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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1
天下是憑實力打出來的，沒有實力或實力不夠就不可能得天下，更不可能坐天下。即使僥倖得之，充其量也只能做一個過渡人物或者傀儡。孫中山先生逝世後，汪精衛雖曾一度攀上國民黨的第一把手高位，但終於不得不「退位讓賢」，把黨魁和政府首腦的位置讓給蔣介石；毛澤東死後，華國鋒因利乘便，竟成為十億人民的「領袖」，可是由於才智不足，實力有限，也終於不得不把「領袖」的地位讓給鄧小平。經過近十年的經營，鄧小平不僅確立了不容挑戰、不可侵犯的「領袖」地位，並且創造出一個與以前迥然不同的鄧小平時代。
近百年來中國一共只有三個半時代：孫中山、袁世凱在位時間不長，未能形成一個時代。推翻滿清皇朝後第一個時代是蔣介石時代，第二個是毛澤東時代，第三個就是鄧小平時代。蔣經國時代出現雖然比鄧小平時代早，但由於局限於一隅，只能算半個時代。當皇帝做元首的人多，但形成一個時代的則少，因為除了在位時間要長之外，還要有自己的特色，要與前一個時代有顯著的不同。也就是說這個「領袖」要有自成體系的思想。假如只是蕭規曹隨，那只是上一個時代的延續而不是新時代的出現。
鄧小平時代已經形成，他是繼毛澤東之後對中國、對世界發生巨大影響力的人。薄一波（曾任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曾稱讚鄧小平是中共改革的總設計師、歷史的巨人。
鄧小平已提升到中共精神領袖的高位
中共「十三大」後，由於鄧小平和其他元老退出中共中央領導機構，外國一些報紙竟驚呼「中國（共）已進入趙紫陽時代」，這是不了解中共政情的胡言。其實那有什麼「趙紫陽時代」呢 ？「十三大」只不過是鄧小平時代的發展和壯大而已。這我們從「十三大」的文獻和趙紫陽的政治報告中，都可以得到有力的證明。
中共「十三大」「決議」和趙紫陽的政治報告，都對鄧小平作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的頌揚。這是除毛澤東外其他任何人未曾得過的崇高評價。「決議」說：「大會高度評價鄧小平同志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的形成和發展中作出的重大貢獻。」趙紫陽則說：「馬克思主義與我國實踐的結合，經歷了六十年。在這個過程中，有兩次歷史性的飛躍，第一次飛躍，發生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第二次飛躍，發生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共產黨人在總結建國三十多年正反兩面經驗的基礎上，在研究國際經驗和世界形勢的基礎上，開始找到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開闢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階段。」「決議」和趙紫陽的「政治報告」對鄧小平所作的頌揚，僅次於個人崇拜時期的毛澤東，其他中共「領袖」包括周恩來在內，從未得到如此高度的評價。這說明鄧小平名義上退下來，但他的實際權力不降反升。他人雖不在位，但卻可以事事督導過問，只要他有這種興趣。關於這點，中共十三大新聞發言人朱穆之在1987年11月一日中外記者招待會上說得更清楚：「鄧小平在黨和國家所起的領導作用並不是他在黨內擔任什麼樣的職務決定的，而是由於他的思想正確。」趙紫陽在11月2日記者會中則說：「小平同志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決策人的地位和作用是經歷了歷史考驗的，是黨內外、國內外公認的。」《人民日報》11月2日社論談到鄧小平的引退時說：「絲毫不會妨礙他繼續對我們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發揮巨大的作用。」11月3日《人民日報》社論則改為「發揮無可替代的作用」。從以上跡象可以看出鄧小平已被中共提升至精神領袖的高位，可以不在其位而謀其政，可以不擔任任何職務而仍然可以向全黨、全軍、全「國」發號施令。他的地位已與中共建政後的毛澤東、伊朗「革命」後的何梅尼相若。用比較通俗的話來解釋，鄧小平始終是個只打高爾夫球不必來上班的董事長，趙紫陽則是日理萬機的總經理。
