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中國革命之年(BC00340)
China 1949: Year of Revolution

類別： 史地‧法律‧政治>政治軍事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何傑明
       Graham Hutchings
譯者：廖彥博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3年07月07日
定價：680 元
售價：537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496頁
ISBN：9786263740204

【前言｜內文摘錄】

▼  前言

前言

一九五○年三月一日，英國駐北京助理武官向倫敦的上級呈交了一份回顧去年軍事情勢的報告。「一九四九年將會成為中國及世界歷史上值得紀念的一年，」他寫道：

在軍事領域尤其如此。在如此廣袤的地帶發動如此龐大的軍隊進行內戰，在歷史上此前未曾有過。超過五百萬的國民黨和共產黨軍隊……參與戰鬥，而在許多情況下，勝利一方的軍隊在完成戰役時，距離攻擊發起的地方已有一千英里之遙，並且除了中國西南地區散布著幾處還在負隅頑抗的地方之外，共軍已擊潰了國民黨在大陸上一切有組織的抵抗。

裘德瑞（R. V. Dewar-Durie）中校對於他在報告中提及的若干變化深有了解。他提交的這份急件報告，信箋上還印有「英國駐南京大使館」的字樣。可是在他撰寫這份報告的時候，英國駐華大使館早已換了模樣：它原先派駐的中華民國政府已經倉皇撤離，在大陸上的統治宣告結束。英國駐華使節團及其外交機構現在以北京為活動中心，這是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稍早之前，也就是一九五○年一月六日，在帶有若干爭議的情況下，倫敦已正式承認北京為中國合法政府。英國駐北京代辦處在東交民巷原使館舊址開始運作，使館位於市中心地段，規模適中，但是地位卻頗有爭議。英國身為昔日在華列強之一，竟然未被北京這個共產主義新政權承認為主權國家，而其「駐華使館」在中國人的眼中，只不過是「談判代表」的辦公處而已。

史家經常運用歷史上的單一年分做為稜鏡，藉以檢視形塑一個時代的種種關鍵變化。第二次世界大戰甫結束的那段時期尤其如此，一九四五年、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七年及一九四八年，各自都有聲稱該年最為關鍵的提倡者。令人好奇的是，儘管中國發生的事件，在這些論述中曾多次被提及（雖然不是全部），但一九四九年卻很少被挑選出來作為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一年，至少從更廣泛的意義來看確實如此。

當時的人們或許會感到訝異。一九四九年一開年，美國知名記者夏克福德（R. H. Shackford）就以「一九四九：決定性的一年」為標題撰文分析，聲稱「新的一年或許將會決定西方強權與俄國之間，是否能在不爆發另一場戰爭的情況下，彼此『和平共存』。」他列舉出幾項將會影響結果的因素，其中包括「目前在中國進展中的事態，實際上可能使得西方僅存的聲望，在這個動盪阢隉的不幸之地被徹底抹滅、掃除殆盡。」

到了這一年行將結束的時候，一位僅署名為「歐洲學生」的作者，發表了下面這番議論：「一九四九年無疑是大戰結束以來在全球事務層面上最為重要的一年。這一年裡我們見證了決定人類命運的鬥爭發生徹底的轉變——而西方世界對這樣的轉變反應遲緩，終將面臨巨大的危險，」他繼續說道：

一九四九年前，世界爭鬥的主要場域在歐洲。然而到了一九四九年，克林姆林宮以其極權專制政權總是出人意表的特性，突然將侵略攻勢轉向亞洲，而亞洲猝不及防，沒有任何政治或經濟方面的防備。一年之內，中國淪陷，南韓被孤立，緬甸與印度支那搖搖欲墜。英國和美國的公眾輿論還沒能清醒過來因應這波新危機，半個亞洲已然陷落；剩下的一半也立即就要面臨到西歐在一九四七年春季時遭遇到的險境。當時的西歐靠著馬歇爾計畫搭救，遏止了俄國的野心，並且穩定住歐洲的局面。

論述到目前為止，極有說服力。可是，我們不妨在一開始就提問：在談論中國這樣一個有如此悠久歷史的國家時，一九四九那一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就算我們將為時三年（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的中國內戰看作是中國史上的一個關鍵轉捩點好了（它確實也是），難道我們就不能將一九四七年、或一九四八年看成那關鍵轉捩的一年？難道我們不能將這至關緊要的十二個月，看成共產黨人能不能拿下全中國、並且將這個龐然大國導向一條全新的革命之路，將冷戰延伸到整個亞洲，使之成為真正全球衝突的決定性關鍵時代嗎？這一主題，歷來爭論不休。有兩部中文著作——分別是金沖及的《轉折年代：中國的一九四七年》，以及劉統所著《中國的一九四八年：兩種命運的決戰》——各自帶著若干信念，為他們認定的關鍵年代提出充分的理由論據。

金沖及認為一九四七年是關鍵的轉折年代，因為中國民眾在這一年對於內戰兩方陣營的支持模式起了變化。這樣的改變，很大程度上（但不僅僅是）起源自中共的土地改革政策，一九四七年是中國共產黨贏得其治下民眾擁戴的年分。相反的，政府卻未能在其轄區之內團結民眾。正是中共在收攬民心上獲得成功（以及國民黨人在這方面的失敗），使得人民共和國得以在一九四九年建立。對劉統來說，一九四八年才是決定性的一年，因為在這一年中，且不論其他，正是由於中共在東北與華北取得一系列驚人的軍事勝利，這才造成國民黨統治的崩潰。

