我把討論的焦點放在幾個不同的地區，以反映出這種劃分的情況。除了討論國民黨政府的首都重慶與中共總部所在地延安以外，我還引用了以下幾個例子，分別是抗戰初期就被敵人占領的山東半島、部分遭到敵人占領的閩南地區、以及到了戰爭的最後階段，才遭到敵軍攻陷的廣西。抗戰時期兩場最大的浩劫都發生在河南，所以我同時探討黃河大堤在一九三八年的決堤，以及河南大饑荒。

我所使用的材料來源相當廣泛。我並不只是以單一的資料來檢視抗戰對於中國社會的衝擊，舉例來說，如同安格斯．卡爾德（Angus Calder）僅僅只是運用英國的《大眾觀察》檔案（Mass Observation Archive）裡的材料，就寫出具有開拓性的著作《人民戰爭》（The People’s War）那樣。雖然當時中國已有少數社會學者記錄下戰爭對社會帶來的巨大改變，戰時對於社會的調查研究，數量仍然很少。抗戰時沒有全國發行的報紙和雜誌，不過有的地區性報紙，品質相當高。我引用了一部非常珍貴的剪報資料集：現藏於廈門大學的《末次剪報》。政府的各種宣傳品是有用的材料。其他的中外官方紀錄，提供了若干數據，不過它們很少直接觸及社會議題。經歷過這場戰爭的人們，留下非常豐富的回憶錄；近年來，這些回憶文字已經陸續出版，算是中國傳記體文學復興的一部分。西方記者、傳教士、外交官所留下的記述文字也同樣重要。從一九八○年代開始，中國各地開始出版《文史資料》，裡面包含了許多極為珍貴的記載，從中可見戰爭對特定地區造成的影響。

我沒有使用日本方面的資料，因為這些資料很容易就忽略了占領區百姓遭受的苦難。除了某些例外，很顯然這些研究調查報告都是由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的調查本部所收集的；這一點非常關鍵，也就是說，日本資料當中不會有太多中國人民的戰爭體驗。有些資料甚至想呈現這場戰爭是中國的歡樂時期。有一本近年出版的著作，《戰時日本藝術》（Art in Wartime Japan），書中在中國所拍攝的照片，都是凱旋勝利的場景；舉例來說，關根康弘所拍攝的〈勝利入南京〉，以及向井潤吉的〈陰影：飛越蘇州〉，照片裡的中國百姓都歡欣鼓舞，正在歡迎日本軍隊。

除了冷硬的史料，我還運用小說和詩歌來呈現這場戰爭帶來的痛苦與悲傷。我和麥可．貝里（Michael Berry）一樣，堅信「以藝術手法表達暴行，從苦痛與犧牲裡獲得啟發，在廢墟與灰燼中得到成長，書寫他們各自的故事，從當中會興起一種新的文學形式，那就是『歷史敘事』。」小說和詩歌動人地刻劃了人們怎麼面對他們所身處的折磨與艱困。我在書裡選擇了若干當時的小說作品，以及近年來以這場戰爭為題材所書寫的小說。在抗戰時期，小說的出版數量是相當受限的。出版在抗戰中是一大困難事。出版審查（國、共以及日本三方）和紙張的匱乏，使得作家們很難將自己的作品付梓面世。毛澤東時代的種種限制，延續了出版關於抗戰作品的困難程度，在當時，以這場戰爭為題材的作品是不被接受的。所有這一切，都意謂著若干刻劃這場戰爭最為鮮活生動的故事，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二十年、作家們終於可以處理抗戰題材之前，都沒有被寫下來或者出版的機會。電影作品的情況也是如此。過去的二十年以來，主流電影拍出了許多關於這場戰爭的作品，全都生動的再現了抗戰那段歲月。我在書中列舉了幾部重要電影的片名。藝術家、攝影師和插畫家的作品，為我們提供抗戰的強烈圖像，我在本書裡還運用了當時的插畫、照片、木版畫、漫畫以及繪圖。

以文字書寫的史料裡，聽不見平民大眾的聲音。他們當中有許多人是目不識丁的文盲，沒有留下隻字片語。其他那些識字的人，則生活在某種程度或某些特定的壓力之下，不敢將事情寫下。抗日戰爭倖存者的口述回憶，是我在寫作本書時的重要資料來源。我在一個被第二次世界大戰陰影所籠罩的社會底下長大，這個社會的人們不停的談論著這場戰爭，通常用的是強烈的字眼。從我頭一次到中國開始，就聽到許多人們說起各自在抗戰中的經歷，混雜著不同的元素：超越、失去、愛國精神、以及悲傷哀痛。從這些回憶當中，我開始了解到這場戰爭是如何改變了中國。在書裡，我引用經歷過抗戰的人們和其子女們的口述訪問，為討論這場戰爭，添加了額外的深度。

本書通篇之中都安插了成語，它們都是四個字的短句或是語錄。其中若干成語來自古典文學，另外有些則是傳統的口語。這些成語在中文裡相當普遍，它們被廣泛使用，用以總結一種情況或是某種態度。它們有時候又被叫做「格言」，不過，這些成語的使用，實在太過普遍，當中所蘊含的意思，又是那樣的多，讓我很猶豫，不知道該不該在後頭加上特定的英文翻譯。我在本書裡列入了中文的人名、地名，這是恢復舊時漢學研究的做法，因為現代文字處理的能力，讓這種做法得以實現。……

