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混淆的臺灣史：1861～1949之史實不等於事實(VLK1002)

類別： 史地‧法律‧政治>臺灣史
叢書系列：HISTORY
作者：駱芬美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14年01月17日
定價：380 元
售價：300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36頁
ISBN：9789571358864

【10戒鴉片】

▼  10戒鴉片

你以為：日本人改掉臺灣人抽鴉片的習慣
事實是：杜聰明博士用醫學方法解決了臺灣人的鴉片上癮症

日本開始統治臺灣之後，為一舉解決臺灣人抽鴉片的惡習，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主張「嚴禁鴉片」，當時日本法律禁止吸食鴉片，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為了避免日本人染上吸食鴉片的習慣，特別規定：臺灣人出售鴉片或相關設備給日本人，將被處以死刑。

對臺灣人吸食鴉片，日本人多數主張「嚴禁論」；另有少數人提出「放任論」，認為吸食鴉片與否是臺灣人的事，和日本人無關。不管主張為何，真正的關鍵在於種鴉片策略對日本有好處。

日本統治臺灣第一年，因各地不斷發生抗日行動，還有瘧疾等傳染病，以及財政不足等問題，臺灣總督府根本沒有餘力嚴禁鴉片。年底，樺山資紀就派民政局長水野遵回到東京說服議會和臺灣事務局，希望改採漸禁策略與鴉片專賣。

議會開議之前，日本內務省衛生局局長後藤新平就寫了「關於臺灣島鴉片制度之意見」給伊藤博文，具體指出鴉片專賣可獲得經濟利益。當時日本正面臨統治臺灣後嚴重的財政短缺問題，日本政府希望臺灣財政獨立，而鴉片專賣能增加財政收入，因此水野遵的提議雖然遭到議會強烈的批評及反對，卻在經濟考量之下，成功說服伊藤博文決定採取漸禁策略。

日本統治臺灣第二年初，樺山資紀頒布第一份針對於臺灣人吸食鴉片問題的告示，除「禁止進口」，並由總督府供應鴉片，總督府並委託後藤新平擔任衛生顧問，負責籌劃創設鴉片專賣制度。由日本政府控制鴉片來源，以鴉片專賣方式管制並逐步減少吸鴉片的人口，並防止出現新的吸食人口，最終達到完全禁絕鴉片的目的。

後藤新平設立了製藥（鴉片）所，負責研製及行銷鴉片，以進行鴉片專賣制度；同時推薦原主張嚴禁論的加藤尚志擔任製藥所所長，並兼任民政局製藥課職務，兩人成為漸禁政策的直接推手。

日本人對鴉片煙一無所知，製藥所技術人員先調查臺灣人的傳統製法，分析販賣煙膏的主要成分，雇用臺灣技工做出試製品後，讓吸食者品評。確定鴉片煙膏的製法之後，日本人統治臺灣第二年底即開始正式生產鴉片煙膏，並命名為福煙（一等）、祿煙（二等）、壽煙（三等）。
日本統治臺灣第三年，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一月及三月陸續發布《臺灣鴉片令》、《鴉片令施行規則》，以防止出現新的吸食人口，但對鴉片成癮者並沒有救濟或矯正的積極措施。

這個時期，大抵確立的原則有：鴉片營業及特許範圍僅限臺灣人，嚴禁日本人吸食；由警察負責取締祕密販賣及吸食者；將鴉片的危害列入初等學校教材，以衛生及教育說明其毒害。

由於臺灣人吸食鴉片已是持續數百年的習慣，乃木希典怕一旦全面強制實施鴉片令，會引發大量的鴉片犯罪，使臺灣治安益趨惡化，導致鴉片專賣制無法施行，所以決定鴉片令於四月一日先從臺北市施行，八個月後才擴及全臺。

