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生活史：革命歲月那些事（1921-1949）(WJPC0403)

類別： 史地‧法律‧政治>中國各朝歷史
叢書系列：獨立作家
作者：裴毅然
出版社：獨立作家
出版日期：2015年01月16日
定價：650 元
售價：514 元(約79折)
開本：變形18開／平裝／498頁
ISBN：9789865729226

【序｜內文試閱】

▼  內文試閱

一樁是是非非的延安生意

1942年9月，延安自然科學院（北京工業學院前身）因種種原委未組織夏季燒炭。中秋將臨，隆冬已近，學院無錢買炭，於是發動群眾，動員全校師生停課一周外出「搞生產」─搞錢以購越冬木炭。
學校教員大多為來自國統區的青年知識分子，大學部與預科二十歲左右的學員總共六七十人，補習班學員占大多數，年齡14歲上下，且多為女生。除了組織一批學員上被服廠打工，生產搞錢的門路並不多。
醫訓班學生、緬甸歸僑馬興惠（1916～ ）1938年底赴延，最初服務於百里外的甘谷驛第二兵站醫院，決定上那兒想想辦法。臨行前，向校總務科借了一條扁擔、兩隻草編籠子，再向新巿場貿易公司借了六萬法幣（此時延安物價亦隨全國一起上漲），加上自己的兩萬元，離開延安南門外杜甫川學校，上路了。途經鹽站，突然決定買上鹽帶去，或許能賺點錢。他用八萬元法幣買了一百斤鹽。百步無輕擔，何況百斤之擔，走出不遠就大汗淋漓，接著疲勞饑餓，最後簡直邁不動步，走一小段就得卸擔歇息。日出走到黃昏，好不容易到達甘谷驛兵站醫院。

老熟人熱情接待，可馬興惠關心的是鹽價，得到的卻是一盆從頭淋到腳的涼水：「這裡的鹽比延安還賤，你要賣給誰去？」不僅一天的拼搏付之東流，還要蝕本！醫院裡的人議論紛紛，非常同情，最後總算以原價留給醫院，保住老本。醫院上下，從首長、醫生到護士、炊事員七嘴八舌勸他休息幾天，回延安另想辦法「搞收入」，只有個別人建議他再往前趕一站，上延川縣軋軋苗頭。馬興惠不甘心空手而回，接受了這一建議。

次日清晨，大睡通宵的馬興惠醒來後，四肢疼痛，掙扎爬起，吃過早飯後沒精打埰地向延川走去。沒多遠，一中年男子挑著重擔走來，樣子比自己昨天還狼狽。兩人交會，漢子停擔，喘著粗氣哭著央求：「同志，你在幹什麼？能不能幫我把這擔鮮葡萄賣給醫院？」馬興惠回答：「八路軍的醫院，誰能有錢吃得起葡萄啊?!」但此人像抓住稻草，讓馬興惠坐下，傾訴其苦。

原來，他是離此三十里延長縣的農民，家在延河邊，院中有兩株葡萄樹，沒捨得上當地集巿，想等中秋節挑到延安賣個好價錢。今天八月十四，夫婦清晨即起，小心翼翼剪下葡萄，就在夫妻倆抬著馱筐往驢背上放時，不小心碰著驢屁股，驢子受驚跑了，夫婦放下馱筐追驢，不見驢影。於是，由老婆央鄰尋驢，由他揣幾個饃饃挑擔上路，生怕葡萄爛掉。他說這挑擔子足有一百二十多斤，自己從未挑過這麼重的東西走長路，看看太陽，估摸已走了四小時，才走了三十里，已是苦不堪言，可距離延安還有百里之遙，實在挑不動了，也惦著驢子跑丟，又擔心這擔葡萄賣不出去爛掉，苦苦哀求眼前的八路替他想想辦法。最後說：「不行，我情願不要葡萄了，也得回去找驢子。你能不能把這些葡萄買下？」

馬興惠：「八路軍沒錢，買不起這麼多。」
農民說：「這也沒過秤，集上沒貨也沒個價，你到醫院裡去看看，借著多少錢都行。」
馬興惠：「借不著的，我昨晚送了一擔鹽來，醫院裡許多人費了好大勁才湊給我八萬塊。都給了你，我今兒一天的飯錢也沒有了。」
農民一聽他有八萬元，高興了，追著說：「好同志，多少就八萬元吧！我還有幾個幹饃，你帶去路上吃。」
馬興惠：「這東西值多少錢我也不懂，看你急成這個樣子，我就幫個忙，要下試試吧。」

於是，兩人換了筐擔，「八路」馬興惠再次負擔上路，當然是回頭向延安。為了趕中秋市場，也怕葡萄爛，他沒進兵站醫院，直接趕路。這挑葡萄加上筐，足有一百三十斤，比昨天的百斤鹽擔重得多。也是一開始還行，越走越重，及至中午，太陽當頭，大汗淋漓，實在走不動了。幸運在延河邊，找個陰涼處，睡了一大覺。醒來就延河水啃完那幾個幹饃，檢查一下葡萄筐，捨不得吃整串葡萄，只吃了碰掉的幾粒，哇！真甜！咬牙挑起擔再上路。

