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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本序言
1984年，當我來到北京開始在第一歷史檔案館從事研究工作時，全然不知道最終會寫出《叫魂》這樣一本書。我本來打算研究的是，清政府內部的通訊體系是如何影響其政策的實際運作的。有名的「剪辮案」似乎為此提供了一個理想的個案研究機會：事實上，在一段並不太長的時間裡，有關叫魂案的所有文獻都可以得到並被作為一個有?相互關聯的體系來進行研究。儘管我仍然在有關清代通訊體系的問題上得出了一些初步的研究結論，但我很快就發現，叫魂案所揭示的一些歷史問題值得更為深入地探討。
這些問題包括：政府如何對待「離經叛道者」（即那些生活方式和信仰與官方認可的常規不同的人們）；專制權力如何淩駕於法律之上而不是受到法律的限制；官僚機制如何試圖通過操縱通訊體系來控制最高統治者，而最高統治者又如何試圖擺脫這種控制。
這些問題在所有社會中（包括我自己所生活的社會中）均普遍存在。但是，作為一個研究中國的學者，當我讀到乾隆時期的這些文獻時，仍然受到了特別的感染。這是因為，這些文獻也揭示了近現代中國歷史中一些很有意思的問題。本書完成於八十年代的最後一個春天，但那時我並不知道以後的情況會如何發展。我所關心的問題涉及的是更為廣闊的近現代，尤其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與六十年代的歷史。
每個社會都以自己的方式對政治權力的限度作出界定。沒有哪個社會願意長期容忍不受限制的專權。在清代，普通民眾對於政治體制幾乎沒有任何影響；他們在官方的濫用權力面前，也幾乎得不到任何保護。然而，歷史也表明，皇帝與官僚專制在實施威權時還是受到了某種限制的。在今天的中國，對威權同樣明顯地存在?某種形式的限制。在我看來，在這些限制因素繼續發展成長的過程中，中國文化與歷史的經驗將對之產生巨大的影響。
對於陳兼博士和劉昶博士將本書譯為中文，我謹在此表示感謝。我也希望中國讀者能與我分享他們對於本書的批評，以及他們對於本書所提出的一系列基本問題的看法。
孔飛力（Philip A.Kuhn）
1998年夏於美國麻州劍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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