這個時間點正值《馬關條約》規定「臺灣島人抉擇去留之日（五月八日）」。

當時，乃木希典為了安撫人心，派遣水野遵巡環全島，除了說明總督府的施政方針，並進一步傳達對鴉片煙的政策：「沒有吸食習慣的人一律嚴禁吸食，已吸鴉片成癮的人因突然禁絕會危及性命安全，准許繼續吸食。」當時臺灣有三百萬人口，最終決定返回中國的人只佔千分之二‧三，可見這個做法頗有安定臺灣民心的效果。

到了第四年，臺灣對日本所形成的經濟負擔仍然相當大，乃木希典認為臺灣是塊燙手山芋，日本國會也一度出現「臺灣賣卻論」，即以一億日圓將臺灣賣給中國或法國。最後因日本的參謀本部參謀兒玉源太郎以臺灣是日本的南部屏障，強烈反對賣臺，甚至向伊藤博文立下軍令狀，立誓要治理好臺灣，伊藤博文當即表示不賣臺灣，並改任命兒玉源太郎為第四任臺灣總督、後藤新平則接任民政長官，這兩人以穩定臺灣治安、開拓統治所需財源為第一優先政策，完成鴉片專賣制度更是刻不容緩的工作。

日本統治臺灣第六年九月，總督府確定鴉片癮登錄（特許吸食鴉片者）將近十七萬人，等於臺灣人口六‧三％，而這一年鴉片收入占總督府總收入達到三二％。

日本人同時著手進行食鹽、樟腦、煙草的專賣制，並成立臺灣總督府專賣局（一九○一年六月，即如今的臺灣菸酒公司），鴉片專賣制度確已成為財政手段的一環，但食鹽、樟腦、煙草等對財政的貢獻比不上鴉片。

隨後，兒玉源太郎奏請天皇授勳給後藤新平，名義上是鴉片漸禁政策成功（吸食鴉片者漸減），更貼切的理由應是鴉片收入對臺灣財政的實質貢獻。

日本人透過漸禁方式靠鴉片賺取財政收入的同時，臺灣人吸食鴉片的觀念也開始有了轉變，加上總督府將煙癮毒害教育列入公學校課程，臺灣人逐漸有了「鴉片毒害」的觀念。

臺灣民間因此掀起了鸞堂降筆會戒煙運動（一八九八年到一九○一年），鸞堂戒煙法是樹圯林（今新竹縣竹東鎮）人彭樹滋一八九七年在廣東陸豐縣透過鸞堂扶鸞祈禱戒煙成功，回臺後告知地方仕紳彭殿華。隔年底，彭殿華邀請廣東五位鸞生來臺教授扶鸞戒煙法，包括彭殿華在內，一年內有好幾十人戒煙成功，鸞堂戒煙法於是逐漸傳播開來。

但總督府認為戒煙運動會損害鴉片專賣收入，於是以愚昧荒誕、妨害治安及對煙民造成傷害為由加以取締，這場源自民間信仰的自力戒煙運動因而結束。

此外，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第四屆畢業的林清月醫師，調查臺北「赤（紅）十字病院」近二百五十名煙癮患者，並自行出資對中低階層者的煙癮進行治療研究，研發出有效的鴉片代用藥品，治癒不少患者，可惜僅限於個人努力，影響極為有限。

一九一九年十月，第八任臺灣總督田健治郎為首任文官總督，他向來以「內地延長主義」，自詡為「臺、日融合」同化政策執行者，之後八任的文官總督都持續實行，成為日本統治臺灣中期（一九二○年代至一九三○年代）的基本政策。

順著這個政策脈絡，日本盛行的「社會衛生」也延伸到臺灣。日本殖民政府需要健康的勞動力，因而必須重視臺灣的國民保健，但當時臺灣知識分子所關切的國民保健則是鴉片煙癮的問題。

一九二一年《臺灣青年》雜誌創刊後，不斷出現鴉片吸食毒害的言論；同一年，臺灣文化協會成立，理事長蔣渭水醫師明確提出鴉片煙癮與民族健康的關連；一九二五年，「臺灣議會請願運動」請願文中，指控總督府為了貪圖專賣鴉片收入，將國際禁止的鴉片毒害流傳臺灣；一九二七年七月，臺灣民眾黨成立，衛生政策的主要訴求即是「廢止鴉片吸食」。