上午走了四十里，下午體力更差，每約走二里就得歇擔大喘一陣，走十里則要「大休」一陣。「大休」之時，他趴在路邊，給自己「充電」─掏出隨身日記本掙扎著寫一段，用得最多的詞兒是「堅持」、「拼搏」之類，最起作用也是最後一句：「堅決完成學校任務！」

終於，馬興惠頑強到達杜甫川，肚子餓癟、汗已出盡、力已衰竭、渾身發抖。此時，天已烏黑，窯洞燈光多數已滅。幸好一位同學外出歸校，替他挑擔上山回宿舍。不過一里多山路，這位同學歇擔數次，馬興惠：「而我實在沒有本事再客氣地說一聲『讓我挑吧』！」

學校晚飯時間早過，馬興惠只得空著肚皮一頭倒下，立即昏睡過去。第二天醒來已是上午，宿舍空空蕩蕩，同學們都外出了，早飯已過。馬興惠餓著肚子咬牙忍痛挑擔上街，勉強挨到新市場溝口，喘息未定，一位穿著地方制服的中年男子走過來：「你這葡萄是賣的嗎？」馬興惠點頭。「多少錢一斤？」馬興惠：「沒價，多少錢都它，獨一份！」來人親切地說：「好好說，我都要了！」馬興惠：「你看值多少？這是我從兩百里外的延川縣擔來的。」他悄悄多說了一些里程。

中年男子：「這東西確實沒價，延安多年都沒見過了。我是邊區交際處的，來了外面客人（可能國民黨方面客人），咱們商量作個價，好不？」

馬興惠也老實交底：「好吧！我是杜甫川自然科學院的學生，幹這事是領導動員搞生產，為買過冬木炭的。」

對方：「時下一斤豬肉2.7萬元，這一斤算兩斤肉錢，怎麼樣？」
這麼高的價，大大出於預料，馬興惠有點懵了，卻故作鎮靜：「太少，幾百里路擔來，你雇個毛驢，也得給來回四天的運費！」
對方：「那就一斤給你六萬元，再貴我也不敢買了。」

馬興惠見好就收：「你是給公家買的，我是給公家賣的，我們是給公家辦的事，同意你說的了。」
那人轉身向商店借來一杆大秤，果然一百三十餘斤，兩個筐算十斤，按一百二十斤成交，馬興惠挑到交際處。開收據時，那人說：「你太辛苦了，又給送到門上，條子就寫七百三十萬元（即多給十萬）吧！」然後，領出七八捆嶄新法幣付給馬興惠。

這一趟買賣淨賺九十一倍還多，短短一天，八萬成了七百三十萬！出了交際處大門，馬興惠高興得忘乎所以，臨近中午，兩頓沒吃了，路過新市場，決定好好犒勞一下自己，買了一斤粘糕、一大碗羊雜碎湯（公家人一般都吃不起這兩大件），美餐一頓。回到學校，放心鬆體納頭再睡，又是一晝夜！醒來時，同學們又都外出了。馬興惠獨自在鋪上思量，雖說大大超額完成任務，但還有五天時間，似乎還可「發展成果」。四下無人，只能大主意自己拿，擔上筐又上路了。

畢竟二十來歲的青年，兩頓飽飯加上勝利喜悅，渾身是勁。肩腿還有點疼，已不在話下，行走如飛，當天就過了甘谷驛、翻過雁門關山，趕到石頭河時，已是農村入睡時刻。他叫開騾馬店投宿，次日黎明上路，下半晌趕到延川縣拐昴村趙老二家，1939年他收傷兵時住過。老房東說你上次給老侯家閨女治過病，如今她招了個綏德養老女婿，開了油坊，榨磨香油、做些綠豆粉絲。那閨女總說忘不了你的救命之恩咧，明早我就去叫她來看你。

第二天上午，老侯一家男女老少五口人來了，一陣親熱後，打問這次來意，馬興惠實話相告「搞生產」，老侯便說那拿些咱家的油和粉絲。四十斤小磨香油、四十斤打好捆的綠豆粉絲，說這些是他們家感謝馬醫生的救命之恩。馬興惠說八路軍有紀律，再說送這麼大的禮也不敢收，至少得給成本價，這都已是極大支持了。最後，硬塞給八十萬，老侯勉強收下。

他挑著八十斤擔子上路，比前兩次的擔子輕鬆多了。兩百里路，不到兩天就到了。進延安時，太陽還在西山頂上。他挑擔徑直走進邊區交際處，找到那位買葡萄的同志：「我是個醫生，兩年前救活了這家病得快死的獨生女，這是他家為感恩而送我的『搞生產』，我象徵性地硬丟下八十萬原料錢，你看看作個價留下吧。」

