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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2
毛澤東死後，江青集團非常囂張，製造輿論，調動坦克師準備接班。當「四人幫」奪取最高領導權位的行動迫近眉睫的時候，華國鋒還猶豫不決。當葉劍英向他提出逮捕「四人幫」的建議時還支吾其詞，顧左右而言他；當葉劍英做好一切部署，而他又實在被「四人幫」迫得沒有辦法時，才表示一切由葉下決心裁決。單就這一點而論，華國鋒根本就不配當「領袖」。
鄧小平的表現與華國鋒恰恰相反，敢於豁出去，勇於承擔責任。「文革」後他第一次復出就面臨著要不要與「四人幫」鬥 ？要不要與毛澤東決裂的重大難題。周恩來在重病中振發而起，擅自召開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與毛澤東決裂。開完會後周就臥床不起，鄧小平毫不猶豫地接過棒子，與「四人幫」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在工業、文教各個領域進行大規模的整頓，通過種種公開和隱祕的方法揭露和攻擊江青集團，為打倒「四人幫」製造了大量輿論。難怪江青恨得咬牙切齒，罵鄧小平是謠言公司的總經理。鄧小平雖然沒有直接打倒「四人幫」，但他卻為打倒「四人幫」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假如沒有他從1973至1975年所做的準備工作，就不會有1976年4月的「天安門」事件，和10月逮捕「四人幫」的軍事政變。當鄧小平決心與江青集團鬥爭時，對自己的處境已作充分的估量。他非常清楚「四人幫」背後有一座最大的尊神毛澤東，其威力巨大無比，鬥輸了要粉身碎骨。但他不怕，他已做好像周恩來那樣，把屍骨（骨灰）撒向大地的思想準備。
與「四人幫」的鬥爭中，他雖然輸了，但卻是輸在實力不如人，非不勇也！
鄧小平的戰爭決心
當他第三次復出不久，就面臨著越共揮軍攻佔柬埔寨，並把幾百萬華僑和華裔趕下大海的重大難題。中共曾誓當北越的堅強後盾，曾援助越共數百億美元的軍火和物資，曾派兵為北越守衛要塞和空防，流血犧牲。可是南越一淪陷，越共就翻臉不認人，跟蘇聯簽訂軍事同盟條約（即「蘇越友好條約」），悍然揮軍強佔金邊。中共這時正是內外交困，假如坐視不理，不但國際威信將葬盡，大陸人民也會非常沮喪。假如出兵教訓越共解救柬埔寨，則必須冒著與蘇聯開戰的危險。一旦出現這種情形，大陸就會陷入南北夾攻的困境，將須付出重大代價，作出重大犧牲。
鄧小平思考的結果是此仗必須打，於是由他下決心打一場懲越的邊境戰爭。
這一仗不是開玩笑的，首先必須穩住蘇聯，使蘇聯不敢輕舉妄動；而要達此目的就必須獲得美國的諒解和道義上的支持。因此，他下決心打破談判僵局，迅速與美國建交（1979年1月一日），1月底隨即訪美，為懲越戰爭做好最後的部署。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會議首席顧問布里辛斯基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
「鄧小平訪問之行對這位中共領導人以及對他的東道主都是很大的成功。然而這位中共領導人臨別時在我們腳下丟了一顆小炸彈。上文已提到鄧要求與總統私下談一次話。這次談話在星期二下午五點舉行，談了約一小時。我方在座的有副總統、范錫和我。鄧小平由副總理、外長和副外長陪同。不出我所料，他談的是越南問題。……鄧小平沉著而堅定地擺出中共的觀點時，使人有異常嚴肅的感覺。他說中共已得出結論，必須打亂蘇聯的戰略部署，並說：『我們認為有必要殺一殺越南人的氣焰，適當地教訓他們一下。』
「他當時沒有具體說教訓是什麼意思，只是說教訓的範圍和時間將是有限的。接著他鎮靜地給我們分析了蘇聯可能作出的幾種反應，以及中共將如何對付。他把『最壞的可能性』也估計到了，說即使那樣中共也頂得住，他只要求美國在國際上給予『道義支持』。」
美國方面擔心中共的懲越行動造成國際很大的動盪，希望鄧小平克制一點。「次日，總統召集我們討論對策。大家同意他找鄧單獨談一談，婉言勸他三思而行。……總統親筆起草了一封信給鄧，信內婉轉而明確地強調克制的重要。同時簡敘了國際上可能產生的不利的後果。」可是卡特總統的規勸並沒有使鄧小平意志動搖，他仍然堅定地要打這一仗。鄧小平結束對美國和日本的訪問，回到北京不久，懲罰越南的戰爭就告打響。這場邊境戰爭，中共打得並不順利，花了頗大的力氣才打下越南的軍事重鎮諒山，但中共的政治目的是達到了。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如此評價這場戰爭：
