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個生於台北、長於蘇澳的日本女子，
三代世居台灣，十五歲前過著殖民地生活。
台灣是她的故鄉，也是他鄉。
眼見有台灣經驗的日本女性逐漸凋零，
她懷志二十年，研究十年，
從明治、大正到昭和，
以百萬字記錄殖民地的生活百態。
透過她的眼睛，異文化中的日本女人
輝映著多樣卻樸實的庶民風采。
明治二十八（1895）年，日本獲得第一塊殖民地——台灣。對日本政府而言，台灣是殖民政策的實驗場，更象徵躋身強國的戰利品。但在奉派來台的軍人與官吏，以及懷抱新夢想的移民等先驅日人眼中，卻是充滿瘴癘、土匪、生蕃的危險地界。 是什麼背景、什麼動機，讓日本女性在日治初期履踏陌生的台灣？她們與本島人、原住民之間，會產生什麼樣的互動？經過十年功夫，日本的統治趨於穩定，她們在女子教育、技藝學習、天足運動等事業上的成績也逐漸展現。從在台日本女性的生活點滴，我們看到與官方文獻、男性觀點大不相同的台灣面貌。 ‧藝妓、娼妓是納稅大戶
開放自由渡航後，最早渡台的日本女性幾乎都是娼婦。台灣一年的地方稅收約一七○萬圓，因為官吏、軍人不用繳稅，日本人所繳不過十四、五萬；而在這十四、五萬圓當中，娼妓與藝妓上繳的稅竟超過十萬。 ‧無恥的日本人
初期渡台的日本人素質低下、行為不端，給人「有禮無體」的觀感。報業人士列出日本人應該感到可恥的習慣有：動輒施暴、爛醉失態、不分男女慣常裸露等等。 ‧上流社會的婦女活動
台灣是官吏的天堂，在台的日本上流婦女也很悠哉。她們沒有公婆、親戚需要照料打點，加上請了幫傭，因此有許多閒暇參與社會活動，活躍於慈善募款與高官的送往迎來（台灣舉辦宴會之頻繁，為全日本之最）。但她們回日本後多半適應不良，抱怨家事多到做不完。 ‧灣妻
加上「灣」字的，被視為屬於較低層次，例如灣官、灣製、灣紳、灣商。所謂「灣妻」，不是指來自日本國內、伴隨丈夫來台的妻子，而是指在台灣迎娶的「低級女性」。對當時台灣日本人社會中的單身男性而言，年輕女性幾乎不是煙花女就是女傭。 ▼書摘：第二章
民政時代初期 一、民間人士渡台 明治二十九（1896）年四月一日起進入民政時代，政府開放民間人士渡台。軍政時代相繼制定了許多條例，隨著治安改善，行政上能控制的區域也持續擴大。日本民間人士正摩拳擦掌準備爭取特權，每次日本來的貨船、客船到達，就會看到他們出現在基隆港。民政時代前嚴禁女性登陸，即使以軍人或商人的太太或女僕的名義上岸，最後仍會在基隆遭到遣返。據報載：軍政轉民政的過渡時期，有五、六位日本女性想在基隆被拒，便繞過淡水進入台北。她們身穿手織棉布、纏著細腰帶、穿著草鞋，實在難以分辨是男是女。
據說，當時有個嫁給外國人作妾的日本女人 投宿在淡水的川口屋旅館，住台北的日本男人，不論官員或是一般民眾，為了看她都乘帆船到淡水河，住進川口屋。還有三位日本女性預見將進入民政時期，於是乘竹筏從淡水到新竹開了民政時代第一家餐館。這三位女性都來自琉球。此外，也有日本女性先經其他國家，再從香港渡台。像這樣推測渡航禁令即將解除而提早抵台，在基隆港以外地區上岸的也不在少數吧。
當時應該危險到連男性也無法隨意旅行，然而卻有兩名出外工作的女性（娼婦），從土匪最猖獗的台灣中部一路步行前往台南，讓男性守備隊員頗為驚訝。在埔里山區，原本只有官吏和警察因職務不得已冒險在此工作，但實際上，也有從事特種行業的一位女性到當地的紀錄。台東一帶的山裡有條道路，原住民時常出草，連警官也不敢走，竟有中年男子帶著兩名二十三、四歲的女性，從深山步行而來，讓討伐隊員十分驚訝。還有位律師提到自己在嘉義街上遇到隻身步行的娼婦，由於過於驚訝，竟忘記自己因重病提前下班，嚇得痊癒了。台北的實業家大倉幸吉在《台灣婦人界》雜誌（1937年6月號）裡，提到鑽軍政法網漏洞來台的女性：「（明治）二十九年三月，有人帶著日本國內的女子六人到恒春的飯館。當時防衛恒春到?山的憲兵、士兵、警察與郵局職員等約有一千名男性，在區區六人為一千人提供服務的情況下，一夜可索價一百日圓。五、六個月內，這些女性都染上淋病，頭髮掉落變成禿頭。」（當時的一百圓，在台灣相當於二、三個月的收入。）