發生在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的事件，固然為接下來後續那一年事態的發展打下了基礎。可是英國駐華助理武官裘德瑞聲稱一九四九年發生的事情具有關鍵意義，以及他賦予這一年更為廣泛深遠的重要性，卻是言之成理的。一九四九年一月上旬時，毛澤東領導的共軍才占據了不到一半的中國疆域。而在此同時，儘管有大量的證據顯示，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必須仰仗奇蹟出現才能延緩共軍的進展，更遑論扭轉這種態勢，然而國民黨崩潰之快、其程度之徹底，還是令身在局中的人與局外的旁觀者為之深感震驚。到了一九四九年底，國民黨已經被逐出大陸，只殘存幾個孤立的小據點，而蔣氏對中國沿海島嶼（主要是臺灣、海南島以及舟山群島）的控制，此時看來也岌岌可危。在這十二個月的時間裡，中共的軍事勝利改變了「中國的意義」，重塑了全球政治格局。

軍事勝利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建——誕育出一個強大、中央集權的國家體制，在短時間內就達成了過去二十多年間國民黨無法實現的兩大成就：一是統一全中國（臺灣除外）、並加以治理；二是以激進的新條款和外國強權打交道。新政府打著「中國版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大旗，治理這個當時約有五億人民、世界最多人口的國家；新中國宣稱向蘇聯「一面倒」，中共領導人期望能從蘇聯獲得安全保障與經濟援助，甚至有段時間還向蘇聯尋求思想意識形態上的指導。執政之初，它向本國人民與外界展現出「溫和中庸」的面目；在毛澤東所撰〈論人民民主專政〉中，似乎除了「反動派」和「封建餘孽」之外，所有人都有活動空間。但是中共的新國家體制以非凡的能量鼓舞、組織人民，並且確實「要求」中國人民，以「群眾動員」和全民參與的形式，按照全新的路線，重新塑造他們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於是中國社會，就算不是在一夜之間，至少也是在極短期間內徹底「政治化」，這代表著他們與過去的自我再一次決裂。

儘管有上述這些進展，近年來學者開始質疑「應該將一九四九年（或是一九四七年、一九四八年等任何單一年分）看作是近代史上分水嶺」的論點。在他們看來，近代中國的歷史具有隱含潛在的連續性貫串其間。身處革命的灼熱浪潮之中，很容易忽略這些更為廣泛的主題和趨勢，所以這個論點很站得住腳。

但是，這樣的論點不宜過度引申。中國在政治行為、政策、制度、國家領導階層和全球結盟陣營等層面發生的重大變化，使得一九四九年成為極為關鍵的一年——中國擺脫了西方的軌道，轉而以史大林的蘇聯與東歐的新「人民共和國」為取法仿效的榜樣。發生在一九四九年的各項事件，為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提供了答案：在何種政治條件之下，中國追求的富強階段才會出現？問題的答案決定了這些目標的本質，以及如何實現這些目標的途徑。它還對亞洲許多地方產生了劇烈的影響，尤其是那些西方強權，它們在華的商業和戰略利益突然陷入危險之中。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建，西方列強尋求（以各種不同方式）「遏制」新中國及其所代表的一切。

認為「一九四九年是中國史上的關鍵分水嶺」的觀點，因為這一年造成的重大影響，以及中國「大內宣」敘事世代傳承的效應，而更增添分量。共產黨人的軍事勝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構成今日中國「開國神話」的主要內容。這些敘事為當前的政權建構出歷史和意圖，從而使現政權具備正當性；合法正當性是普天之下所有政權的命脈所在，對於那些未能憑藉真正的普選取得統治授權的政權來說，更是如此。過去七十年中，在毛澤東當政時期以及之後，中共的政策發生了多次重大變化，導致黨刻意淡化黨史上發生過的某些歷史事件和片段，有時候甚至幾乎是採取視而不見的做法（至於文化大革命，則是將一整個時代完全略去）。對於一九四九年發生的事件，中共還未曾採取過諸如此類的做法。它們將來也不會遭遇類似的待遇：因為黨的統治無法承受去譴責那段使其得到天下的歷史。

此外，許多導致黨在一九四九年成功奪權的因素，如今也構成部分中國政治當中的「必備擺設」。或許其中最主要的是基於以下這樣的信念：中共的領導以及黨對政治權力的壟斷，與中國的太平福祉是密不可分的——這種信念並非所有人都認同，但是絕不僅限於黨內本身。黨在一九四九年「解放」了全中國。從那時候開始，中共就一直領導著這個國家，不可否認的是，一九五○年代後期的大躍進和一九六○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都是黨帶來的災難浩劫。但是在過去的三十年間，它所推行的政策改善了數億人民的生活水準，讓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也大大提升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中共官方經常掛在嘴上的口頭禪是：要不是有共產黨當家，這一切都辦不到。倘若中共同意開放政權，結果在競爭激烈的選舉中遭到推翻或擊敗，肯定預示著國家將大難臨頭。到時候，中國人民將從解放變成慘遭奴役，奴役者或者是掠奪成性的外國強權，或者是自私自利的本國勢力，又或者可能兩者兼而有之，勾串在一起。

一九四九年還影響了當今中國人生活的許多層面。這些層面包涵了以下事實：掌控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是黨，而不是國家；法治最終取決於黨的意向，而不是專業法官的裁決；媒體必須緊緊跟隨黨的路線；公民社會只能在黨設下的容許範圍內蓬勃發展。在這份影響清單上，可能還要再添上幾項真理：除非是黨批准許可的政治運動，否則人們只能公開盛讚中國領導人，而不准公開批評、嘲諷或是攻擊他；中共對於閉門秘密決策的堅持和執著，以及它對於中國國家主權受到輕蔑侮慢抱持著極度敏感的態度，不論這種輕視是真實存在的，還是出於它自己認定。上述這些情形，在人民共和國建立時期及隨後都相當顯著。實際上，正是因為有了這些情形，才促成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它們到今天仍舊定義著治理中國的各個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