然而臺灣的鴉片問題開始有了改善機會，卻是來自國際的壓力。先是上海鴉片會議舉辦後，鴉片問題提升為國際問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聯盟設置「鴉片諮詢委員會」，負責監督鴉片及麻藥。根據規定，參與各國必須定時向鴉片諮詢委員會報告鴉片製造、分配、消費等情形，各國為顧及形象都厲行取締鴉片，防止鴉片濫用。

日本認真參與國際鴉片會議，洗刷了私下從事鴉片與麻藥買賣的罪名，英國人不甘心成為唯一的眾矢之的，於是將一份備忘錄交給國際聯盟祕書長，指出吸食、走私鴉片的問題不僅出現在英國領土，遠東其他各國也屢見不鮮，並提案要求派調查委員到遠東地區調查，當時臺灣民眾黨林獻堂、蔣渭水等人也提出控告，國際聯盟決定到遠東展開調查。由於日本不斷聲稱漸禁鴉片策略的優點，因而被列為重要的調查地區之一。

對於這項提案，日本政府表示贊同，認為只要將臺灣的鴉片專賣制度略做修正，諸如關閉鴉片煙館、籌建鴉片癮者治療醫院等即可。

一九二八年，總督府評估內外情勢，發布《改正鴉片令》，要點是不得吸食鴉片（已獲特許者不在此限）、不得開設煙館或維持煙館、將對鴉片吸食者施行除癮的矯正治療、違反規定者處以監禁及罰金。由於官方宣示同時採取嚴刑、重罰及強制治療鴉片上癮者，命令發布之初，鴉片上癮者爭相尋求治療。

到了隔年十二月，警務局長石井卻發表：「基於人道理由，不能對已上癮的密吸者（指未領有特許狀者）給予處罰。」將再發特許狀給原先未申請的煙癮者。

臺灣民眾黨為了抗議這種「進一步退兩步」的做法，一九三○年一月二日以署名「代表全臺四百萬人的臺灣民眾黨」發了英文電報給日內瓦的國際聯盟總部，指出日本政府違反了國際條約，特許臺灣吸食鴉片，希望國際聯盟阻止日本實行此政策，聯盟隔日以電報回覆表示已受理臺灣民眾黨的提案。

總督府在調查委員會來臺灣探訪（停留時間為一九三○年二月十九日至三月二日）前一個月（一月十四日）公布《臺灣總督府鴉片矯正所規程》，並在隔天倉促施行，還改裝總督府中央研究院所衛生部附屬瘧疾研究病房的三十張病床，挑選三十名吸食鴉片患者入院接受治療。

至少這是日本首次以治療為主要考量的設施，之後不得不繼續保持，甚至繼續強化。而以國際聯盟調查員訪臺為契機所開始運作的鴉片矯正，更可說是臺灣鴉片問題的轉機。

總督府之所以能如此順利地轉型，是因臺灣第一個醫學博士杜聰明投入鴉片研究許久，且已有治癒鴉片癮的實例與把握。

杜聰明早先十分關切臺灣鴉片問題，曾多次嘗試治療鴉片癮患者。留學歐美期間受命參加在美國費城召開的「世界麻藥教育會議」（一九二六年七月），在會議中發表〈臺灣鴉片問題〉，介紹臺灣的漸禁政策。此次會議經驗使他深感鴉片問題不僅關係日本在國際上的評價，更攸關臺灣人的民族名譽，也了解到鴉片癮患者的矯正治療是相當重要的課題。

杜聰明留學回臺（一九二八年）後，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委託他調查與研究慢性嗎啡中毒者的治療方法。那時臺灣總督府專賣局為設法促進漸禁政策，並增加鴉片收入，早就費盡苦心研究逐步減少煙膏內嗎啡含量的方法，並生產出粗製嗎啡。

