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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我在十年前開始研究本國史時，遂已感著極濃厚的趣味，好似三生石上，早和它結了莫解緣一般，每於三餐睡覺外，幾全埋頭在讀史裡面。可是“中國歷史可讀耶？二十四史、兩通鑒、九通、五紀事本末，乃至其他別史、雜史等，都計不下數萬卷，幼童習焉，白首而不能殫，在昔猶苦之，況於百學待治之今日，學子精力能有幾者？”（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序言）。似此浩如煙海的史籍，勢不能不希望有人竭其心力以善讀之，然後出其所讀者編成簡明綜要的新史，以供他人的閱讀。尤其能將五千年頭緒紛繁而和全民族精神有密切關係的文化史實，為系統敘述的著作，可謂為我學界今日最迫切的要求。顧翻破各書局所新出版的本國文化史，不覺令人長嘆一聲，幾乎沒有一部不是姑備門類、雜亂無序，難予讀者以一整個的認識和概念。所以不揣卑陋，看了許多古史，尋了許多史料，蓄意要寫一部淺近而明了的文化史。然而此至難的事業，必學識貫通今古，有如炬的史眼，庶幾方可期以大成，淺學菲才的我，雖具著“捨大道而莫由”的宏願，總覺力有所不逮的呢！加之天性懶惰，歷數年所輯材料，僅乃得其一部分，遷延不敢輕率下筆。孰知“一．二八”滬戰爆發，校課隨炮火而停開了，終日坐守斗室，煩悶不過，乃重整往日所積叢殘之稿，不覺盈尺，偶為學友所見，力勸取以問世，同時自問我今所研究的結果，雖未必有價值；倘定以完璧相期，則今後更需若干年，自己亦難逆料。語云：“天下事過於矜慎者，往往相持而不下，歷久而無成。”因此決意先發表其已寫成的一方面，定名曰“中國人文小史”。蓋本書僅敘及精神方面的文化，而未說到物質方面的文化，為求名副其實，故不敢有文化史之稱。至更要加一形容詞的“小”字，則由我今所述的史實，尚不能包舉本國一切人文現象，含有俟他日補充完整的微意。
我關於編著本書的動機和經過，大略已說完，最後所不得不申明的，就是本書的材料，除直接採自本國古史外，多由日本今關壽?所著《支那人文講話》及中山久四郎所著《支那人文思想》等書譯來，著者雖有疏通編輯之功，終未敢掩襲他山之美。又本書脫稿之後，承大夏文學院長盧錫榮先生校閱一過，多所指示，特並誌數言，以表感佩。
民國二十一年雙十節前五日
著者序於上海大夏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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