中國是一個人治的社會，人存政在，人亡政息，一切法典皆因人之不同而有不同的解釋。近百年來，有識之士前仆後繼，奮力爭取民主、法治，可惜效果不彰。民國初年產生的些許民主、法治的希望被袁世凱扼殺之後，中國便進入了另一個黑暗時期，一切國家大事皆取決於領袖的喜惡，一個國家彷彿只剩下領袖一個大腦，無論什麼事都須憑領袖的隻言片語作決斷，於是領袖也就變成「欲退不能」。當年蔣介石下野隱居溪口，李宗仁掛頭牌當代總統，可是李宗仁的話根本沒有人聽，南京至溪口的路上，文武百官絡繹於途，都是為了去聽取蔣總統訓諭；現在鄧小平的情況也是如此，大陸上任何重大事情都須聽取他的裁決。即使他辭掉一切職務，回去廣安隱居，趙紫陽、李鵬和其他文武百官，也曾在北京—廣安的道上來回奔跑。故要研究中共的現在，必須研究鄧小平；要研究中共的未來，也必須研究鄧小平。
棉裡藏針
鄧小平這位被西方中國問題專家認為「最不可能成為中共領袖」的人，經過三上三下（小下小上者不算在內）之後，終於成為中共獨一無二的「領袖」，這絕不是偶然的。他不是被捧上台的傀儡，而是憑實力打出來的真正「領袖」，因此他必然有過人的智慧、膽識、勇氣和能耐。
1973年，毛澤東在周恩來病重時同意起用鄧小平，那時，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評價是八個字——「棉裡藏針，行方思圓」。依照哈里森的解釋，「棉裡藏針」是柔中有剛之意，但其含義也許不止於此。「棉裡藏針」固然是外柔內剛，但其內也不止於剛，而是尖銳、刺手。表示他不可輕侮，不可小視，否則就會被刺得跳起。
毛澤東不愧與鄧小平相交多年，對他確是十分了解。鄧小平早期給人的印象總是循規蹈矩，溫順有禮，從不急於表現自己，只是默默工作。不爭權不出風頭。他自參加中共青年團那一天起，就充當別人的幫手，且曾多次擔任過中共中央祕書長，服侍過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博古等多位上司。祕書是很事務性很繁瑣的工作，必須很有耐性很溫順方可勝任。鄧小平能做那麼久，而且多次被委任此一職務，說明他確實是外柔如棉。特別是形勢對他不利的時候他更善於忍讓，以退卻屈曲來保護自己。非到最後關頭，他絕不會與強敵硬碰硬，可是到了非鬥不可的時刻，他卻會毫不遲疑地豁出去，置諸死地而後生。
「文革」時期，他內心雖然很不服氣，但卻不像陳毅那樣跳出來與「紅衛兵」與「中央文革」對著幹。陳毅在成千上萬的「紅衛兵」面前說：「……我說頭可斷，血可流，我這個領導權不可放棄。過去你們貼我那麼多大字報，現在我發言了。我這個人出身地主，我這個人很頑固，比較落後，你要我風大隨風，雨大隨雨，我就不幹。……我很堅定，我準備慘遭不測，準備人家把我整死……」鄧小平絕不會說這種話，他不會把話說得那麼激烈，他並不準備慘遭不測，而是計畫如何翻身。鄧小平那時是低聲下氣，做檢討，承認錯誤。他在檢討中說：
「……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在中央領導同志中，在全黨範圍內，就是少奇同志和我兩人。為了貫徹十一中全會的決議和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就必須徹底批判我們兩人所犯的錯誤，肅清以我們兩人為代表的錯誤路線的影響。」他在這篇檢討中不僅違心地承認自己犯錯誤，而且還違心地吹捧林彪。他說：「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確定林彪同志作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並且選拔一些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崗位上來，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對我國對世界都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我衷心地表示擁護。林彪同志是我們學習的典範，正是他高舉毛澤東思想的紅旗，正是他把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最高……所以他的思想水準和領導水平很高，成為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對於我這樣犯錯誤的人，應該老老實實向林彪同志學習……」鄧小平的檢討證明他外表的柔，但他的檢討空洞無物，不涉及他人，把一切錯誤承擔起來就是內在的剛。
