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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摘錄
第一章 冷戰後美國的戰略選擇
一、 美國自我角色的定位
（一）冷戰後世界權力結構的可能變化
冷戰時代的世界權力結構是「兩極」（bipolarity），由美蘇兩大超強的恐怖平衡形成。1970年代，美國首先提出「多極結構」（multipolarity），一方面希望緩和美蘇對立，另方面也務實面對日本、西歐和中國的崛起。當時認為是軍事上的雙極──美、蘇，政治和
經濟上的五極──美、蘇、日、歐、中。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推動「聯中制蘇」，有所謂「美、蘇、中」三角關係。卡特（Jimmy Carter）總統時期，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又以「三邊主義」 （trilateralism）──美、日、歐──來強化美國與蘇聯對抗的力量。1999年漢廷頓（Samuel Huntington）說美國的「單極結構」已成為「單極─多極結構」（uni-multipolar structure），不久將成為「多極結構」。這些事實說明了一件事，世界權力結構在改變中。
1991年蘇聯解體後，對世界權力結構的可能變化，漢廷頓提出下列六種「場景」（scenario）：
1. 單極安定（unipolar stability）。
2. 雙極合作（bipolar cooperation）。
3. 多極合作（multipolar cooperation）。
4. 全球共治（global governance）。
5. 挑戰霸權（challenge to hegemon）。
6. 裂解混亂（fragmented chaos）。
謹分別說明如下：
1. 單極安定（unipolar stability）
單極（unipolarity）加上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會帶來最和平、最安定和最繁榮的時代。
沒有其他國家有能力或意願來挑戰此一全球霸主（global hegemon）。
美國不濫用其權力，其他國家不聯合對抗美國。
美國與主要大國維持友好關係。
美國和俄國在STARTⅢ之後將飛彈減至1,000個以下。
日本仍以與美結盟為主，但在影響力上已遠不如中國。
歐洲仍是邦聯型態，但已組成不包括美國和加拿大在內的歐洲軍隊。
法國和德國成為歐洲中的核心（a Euro-Europe）。
中國、俄國、印度、日本集中力量發展內部。
台灣和中國仍分離。
聯合國和世界貿易組織（WTO）較有影響力。
世界人口維持在80億左右。
2. 雙極合作（bipolar cooperation）
在2025年時，中國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上與美國已不相上下，雖然平均個人所得仍 遠在美國人民之後。
兩國經濟相輔性大於競爭性。
由於美國與中國彼此均無領土野心，雙方的合作已證明對彼此有利。
中國在聯合國不算活躍，但在有關和平維持活動中，甚少和美國作對。
台灣問題已在「一國兩制」下解決，不再是美國和中國的困擾。
中國雖算不上民主，但也不是獨裁國家。
3. 多極合作（multipolar cooperation）
雖然權力分散，但大致彼此可以互補。
民主和平的範圍擴大，動亂的範圍縮小。
土耳其、烏克蘭等國已確定在民主國家之列。
俄國和中國也極為接近民主。
民主與和平互相加強，國際社會相互依存和貿易的程度大幅提高。
2025年時，美俄戰略武器已將彈頭減至500個，中國同意其上限為300個，其他核子國家的上限是175個。
聯合國安理會成立一軍事委員會，多數會員承諾提供安理會所需要的軍力集體安全成為事實。
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已能和平相處，巴勒斯坦共和國成為中東的「新加坡」。
第三世界國家持續快速發展，農業科技改進使大多數國家在基本糧食上可以自足，很少國家只依賴少數或單一農產品。
4. 全球共治（global governance without world government ）
一個超國家的公民社會正在形成。
四分之三的人類接受共同的價值，包括政治上自由選擇，對自由市場的信賴，以及對人權的尊重。
國家仍然存在，但為了解決共同問題，大家同意經由國際組織，政府或非政府的組織去處理。
國家仍有主權，但每一個國家都可被「滲透」（permeable），無論是阿爾巴尼亞或是美國。
跨國公司比大多數國家還要富有（在2000年時，全世界一百大經濟體中，51%是跨國公司，49%是國家）。
聯合國安理會與祕書長負起維持和平與安全的責任，安理會有自己的快速反應部隊。
經由國際和平學院、中東大學等設計，到2025年時，聯合國可以提供一批處理國際問題的專家。
5. 挑戰霸權（challenge to hegemon）
當美國走向弱勢之時，中國便會企圖推翻美之霸權。