「一如中共早先告訴我們的，他們打了二十多天就收兵撤回，蘇聯反應呢？始終只限於虛聲恐嚇。此役從軍事觀點看，中共顯然打得不很順利，越南人很頑強，而中共無論在指揮、掌握和後勤方面都達不到現代戰爭條件下所要求的水平，不過他們的政治目的還是達到了。越南人被迫從柬埔寨抽回一些部隊，……而重要的是暴露了蘇聯是靠不住的。」
直到現在，鄧小平還是中共內部最後下決心的人，碰到重大問題，仍須憑他一言決斷。因此，假如西藏和台灣的獨立運動鬧得太過分，筆者相信鄧小平會毫不猶豫地再打一場戰爭。
目無餘子，躊躇滿志
每一個敢於做決斷的人必然都很自信，甚至認為唯有自己最正確。鄧小平也不例外。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時候，姚文元罵鄧小平「子係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這雖然是刻毒的謾罵，但至少也反映了部分事實。鄧小平在得意時與失意時確是大不相同。得志時棉少了，針外露，處處給人以「鋒芒畢露」的印象。他不像周恩來，周任何時候都溫斂恭順，深藏不露，從不居功。鄧小平得意之時免不了也要誇言幾句。例如他對林彪表示不服氣說：「你有遼瀋戰役，我有淮海（徐蚌）戰役。」「你從東北打到海南島，我從南京打到成都。」還在《毛澤東選集》裡特別注了十條，說他是「淮海（徐蚌）戰役」的前委書記。
打敗了「凡是派」，切實掌握最高權力，而由他推動的城鄉經濟改革已初見成效，國庫積儲也日見豐厚之後，他更加表現得躊躇滿志。時而在有意無意之間流露出捨我其誰的氣概。例如1981年談到「國家主席」問題時，他說：「當國家主席資格嘛，不是沒有。不過我還想多活幾年，多為國家人民辦點事，一當國家主席，恐怕要縮短壽命……」
談到他不願當黨主席時則這麼說：「名氣嘛，已經有了，還要什麼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遠些，看近了不好。我身體還不錯，沒有什麼病，但畢竟年紀大了，現在每天只能工作八小時，再長就會疲倦。胡耀邦六十六歲，不算很年輕，但他身體好，精力充沛。……」
鄧小平所說這些話，毫無疑問是實情。縱觀今日之中共，無論在資歷、威望和能力上，的確無人能與鄧小平匹敵。「設使天下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如果沒有鄧小平，中國大陸絕對不會有現在這樣的局面。然而是否可以把話說得更婉轉更謙遜一點呢？在西方國家，肯定沒有任何一位領袖膽敢自我評定有當「領袖」的資格，因為有沒有資格要由選票決定，選票的點算未有最後結果之前，誰都不敢說自己夠資格。不過鄧小平畢竟不是西方國家領袖，他是鄧小平，有話直說，有屁就放，百無禁忌。毛澤東在延安時寫一闋「沁園春」：「……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財大鵰。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鄧小平雖然沒有毛澤東那樣的霸氣，但也有不怒而威的威嚴，有「目無餘子」的氣概。
「一言堂」主，頤指氣使
共產黨的思維方式和統治制度，是「一言堂」、「家長制」的必然產物，在黨內必須有一鎚定音的權威領袖。過去，毛澤東的任何隻言片語都成為「最高指示」，現在，任何重大事情都須經過鄧小平一言定奪。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家長制是歷史非常悠久的一種舊社會現象，它的影響在黨的歷史上產生過很大的危害。陳獨秀、王明、張國燾等人都是搞家長制的……從1958年批評反冒進，1959年『反右傾』以來，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逐漸不正常，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一類家長制印象，不斷滋長。」又說：「不少地方和單位，都有家長式的人物，他們的權力不受限制，別人都要唯命是從，甚至形成對他們的人身依附關係。……對於上級的決定、指示，下級必須執行，但不能因此否定黨內同志間的平等關係。」又說：
「上級對下級不能頤指氣使，尤其不能讓下級辦違反黨章國法的事情；下級也不應對上級阿諛奉承，無原則地服從、『盡忠』。不應當把上下級之間的關係搞成毛澤東同志多次批評過的貓鼠關係，搞成舊社會那種君臣父子關係或幫派關係。」他明白這不是人的問題，而是制度問題，並表示要著手去改革。他又說：「我們過去的一些制度，實際上受了封建主義的影響，包括個人迷信、家長制或家長作風，甚至包括幹部職務終身制。我們現在正在研究避免重複這種現象，準備從改革制度下手。」