1971年9月「林彪事件」後，在一個寒冷的冬天早晨，他第一次被允許與低層職工一起聽傳達「林彪事件」的報告，聽完後立刻給毛澤東寫信，大意說：他聽到林彪幹出這樣傷天害理的事，感到十分氣憤，他同林彪不很熟，但也願意投身到批林運動中去；過去他執行修正主義路線，是犯了錯誤的，他誠懇地接受群眾對他的批評，永不翻案；目前他的身體尚好，希望黨能安排他一些普通的工作，使他能夠為黨和人民貢獻餘生。這是以退為進，以曲求伸。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幫」後，鄧小平的復出照理沒有問題，華國鋒、汪東興、吳德等既得利益集團雖然力圖阻撓，但潮流不可阻擋，要求鄧小平復出的呼聲響徹雲霄。這時他即使安坐家中，華國鋒也許不得不「三顧茅廬」請他出山。可是權衡輕重，鄧小平還是寧願忍一時之恥辱爭取盡快復出。1977年4月10日給華國鋒和黨中央寫信，大意說：「（一）知道華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天安門廣場悼周總理合情合理，與鄧無關，表示感謝；（二）1975年在『國務院』工作時，有好有錯，誠意接受毛主席的教導和批評；（三）希望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正確而全面地貫徹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四）本人何時恢復工作，擔任什麼職務，完全服從中央決定。」鄧小平於形勢對自己絕對有利時，仍然低聲下氣地給華國鋒寫信，固然是權衡輕重得失之後的決定，是一種重視現實的表現，但也是外柔內剛，棉裡藏針，待復出後才給對方致命的一刺。
「行方思圓」
行方思圓，表示鄧小平行為循規蹈紀，不逾規範，但他的思想卻是靈活圓滑，而不是死板僵化的。鄧小平自1929年領導「紅七軍」征戰時起，對待中央命令，就視形勢而靈活行之，而不是死板執行。1930年李立三要求「紅七軍」攻打柳州和貴州，到廣東小北江建立根據地的命令，鄧小平就拒不執行。當他發現白崇禧已親率一個師增援柳州，就命令部隊掉頭轉向湘桂邊境，以保存實力。
鄧小平性情雖略為峻急，但一生遵守規章制度，不像毛澤東那樣無法無天、胡搞亂來，正因為他有守法習慣，所以重視立法，希望進行社會改革，逐步實現法治。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後，中國大陸立了許多法，包括刑法、投資法、森林法等等，到處都是宣傳法治的壁報。雖然成效不太理想，有時中共高層包括鄧小平在內也會破壞自己所訂的法律，但他們畢竟是一步步朝這個方向走去，這當然與鄧小平的「行方」很有關係。
鄧小平的思想原本是左傾的，甚至可以說是極左的，五十年代時尤為顯著，但他卻能接受事實，自我糾正，當人民公社、大躍進、大煉綱鐵造成全民大飢餓之後，他的思想就逐漸轉變，與毛澤東疏離；主張「三自一包」，放寬對農民的控制，他也就因此而獲罪於毛澤東，因此而在「文革」中挨整，這自然與他的「思圓」有關。倘若他也跟毛澤東一樣教條僵化，那就無法拐過彎來。
「十一屆三中全會」他官復原職，掌握了實權，馬上就推出改革計畫，並與華國鋒等「凡是派」進行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鄧提出「實踐檢驗一切真理」（按：這個口號雖是別人在文章中首先提出的，但鄧加以廣泛運用，發揚光火），終於擊敗了僵化的「兩個凡足」的理論，並在大陸範圍裡開展更大規模的改革，做各種各樣的嘗試，這自然跟他的「思圓」有關。
鄧是敢於決鬥的人
作為黨和「國家領袖」，不可避免地要對關係到「國家」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做出決定，因此必須比凡人有更大的勇氣和決心。面臨著種種重大問題時，不能有絲毫的遲疑和猶豫。鄧小平與劉伯承帶兵征戰多年，打過多場重大戰役，他們總結出：「兩軍相敵勇者勝。」當兩支實力相若的部隊相遇，必然是表現得更加勇敢的那支軍隊得勝。因此，當面臨著重大問題的時候，鄧小平敢於做決定，勇於豁出去。這點是中共前一任「領袖」華國鋒所不能相比的，怪不得華、鄧一交鋒，華國鋒就敗下陣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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