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史褶裡的真相(二)：「解放」紅塵·「反右」紅飆(WJPC0514)

類別： 史地‧法律‧政治>中國各朝歷史
叢書系列：獨立作家
作者：裴毅然
出版社：獨立作家
出版日期：2016年05月06日
定價：420 元
售價：332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50頁
ISBN：9789869270472

【序｜被革命吃掉的紅岩兒女（四）：投江紅湘女】

▼  序

本集專述「激情燃燒」的1950年代，史褶滴血，疤痂未合。以事為證，以史為憑，多列證據，少發或不發議論。不過，這麼一段血腥肅殺的瘋狂歲月，實在做不到某些香港學者要求的「純客觀」。述史敘事不可能沒有一點傾向性，只能儘量「莎士比亞化」─史論出自史實本身。

1950年代，中共暴力推進共產，用刺刀與漫畫鋪展「最新最美」的紅色圖紙，強塞大陸於馬列之鞋，吾華進入有史以來最黑暗的「偉大毛時代」，腥風血雨、肅殺猙獰，長夜難熬。僅舉一例─

1950年，西南師院外語系19歲女生郭輝霞，其父「逃亡地主」走投無路，兩天未食，投江前見女兒最後一面。女兒領至寢室：「你躺一會兒，我去給你買兩碗麵條吃。」女兒沒去買麵條，而是叫來公安，一起將父押送回鄉。女兒參加鬥爭會。結果，先打「逃亡地主」，接著揪打地主女兒，「打她的騷勾子（屁股醜稱）！」郭輝霞被扒下褲子打得皮開肉綻。西南師院吳宓教授認為太傷風化，專門找了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

土改、鎮反、肅反，至少殺了200餘萬「階級敵人」；三大改造（農業、手工業、工商業公有化）、大躍進、人民公社，1959～61年至少餓死四千萬「階級兄弟」；反右、反右傾、四清、文革，寰內士民瑟縮捱命於「無產階級專政」。恐怖越來越濃，日子越過越窮，苦難越來越重，還須時時念叨「黨的恩情」、天天得跪謝中共，必須高唱「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若無1950年代的「激情燃燒」，沒有思想改造運動（六旬教授都得扭秧歌），就不可能有反右、反右傾、大饑荒、文革、六四。沒有馬列主義的引導，就不可能有走入地獄的公社化；沒有焚燒理性的1950年代「激情」，就不可能有公然失信天下的「反右」、不可能再演兔死狗烹的「文革」、不可能有坦克碾街的「六四」。

文革後，血腥「鎮反」（鎮壓百萬「反革命」）、人禍「公社化」不便再提了，禍國深重的反右，明令「淡化」。但土改還是「大仁政」（窮人翻身），抗美援朝還是雄赳赳氣昂昂的「保家衛國」，大陸人民仍須繼續磕頭謝恩，無限懷念「共產黨來了苦變甜」，否則就是違反「四項基本原則」，就是「破壞安定團結」，就是「妨礙國家安全」……

英國阿克頓勳爵（1843～1902）早有警言─

歷史不僅是一個發現的航程，也是一個與敵人鬥爭的過程。敵人就是早已實權在握的人，這些人強烈希望隱藏真相。

穢史者自穢，謗書者自謗。「偉大毛時代」真相漸露，天安門毛像搖搖將墜。但出於「合法性」，中共仍在精心裝飾1950年代，似乎那是一段與民更始、百廢俱興的「美好時光」，大陸人民「意氣奮發走在社會主義大道上」……中共之所以還在維護老毛形象，還在修補這段千瘡百孔的災難歲月，當然是「司馬昭之心」。「紅燈」仍閃，意識形態未拆違清障。「階級本能」使中共敢做不敢書，動用一切手段遮抹血印，以推捱「歷史審判」。只是他們無論如何都無法遮掩那隻馬腳─政治利益。還原1950年代真相，凸現這段被竭力「淡化」的史實，當然是正義的「填補空白」。

如今，中共已完全背叛馬列原教旨、背叛「毛思想」，資本主義全面復辟，以「三大改造」為標誌的中國共運澈底失敗，「西風」終於壓倒「東風」。中共希望用「後三十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開放，解釋「前三十年」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合法性，南轅北轍，驢唇馬嘴，當然是永遠無法完成的「歷史任務」。

筆者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久伏「鐵屋」，50歲才在香港驚悉「大饑荒」，研究方向發生「戰略大轉移」─從浪漫文學轉向實沉史學，由於不合中共「主旋律」，在大陸完全邊緣化，分贓式的各級課題一律與我無緣（無論我怎麼申請）。從結果看，非常感謝見棄於「黨和政府」，反而成就我研究的「價值最大化」，將我旋送至解析赤潮禍華這一大課題。出身大興安嶺的築路小工，能參與國家意識形態重大轉型，以這樣的方式「報國」，深感榮幸與焉。

官史無真，逢惡必諱，利益壓倒是非。尤其當代史，鉤掛諸多政治利益，阻力自必重重。不過，中共幹都幹得，豈有評說不得？親感親受，親歷親述，勢必「主觀」，雖帶好惡，但原始鮮活。後世學者純粹依靠資料研史，缺乏現場感，多多隔膜，也有相當局限。

筆者從小嗜史，50歲由文入史，也算葉落歸根。文學研究者不少中年轉史，一些作家（如馮驥才）也從虛構轉向紀實，大概也是「價值昇級」。二十世紀國史如此苦難深重，文學畢竟高蹈輕淺，難羈我步。青年愛文，中年研史，晚年思哲，實在也是學人的「必由之路」。浪漫空靈的文學，難以承載歷史之重。1980年代解凍初期那陣「文學熱」，寒蟬仍噤，送走「兩個凡是」，來了「四個凡是」（四項基本原則），框定思想，不許揭露文革傷痕，不准指說毛共罪惡，只能用文學曲筆「彎著說」，文學因承擔史學功能而顯赫一時。隨著反思深入，明晰直接的史學自然百倍給力於形象思維的文學。

1990年代，「六四」後去職的《深圳特區報》副總編韓寅之女大學畢業，得自謀職業，向父親抱怨。父親乃1960屆復旦新聞系畢業生，開導曰：「自找單位是難點，但較之我們當年的計劃分配，硬『拉郎配』，任掌權者擺佈，家破人亡，撕心裂肺，口含黃蓮還不敢呻吟一聲，今天的自由擇業要強得多。」1960年該父畢業，父癱、母瞎、妹肺穿孔，他打報告要求留滬照顧家庭。系總支書訓斥：「你是革命第一，還是家庭第一？」他只能噙著眼淚咽著苦水，為53.5元工資赴贛。是年冬，其父見背，1964年老母去世。筆者1982年大學畢業，系總支書教導我：「資本主義國家大學畢業哪像我們100%就業。」明明剝奪自由，卻被說成「社會主義優越性」。這樣的歪歪理難道不需要擰過來麼？

2013年，一位青年責問老年「右派」─

你們當時為什麼不站出來反抗他們？

這位老「右派」極為擔憂─

不去譴責專制者反而去譴責受難者，這真叫人有點擔憂。前兩年，我不再擔心中國再會發生「文革」的可能，現在不了，樣板戲又唱起來了，毛主席又被尊為神了，《金光大道》的作者也要「討個公道」了……當歷史的曲直不分，就有返回來重演一遍的可能。

我們這代赤禍親歷者（尤其人文學子）負有不容推卸的歷史責任：將赤禍釘上史柱─「千萬不要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