戰爭的後果
掀起戰爭的藉口，也就是開戰的導火線，未必會反映在戰爭的結果上。日本以「防杜共產主義」為名侵華，意在阻止共產主義由蘇聯輸入中國。中國方面從來就不怎麼相信這個侵略的藉口，尤其是因為日本軍隊只進攻過蘇聯一次，那就是一九三八年，日蘇雙方在外蒙古諾門漢爆發的軍事衝突。戰爭的結果是災難性的。日本進攻的並不是信奉共產主義的蘇聯，反倒去侵略立場反共的國民黨中國。在戰爭行將結束的時候，這個攻擊共產主義的託詞，看起來不但老舊陳腐，而且還矛盾荒謬；到了一九四五年，中共的實力遠比之前任何一個時期都來得強大，而且準備在內戰當中席捲天下。中共是這場抗日戰爭的政治受益者；它在戰後奪取政權，抗戰使中共壯大，而且準備好在內戰中與國民黨政府一較高下。

抗戰留給中國一個滿目瘡痍的社會。各個地方之間的受創的差異是很大的，但是這並不表示有任何區域能逃過這場戰爭的衝擊。戰爭的傷害為中共改造新社會的需求，提供了絕好的條件：一個「一窮二白」的社會，一張白紙，讓中共黨人們按照他們的構想，打造一個新世界。而這場戰爭也給了中共所需要、爭取民眾追隨的工具：群眾動員。在中國，政治動員的第一步，必須和抗日扯上關係，在一九一九年發生的五四運動是其早期形式，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東北以後，政治動員的模式就更形加強。在抗戰開始時，國共兩黨都以民族抗日為名，行政治動員之實；到了戰爭結束的時候，主要活動根據地都位在淪陷區的中共，由於在這些地方，抗日動員的需求最為緊要的緣故，它已經將自身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主張，匯聚成一股巨大的社會運動。

中共堅持遵循由西方傳入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之後又混合了毛澤東思想）。在這面大旗之下，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後猛力使中國走上一條快速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而抗戰所造成的創傷，卻始終沒有癒合。這場戰爭及其所造成的苦難，全都是一九五○年代那些驚天動地的政治運動，以及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至七六年）十年浩劫的背景。有一個重大的疑問，至今仍然沒有得到回答：這個國家竟然由自身內部釋放出如此可怕殘酷的暴行，後人該如何去解釋？「就和發生在二次大戰中的歐洲猶太人大屠殺一樣，文革是如此的令人驚駭、毫無理性，不禁讓全世界的人們都感到好奇，到底它是如何發生的？我們中國人也同樣在問。」

文化大革命被稱作「失落的十年」，人們通常對此是按下不表，避而不談。對於這樣的沉默，有一個很明顯的原因：發動文革的這個政黨，現在仍然在執政。可是，還有一個更根本的理由，那就是人們內心有種深沉的羞恥與羞辱感，眼看著這樣一個精緻優雅、組織細膩、奉行古老經典為圭臬的社會，如今竟然被充滿了邪惡和相互背叛的洪流所吞噬。這種所有傳統價值都遭到顛覆的情形，和猶太人大屠殺有某些相似之處，但是卻有一個最主要的不同之處：納粹對付的是亞利安種族之外的「非我族類」，而中國人卻在同胞之間彼此互相殘殺。

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諸多恐怖，有許多可能的解釋：比如中國社會結構的根本缺陷、歇斯底里的政治運動造就的諸多扭曲、以及受到一位患有自大狂妄想的領袖毛澤東所帶來的惡意影響等。本書要提出另一種看法，基於歷史事實來提出解答：文革的暴行正是八年抗戰動盪之下的結果，這場戰爭結束不過才二十年，文化大革命於焉展開。戰爭時期對中國社會造成暴力與分裂破壞，隨之而來的是動盪的一九五○年代，導致了社會解體和分裂，使得人們得以輕易的相互殘殺。

文化大革命與日本侵略密切相關。二者之間的連結，就在於抗戰嚴重的傷害了中國社會的結構。這場戰爭造成的騷亂動盪，在戰爭結束後仍舊持續。抗戰加速了社會分崩離析的過程，接著又因為毛澤東時代的政策而更形惡化，造就了一個舊時代人際間的共同鍊結全部遭到侵蝕腐壞的社會。這種腐壞侵蝕的過程繼續下去，接著在中共建國初期、階級鬥爭熾烈的時候，文化大革命的各種攻擊與恐怖就成為可能——於是它們便發生了。抗戰造成的動盪，因此可以被看作是文化大革命的直系祖先。

這是一個悲劇性的結局，對於這場戰爭開始時的救國情操而言，更是徹頭徹尾的矛盾悖逆。抗戰歷史所走的這條陌生軌跡，可以反映在一首最為知名的抗戰歌曲〈義勇軍進行曲〉，以及譜寫這首歌詞曲的兩個人遭遇的命運上頭。這首歌曲原來是為了抗議日本侵略東北而作，後來幾乎成為抗戰時舉國傳唱的歌曲。作詞者是田漢，譜曲者是聶耳。這兩人的結局都令人哀傷。聶耳於一九三五年在日本游泳時溺斃，雖然這或許是一次意外，不過他的死還是被解釋成一場暗殺。田漢在文革時死於獄中，當時他被扣上「毒草」的帽子。但這首歌卻存活了下來，配上不同的歌詞，繼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

（摘自《緒論：戰爭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