此外，明治三十一（1898）年的《台灣民報》刊載：「住在台南西門街一方亭的阿辰於軍政時代渡台，向醫師獻納許多東西。」所以阿辰也算是鑽法律漏洞來台。據明治四十三（1910）年八月八日的《台灣日日新報》刊載：「自軍政時代即是名女人、經營新起街花壇日本料理店、皮膚黝黑的阿雪去世。」這位長年住在台灣、肌膚變黑的阿雪，應該也是徇同樣的模式來台的吧。 進入民政時代時，從神戶到台灣的船票有十三圓、十圓、七圓等數種價格，航行路線與軍艦不同。這些船先在各地停泊，再經沖繩到台灣，船程最快也要十天，慢則需花上十三天至二十天。台灣的港口由於長年淤沙，逐年變淺，連荷蘭統治時期使用的安平港或是基隆、高雄也無法使用。大船必須停泊在外海，乘客在海上換乘小型船，再由淺灘上陸。 當時，一從基隆上岸便得向基隆支廳長西鄉菊次郎（西鄉隆盛被流放到奄美時所生的兒子）提出申請，拿到證明後才能搭火車。火車無法載送每次到港的所有旅客，即使勉強擠上車，行經七堵、八堵附近就開不動了。列車長會打開車廂門叫喊著：「請大家下車！」旅客下車後，不論身分高低，都必須幫忙推列車。
火車走得很慢，也有一群人自行越過山脊。特別是沒有拿到證明的白首 ，會從八堵的河川或水返腳（汐止）坐船前往大稻埕。航行的速度也很慢，有時候船隻被河底的泥沙擱淺，旅客也必須幫忙推船。還有旅客不堪其擾，便下船改走陸路。據說日治之初，台灣公路很少，城外盡是狹小的田間小路。由於從台北到新竹的鐵路被清兵破壞，修理後改鋪輕便鐵路
，而新竹以南就必須徒步或坐平地走的轎子。前往南部，首先要向兵站部申請搭便車的許可。而大安溪、大甲溪、大肚溪、濁水溪、曾文溪等河流適逢大雨時，乘船或是涉水渡河都非常困難，必須長期滯留或繞遠路，宛如江戶時代的情況。
▼導言（節錄）
竹中信子的祖父在甲午戰後隨近衛軍來台定居，母親和家人也在明治時代移住台灣，竹中算是在台灣的第三代日本人。從「明治篇」的〈序〉和「大正篇」的〈後記〉中清楚地看到，她撰寫這部書的主要動力，是來自對台灣的深厚鄉情，儘管她只在這塊土地度過短暫的十五年。而和許多女性史學者一樣，竹中信子寫書的目的是為了補白女性歷史；不過，台灣的生活經驗和歷史記憶，給予她不同於其他人的書寫心境。身為日本子民的一分子，她發現，殖民時代居住在台灣的日本庶民的歷史被嚴重漠視；她也觀察到，殖民時期的報紙對日本女性的報導充滿輕蔑、不公正。為了讓日本讀者瞭解台灣殖民史，以及殖民地日本女性和這段歷史的複雜關係，在這部書中，她花了不少篇幅去闡述台灣的殖民史，然後再描寫日本女性在台灣的各種生活面向，並凸顯她們不為人知的辛勞與貢獻，於是許多不曾被寫入歷史的底層或邊緣女性，一一浮現。 這部書的書寫策略，既要激發日本讀者關注曾在台灣生活的日本民眾，又試圖從殖民地日本女性的日常生活尋找歷史，梳理出與主流敘事不同的觀點，後者是這部書最精采的部分。竹中信子試圖囊括殖民時期住在台灣的所有日本女性的生活，但著力較多的是婦女團體的成員、娼妓、女學生和到山地開發的警察妻子。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竹中懷著為殖民地日本女性發聲的心志，全書不僅僅勾勒這群女性的生活史，也不時撥弄性別歧視下的社會問題。最鮮活的例子是，竹中強調，最早渡台的女性幾乎都是娼妓，談論台灣的日本女性史一定要從被人鄙視的賣春婦談起。她撇開倫理、道德和教養，從政治、性慾和金錢拉開這部書的序幕，日本娼妓在台賣淫的原因、禁娼政策的舉棋不定，以及娼妓的悲慘命運，貫穿全書，也帶給讀者另類的殖民史。 一位非科班出身的殖民地研究者，能以十數年的時間蒐集史料、進行田野調查，來完成這部鉅著，已經令人折服。更何況，這部書提供我們許多值得學習和注意的地方：作者從一些零碎、散落的報刊媒體資料中，把歷經明治、大正和昭和時代，不同階層、不同行業的殖民地日本女性的日常生活及變遷，細膩地拼湊出圖像，讓讀者隨著她進入了殖民時代。回顧殖民時代在台日本女性的境遇，作者跳脫制式化的書寫方式，對殖民母國的威權、偏差的政策提出批駁；也巧妙地把殖民者殘暴的一面，挪移成對其女性同胞的關注。儘管有些說法不能說服讀者，特別是台灣的讀者，但歷史寫作原本就有各種不同的版本。
▼名人書評 本書描述了1895年至1911年日本女性在臺灣的生活史，兼及漢族及原住民婦女。作者盡力搜集資料，也顧及不瞭解日治時期台灣歷史的讀者，因此費了許多篇幅加以介紹：同時也敘述了當時男性的種種，是一本讀了興趣盎然的書。本書描述了1895年至1911年日本女性在臺灣的生活史，兼及漢族及原住民婦女。作者盡力搜集資料，也顧及不瞭解日治時期台灣歷史的讀者，因此費了許多篇幅加以介紹：同時也敘述了當時男性的種種，是一本讀了興趣盎然的書。──許雪姬（發表時為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現任中研院臺史所所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