由於總督府對鴉片膏的嗎啡含量極度保密，杜聰明的研究從戳破這個祕密開始。先分析出總督府專賣的鴉片煙膏中嗎啡含量只占五％，由於吸食用的鴉片煙管僅容其中一一‧二％的嗎啡通過，因此實際進入吸食者肺部的嗎啡量只有○‧五六％，所以矯正治療不但容易，而且極有可能成功。杜聰明以學者的權威，打破了「鴉片煙癮為不治之症」的觀念，在戒鴉片的推動上格外有意義。

杜聰明回臺隔年四月，總督府任命他為鴉片矯正工作的實質負責人。並在臺北艋舺（今萬華）收容乞丐之所「愛愛寮」（即今愛愛院），開始進行矯正治療實驗。

治療鴉片癮的方法有禁斷療法和漸減療法，杜聰明採折衷方式「漸禁斷療法」，以鹽酸嗎啡為主要成分的藥方代替鴉片煙膏，實驗結果，鴉片癮患者幾乎未發生劇烈的禁斷症狀如渴求藥物、厭食、腹瀉、抽筋等，大多能夠在短時間內被治癒。

隨後，總督府命杜聰明前往朝鮮與上海調查嗎啡中毒與鴉片癮者問題，回臺後他提出報告指出：朝鮮總督府除了訂立「麻藥專賣制度」，一九二三年即對中毒者進行登錄與治療，相較來說，臺灣總督府的鴉片策略是消極的。當時社會普遍認定鴉片癮無法醫治，若停止吸食便會死亡，但杜聰明研究發現：可以透過藥物治療為鴉片癮患者除癮，因此需要在臺灣創設鴉片癮治療醫院。

杜聰明的報告引起日本殖民政府注意，開始著手研究如何除癮的措施及辦法，加上此時日本正面臨國際聯盟的壓力，於是成立了「臨時鴉片癮矯正所」。

臨時矯正所開辦的二個半月間，在矯正所接受杜聰明治療的三十名患者都成功戒癮，這是人類史上首次依靠近代醫學矯正鴉片煙癮的成功案例。

因此，總督府在三月二十八日關閉臨時鴉片癮矯正所當天公布「鴉片癮矯正手續」，四月一日即成立正式矯正所，即後來的「臺北更生院」，院長為下條九馬一，杜聰明擔任醫局長，實際管理和營運皆由杜聰明擔任。除了臺北，也在臺灣各地的總督府立醫院中設立矯正科，採用杜聰明研發的方法治療病患，一九三四年完成第一期矯治計畫，戒癮成功率近九成，從此了解戒除鴉片煙癮的治療並不困難。

杜聰明研發的尿中嗎啡檢測法，因簡便又科學，至今仍被世界各地警察單位採用。一九四○年，杜聰明提出《鴉片吸食者特許矯正治療建議書》，內容包括滿洲國及朝鮮皆採煙癮禁斷政策、鴉片專賣收入已非主要目的、購買鴉片原料的經費可轉用於戰時必需的醫藥品等，才說服總督府決定將漸禁轉為禁絕，也就是對所有鴉片癮者強行治療。

更重要的是，當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藥用麻醉的價格高漲。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政府即使將蒙古全境變成罌粟栽培地和製造地，但因傷兵數量不斷增加，麻醉藥使用量急遽攀升，臺灣鴉片原料的供應中斷，總督府不得不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停止製造鴉片煙膏，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七日更廢止鴉片吸食特許制度，結束鴉片專賣制。十月，國民政府接收臺灣，臺北更生院改為省立戒煙所，由杜聰明擔任所長，隔年六月完成最後一位煙癮者的戒除工作。

杜聰明在醫學上的偉大貢獻是鴉片藥癮研究及副作用輕微的「漸禁斷療法」，而他發明從病人尿液裡檢驗出鴉片濃度，更是現代禁藥檢驗法的鼻祖。這位偉大的醫者不但有極高的學術成就，也將自己奉獻給醫療服務，以現代的角度來看，真是「臺灣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