從鄧小平這幾段談話，鄧小平對「一言堂」、「家長制」的禍害，有很深刻的認識。他清楚地看到把中國大陸帶至「亡黨亡國」邊緣的不是「四人幫」，而是「一言堂」、「家長制」；而是產生這種現象的社會基礎。他一直努力試圖改變這種現象，他拒絕當黨主席（總書記）和「國家主席」，六年前把胡耀邦、趙紫陽扶上來；現在又把江澤民、李鵬扶上來，他自己甚至從中委會、政治局、常委會都退出來。可是他依然無法改變產生「一言堂」、「家長制」的社會根源。共產政權最大的弊端便是權力過分集中，缺乏制衡，無法防止「領袖」犯錯誤。蘇聯如此，東歐諸共產國家如此，中國共產黨如此，北韓、越南、古巴、寮國、柬埔寨也如此。
鄧小平雖然一直努力避免重踏毛澤東的覆轍，防止「一言堂」、「家長制」的再生，可是百密一疏，偏偏忘記了自己。1984年5月25日上午，他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接見第六屆政協和人大的港澳代表，並對著到場採訪的港澳記者怒斥耿 和黃華，令舉世震動。其談話內容如下：
「有機會和記者講兩句話。
「第一、我們對香港，中央政府對香港的發言，我算是正式的，趙紫陽算是正式的，另外，真正具體發言的機構，一是港澳辦公室，姬鵬飛當主任（姬鵬飛此時欠身表示瞭解）；一個是外交部，有部長（吳學謙此時亦欠身表示瞭解），也有主管這個問題的發言人，除此之外，所有其他的發言都無效，都不是正式的。
「第二、我要闢個謠。黃華、耿 兩位胡說八道。講到香港駐軍問題不是中央的意見，你們去登一條消息，沒有那回事。香港要駐軍的，既然是中國的領土，為什麼不能駐軍呢？英國外相和我會談的時候，他也承認，他也說他當然希望中國不要駐軍，用另外一種形式，但是他承認中國政府既然收回主權，有權在香港駐軍，這個明確得很，難道連這一點權利都沒有嗎？那還叫中國領土嗎？」
當天下午，香港的電台和電視台立刻播出這段談話，翌日，「胡說八道」成為香港所有報紙的頭條。外國通訊社也競相轉播，傳遍全世界各個角落。連廣告商也利用「胡說八道」大作文章，大賣廣告。鄧小平頤指氣使，怒罵黃華、耿 ，使自己的形象大受損害。權力會腐蝕人，絕對的權力絕對腐蝕人。在今日之北京城中，新一言堂主的不是別人，恰恰是鄧小平自己。
我們不能不遺憾地指出，沒有制衡力量，沒有精密的防範制度，單憑個人的意志和修養來防止權力的腐蝕，是很不可靠的。人非聖賢，誰能無過，鄧小平自然也不例外。他雖然遠比毛澤東開明，但這並不能保證他不犯錯誤。
1987年1月，鄧小平親自跳出來攆胡耀邦下台；開除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三大知識分子；鎮壓學生運動；開展「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鄧小平所採取的手段比起毛澤東時期雖然溫和得多了，但其反民主的性質則一。
1989年6月3日深夜，悍然下令受阻的戒嚴部隊開槍推進，執行清場，製造「六四」慘案，這不僅使他聲譽一落千丈，而且使中國的民主進程大步後退。
鄧小平從來都不是民主主義者
鄧小平從來都不是一位民主主義者。1986年5月至9月，他談「改革、開放與和平發展問題」時，開頭第一句話就說：「我是個馬克思主義者。我一直遵循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希望鄧小平從一個共產黨人變成一位民主主義者，只是可愛的幻想。鄧小平無法克服歷史的局限，無法超越共產黨的條條框框，正像飛鳥逃不出地球的引力，行星飛不逃太陽軌道一樣。要求他賜以民主，不異於緣木求魚。他在1987年底談香港政制時公然反對三權分立，說美式的民主制度不適合中共。他仍舊強調所謂民主集中制（實質就是權力集中），認為中共現行的制度「易辦事」。
從六十餘年前鄧小平參加中共組織那一天起，經過六十餘年奮鬥，共產主義已融入他的血液，成為他身體的一部分。在這個時候要做否定共產主義，放棄黨的領導，比剝他的皮、割他的肉更感痛楚。所以他只能採取「讓步政策」，而不可能徹底改革；所謂「政治改革」，最多也只是在現有體制下作出調整，而不可能改革現有的體制。
鄧小平雖然不大贊同民主，仍然主張一切大權集中於黨中央。但他畢竟與毛澤東大不相同，他是一位現實主義者，重視實際效益。
因此，「六四」後當保守派要扭轉改革開放路向，大搞「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時，他頂住了；當東歐巨變、蘇聯解體，極左派要大搞批修，要中共擎起「社會主義」大旗時，他頂住了。「六四」後經過兩年的退忍和冷靜觀察，他信心十足地肯定，耍促進生產、繁榮經濟必須走市場經濟道路，在垂暮之年仍奮力而起發表震撼力巨大的「南巡講話」，召開「十四大」奠定了市場經濟的地位。但誠如我們上面所說的，他無法突破本身的局限，政治體制改革寸步不移，因而必定會為下一代人帶來難題和動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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