儘管中國人民仍然貧窮，但中國巨大的生產總值使得中國可以建立強大的武力，中國的科學家將會把中國推到科技領先的地位。由於對戰略物質的需要（例如石油），中國對控制中亞與南中國海的動機便會加強。
中國已由獨裁走向民族主義的民主，中國不必然要改變世界秩序或走向蘇聯帝國模式，但擴大其主權訴求是可以理解的。
中國可能要求日本拒絕美國的「地區飛彈防禦體系」（TMD），也會要求台灣接受「一國兩制」，美國可能又派航空母艦到台灣海峽，但是否依然有用？中國自1990年代便開始研究在高科技戰爭中，如何以小博大，在20-30年之後，中國還會輕易退讓嗎？
一旦中國將美國逼退，中國便取得挑戰美國霸權的資格。
6. 裂解混亂（fragmented chaos）
在進入二十一世紀，美國的處境可說是進退兩難，內外交迫。
美國如過分使用其權力，將會激怒其盟友和敵人；如美國無所作為，追隨美國者將紛紛求去。
在外，有強烈的反美情緒；在內，本身矛盾層出不窮。
以上六種「場景」（scenario）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實現。一個安定的單極會存在約十年左右，然後會被其他模式取代，美國與中國可能會合作一陣子，但當中國較為強大之時，便會挑戰美國之霸權。另外一種可能是美國和中國的合作可能面對第三者的挑戰──如俄國、日本、或印度。
經濟和環境上的不確定因素將會呈現，人為的鬥爭及自然的災害會耗損掉十幾年或幾十年的經濟進步，在若干地區，農技的突破會帶來繁榮，但另外一些地區可能仍困在長期的艱苦狀態。
最大的問題將是在安定和平與混亂貧窮兩者之間，那一個會愈大愈強？那一個會愈小愈弱？這兩者的關係又將如何？那一種模式最好？那一種模式最可能實現？
很容易看出，第五、第六兩種模式是最不好的，在霸權和挑戰者之間的衝突以及裂解混亂可能造成巨大人命和物資的損失。暴力愈大，傷害愈大，重建也愈難。有影響力與負責任的國家應設法阻止這兩種狀況的發生。
只要能促進和平和繁榮，其他的模式都可以接受，其中第四種模式──全球共治──還有兩個好處。第一、它促進一個真正超國家社會的發展，第二、它比任何單獨國家可以處理具有全球性的困難問題。
（二）美國對後冷戰世界的看法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花了無數的人力和物力研究蘇聯，但幾乎沒有人預測在1980年代末期，蘇聯會走上解體。因此，面對蘇聯的解體後的世界新情勢，美國的學者和政策官員幾乎一時不知所措。在1990年代，不同觀點的論述一波一波的推出，一如美國傳統的外交政策辯論，主要仍是樂觀論和悲觀論之分，也是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之爭。
1. 樂觀論點
最早的樂觀論者是日裔美人福山（Francis Fukuyama），他是一位與美國政府關係十分密切的學者，他認為冷戰以不流血的方式結束，代表的是一個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自此之後全世界將走向西方的、自由的民主資本主義，因為隨著蘇聯集團的瓦解，世界歷史上最大的辯論已經結束了，所以美國今後的外交將是和平的時代。
隨著這種看法，一些學者主張美國應有責任在全球推動民主，並認為民主的國家比不民主的國家較易和平相處，如Bruce Russet之《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1993），Tony Smith之《America’s Mission》（1994），以及Strobe Talbott之《The Democratic Peace》（1996）。
隨著福山的「自由，民主資本主義」時代的來臨以及在全球推動民主，美國興起了一批新的力量，這一股力量的範圍包括政治學者、新聞界、律師、投資顧問、企業界及經濟學者。他們的目標要成為全球主義者（the Globalists），他們的樂觀和信心遠超過任何傳統的政治菁英。他們認為傳統的民族國家在國際關係中已落伍了，代之的是國際與跨國的利益。
麥休斯小姐（Jessica Matthews）1997年在她〈權力轉移〉（Power Shift）一文中指出「全球公民社會的興起」，經濟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力量。柯林頓政府商務部次長蓋頓（Jeffrey Garten）明白的指出由於美國已沒有軍事上的敵人，推動商業是美國外交政策合乎邏輯的基礎。德國政論家越飛（Josef Joffe）指出，如果強權以服務他人而被接受才是維持強權之道。
1998年葉金和史坦尼斯洛（Deniel Yergin and Joseph Stanislaw）合寫了一本《制高點》（The Commanding Heights），把過去50年的國際關係歸納為自由市場和國營經濟的競賽，冷戰結束後因為思想上的分歧減少，全世界國家將更加團結。