此人是交際處專搞物品的大內行，一看便說：「這兩樣東西都是延安的高檔缺貨，多年都見不到了，且品質特別好。邊區乾旱，不種芝麻，芝麻都是從河東運來，香油貴賤買不到哩！這樣吧，油每斤給你按四斤肉錢算，粉絲作油的半價，斤量就你說的數算帳。我不能拿公款送禮，但也不能虧坑什麼人，尤其像你這樣好的大學生。」如此這般，馬興惠又捧著650萬元出門。

650萬＋730萬＝1380萬！扣除本錢、伙食費、路上所丟同學的鋼筆（賠款十萬），馬興惠上繳1300萬元─五頭大肥豬之價，據說這次全校「搞生產」總收入亦未達此數。

然而，好心沒好報。正當馬興惠慶倖斬獲時，校內傳出閒言碎語，說他的錢來路不正！怎麼就他一人能耐？短短一周能搞這麼多錢？馬興惠便在正式上交錢款時給院長徐特立寫了「情況彙報」，簡述自己「搞生產」過程，信和錢款一併由黨支部轉呈。

馬興惠所在支委正式開會討論馬興惠「搞了大錢」的問題，有人認為「方向」不對。支委在上繳錢款與馬興惠給徐老的信時，附上支委的這一討論意見。學校領導層也有議論，馬興惠的班主任與總務科長將他叫到辦公室核實情況，「我自然感到壓力，勝利的喜悅被一掃而光。」

這邊正「核實情況」，那邊徐特立捏著馬興惠的信來了，班主任還未彙報完畢，徐老就搖手打斷他：
我派去邊區交際處的同志回來了，情況和這信上寫的完全一致，人家十分誇讚學校和這個學生，感謝給他們解決了招待貴賓的困難。而我們自己有些人則說長道短，全校學工人員，在這次生產中，誰曾爬山走過幾百里路？誰曾出過那麼大的力，流過那多麼大的汗？誰曾上交這麼多的錢？這是為公還是為私？是好事還是壞事？難道還不清楚嗎?!古人都主張「是是非非」，我們共產黨人更要是非分明，要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觀察和處理問題。

馬興惠站在一旁，感動得熱淚直流，徐老用衣袖替他擦拭。「我趕緊躲過，並且深深一鞠躬之後離開了。」

這則資料出自馬興惠五十多年後的回憶〈徐老斷是非〉，當事人在乎的還是五十年前的「是非」。筆者感慨甚烈，分述如下：
一、 當年延安自然科學院之所以會發生這場「方向」之爭，根柢還是對商業對資產階級的鄙視，對「暴利」難以接受。質疑者看來，這不是「投機倒把」麼？「搞買賣」能等於「搞生產」麼？不靠自身生產得來的「利潤」，除了剝削，豈有它哉?!可見，當時延安思想界已對商業有了本質上的謬見。「方向」之爭實為此後全國禁商之先徵。徐特立能斷一事之是非，卻無力阻止「方向」之是非。
二、 農民賤賣葡萄、老鄉低送油粉、交際處感謝購得稀罕貨，掙了大錢的馬興惠除了大苦大累，也是瞎貓碰死耗，撞大運撞出來的「利潤」。於鄉農於學校於交際處，三方各得其利，皆大歡喜，何以會有「方向」問題？「方向」哪來的？根據何在？符合誰人利益？還不是根據教條、根據那些來自書本上的名詞─「剝削」、「投機倒把」？2009年8月24日，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從法典中摘去「投機倒把」。 六十七年才從集體認識上邁出這一小步，不易呵！
三、 就算馬興惠「搞生產」手段有問題，但他將利潤全部上繳，按說也能證明「無私」，不說撈好得表揚，至少不應受懷疑吃批評吧？吃了大苦、賺了大錢，竟要流大淚，好人傷身又傷心，說明延安邏輯已出了問題，只是當時延安人難以發現。而且，五十年後的馬興惠，憶文中也不明白悖謬何在。這些都說明赤左思潮嚴重擰歪了人們的判斷力，連常識都弄不清楚了。徐老為小馬的辯護，僅僅根據「無私」，而非認識到「手段」本身其實也沒問題。這是後來會出現「投機倒把」一詞的價值基礎。
四、 延安當時物流極其不暢，生意太好做了，百里之遙，商利至少五倍。一個學生，手持八萬，不過六天，來往兩趟，獲利162.5倍，今日商人羡慕煞！自然再次證明：要想富，走商路。只要趕上了，真正空手套白狼。後來，全國無商，無商不活，鄉農倒是不被剝削，但他們栽種出來的農副產品也無法變現，不能上市場去賣，割資本主義尾巴呵！日子越過越窮，權衡利弊，當然寧可「受剝削」也要賣出去。這不是最簡單的道理麼？要求商人不計個人利益不計成本，幾個人受得了？更不用說長年堅持了？何況運輸銷售都要成本，虧本生意誰做得起？要求商人無利，不也是對商人的剝削麼？而沒了商人，各地之間如何互通有無？如何物流其暢？
馬興惠好心無好報的這則延安故事，凝聚了十分典型的延安風味，可咂出許多來自革命源頭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