在美國最知名的此類著作是紐約時報外交專欄作者佛萊德曼（Thomas L. Freidmen）所寫的一本書《高級車和橄欖樹》（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他的中心論點強調美國外交應以犧牲橄欖樹來促銷高級車。換言之，鼓勵世界採取最新的資本市場模式，不鼓勵對領土或教條的辯論和衝突，其結果是更全球化、更多的高級車，甚至連橄欖樹也不反對全球化，反而成為全球化的助力。佛萊德曼更進一步推出他「防止衝突的金黃色弓型理論」（Golden Arches Theory of Conflict Prevention），認為只要有麥當勞連鎖店（McDonald’s franchise）的國家，彼此之間就不會發生戰爭。不可否認的，佛氏對全球化已有了一種使命感的熱心。這些全球主義者很認真的相信在後冷戰時代，只有高舉資本主義的美國才能贏得其他國家的信賴。
2. 悲觀論點
悲觀論者始自漢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他把世界分為八個「文明」，每一種文明有其地緣上及價值上的特點，並對其他文明有排斥性。在冷戰時期，由於美蘇長期的緊張對峙，壓制了這種文明上的差異；在後冷戰時期，這種文明上的差異成為國際關係上的決定因素，以及外交政策上的基本事實。
漢廷頓論點是建立在人類的彼此仇恨上，同時他對文明的定義也過於主觀，他的論點基本上代表著白人的優越感，有強烈種族主義的味道，我很懷疑他對中國的儒家思想有多少了解。
由於美國在1990年代動輒以人道的理由進行軍事干涉（Somalia 1993, Haiti 1994, Bosnia 1995, Kosovo 1999），若干美國學者對「民主和平」反感，他們不認為有所謂「公正干涉」（impartial intervention）的存在，也不認為美國有這種能力，他們甚至懷疑美國追求的往往變成「非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有民主之名而無民主之實。
這些論點強調美國應扮演較保守的角色，他們認為評估美國能力比評估美國利益重要，有一位學者曼德包（Michael Mandelbaum）甚至批評美國不能把外交當作社會服務（foreign policy as social work）來做。曼德包的同事，Johns Hopkins大學的哈潑（John L. Harper）也持同樣的立場，認為決定成為美國夥伴的重要條件不是「民主」，而是「利益」。
在美國政府擔任過重要職務的人士，多以地緣政治，權力平衡及國家安全為其主要訴求，1996年蘭德公司（RAND）的一篇研究報告建議美國作為全球領導的國家,必須扮演一個平衡者的角色。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建議美國應扮演十九世紀英國的角色，在歐洲加強北約，阻止俄國再起；在亞洲借助中國力量維持亞太均勢。越飛（Josef Joffe）認為或應學習十九世紀末德國俾斯麥的政策，以各種雙邊或多邊同盟來阻止反美力量的結合。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認為為了防止挑戰美國地位的聯盟出現，美國應鼓勵北約東擴，拉攏中國，最終建立一個共負責任的全球核心。
曾擔任國防部長的史勒辛吉（James Schlesinger）認為後冷戰時期，美應恢復傳統的國家安全目標，並應特別重視核武擴散問題。歷史學者小史勒辛吉（Arthur Schlesinger, Jr.）認為如果美國不能建立新的集體安全體系，就會面對一個混亂而危險的世界。他甚至說，如果美國不肯付出代價，包括金錢和鮮血，就不可能建立「世界新秩序」。他坦率的指出，美國必須有一個敵人，才能凝聚力量。
比較折衷的觀點，以哈阿斯（Richard N. Haass）為代表，在其《勉強的警長：冷戰後的美國》（The Reluctant Sheriff: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Cold War）一書中，哈氏說美蘇競爭和核戰威脅的的結束，產生了「失序的」（deregulated）的世界，其中若干國家在追求自身利益時及處理敵對國家問題上享有較大的自由。哈氏認為美國在重建秩序過程中可做兩件事，一是在其他國家之間防止侵略，二是鼓勵其他國家參與全球經濟。哈氏指出美國不可擔任全球警察但應公平的與其他國家合作，擔任一個「誠實的掮客」（honest broker）。兩年後哈氏在1999年《外交事務》上的另一篇文章〈What to do with American primacy? 〉更進一步闡述了這種折衷的觀點。他說：美國外交政策的正確目標是鼓勵一個合作和協調，而不是一個競爭和衝突的多極結構。在這種世界中秩序不是建立在權力平衡上的和平，或對升高衝突的恐懼，而是對全球目標和問題上的廣泛協議上。正如季辛吉在其早期大作《A World Restored》 一書中所說的「國際共識」（international consensus）。哈氏認為理想的後冷戰國際社會應建立在四個基礎上：第一，儘量減少使用武力解決國際爭端；第二，減少毀滅性武器的數量及擁有這種武器的國家；第三，有限制的人道干涉；第四，經濟公開──貿易自由化和市場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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