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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1
我是抱著向自己挑戰的心情承諾寫作此傳的。我既非學歷史出身，又不在政治運動場上奔跑，為政治人物作傳，對我而言，是完全陌生的寫作嘗試。坦白說，我不但對余登發先生這位高雄縣民口中的老縣長、黑派的開山祖的生平事蹟，所知不比一般人多，充其量，他在我心目中只是一位敢於反抗國民黨統治的英雄。就是對錯綜複雜的高雄縣派系結構、黑派內部恩怨，了解亦十分有限。何況，余登發先生一生涉及的訟案無數，也曾是當權數次政治整風鎖定的目標，最後，還以離奇如謎的方式告別人間。一生事蹟不但充滿傳奇，直到身故之後仍留下解不開的政治詭譎和政治迷情。當然，這些肯定不是台灣政治運動的門外漢和旁觀者所能釐定澄清的。
其次，余登發先生是一位徹底在地方崛起，在地方生根、在地方紮營的政治人物，偶而成為全國性的新聞人物，無非出自羅織、誣衊、醜化的惡意報導。如何從長久以來，統治機器惡意虛構的，長篇累牘的，足以扭曲反對人士面相的惡意報導中，將他還原歸真，必然要藉諸良好的歷史寫作訓練，這也是令我頗為心虛的。
我是偶然聽到高雄地方史專家林曙光前輩的一席言，才決定此傳的寫作方向的。他說：傳記有文學家寫的傳記，也有歷史家寫的傳記；前者富於想像，拙於史實的考據；後者則因講求言必有據，而無法圓融。這段話給我靈感。余登發老縣長將自己的一生都投注在台灣的民主運動，並始終堅持站在反對陣營推動台灣的政治走上軌道。雖然終其一生，都堅持直道而行，但事實上，他的理想和一生，卻一點也無法擺脫台灣的政治大環境的制約，他仍然無法避免受到整個台灣的政治氣候、氣溫的影響。所以，余登發先生的一生會因觀察的角度不同，有許多不同的面貌，然而從戰前延續到戰後，五十年的政壇經驗，就是五十年的台灣政治史。因此，這也是促使我大膽決定從戰後台灣政治變遷史，以及民主運動史的角度切入，來為余登發先生的傳記。
這個決定也使我豁然明白，余登發先生一生所抱持的近乎平凡的素樸的政治理念，其實只是民主政治最基本的訴求，何以為他惹來一生風波不斷？為什麼那麼多的爭議、災難，甚至死亡的威脅，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加諸他身上呢？原來，做為一個台灣歷史風暴下的政治人物，絕無倖免於風雨洗禮的道理，不管立場多麼篤定，也不可能風平浪靜地過一生，何況是徹頭徹尾走過整個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的余登發。所以，從台灣政治變遷與台灣民主運動史的角度，可以清楚地看出余登發的每一個堅持，或每一次的犧牲付出，都在每一個歷史的關鍵時刻發生作用，產生影響。余登發是屬於台灣民主運動史裡的人物，要從台灣戰後政治發展史來看他的一生——我是這樣寫余登發傳的。
寫作此傳，也幫助我自己體認到，歷史是公正的。只要一個人活得夠長，生命的韌力足夠，歷史必將還給人清白、公正和尊嚴。很多錯綜複雜的歷史糾葛，特別是涉及政治的，歷史也能還其真相。當然，我並不迷信歷史，我只是說，歷史，往往是人的智慧和胸襟競賽的終點線，也許這個線段會有往後無限延伸的可能，卻可以做為人對自己的智慧的充實和胸懷的陶冶、自我期許的標竿。在余老縣長一生的事蹟中，有許多例子，使我相信自己對歷史的想法。余老縣長是因為「八卦寮地目變更案」和「萬金松築堤圖利案」，被政敵以雙案並舉、雙管齊下的方式，同時向法院告發及向監院檢舉，配合國民黨意志，把他從縣長寶座上扯下台的。民眾雖心生憤怒，卻難免對真相撲朔迷離。兩案經纏訟，終判無罪，真相大白，但被無理剝奪的任期，卻永遠無法補償了。「歷史」雖坐實國民黨政治迫害的罪行，但對台灣民主運動的傷害，則是無可彌補的。我相信歷史的理由，是因為它澄清了史實。
也是從歷史的眼光來看，一生留下不少轟轟烈烈的政績，行事特立獨行的老縣長，最值得記述的成就，還是以一生的歲月，見證了一顆不屈服的堅強的台灣人靈魂。
末了，我要在此感謝協助此書完成的所有人士，當然推荐督促我執筆的余登發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簡炯仁兄，是首先應該感謝的。此外，協助我蒐集資料、整理資料、訪問、謄寫，幾乎動用了我身邊所有的親朋好友，在此無法一一列舉他們的大名，但當永遠銘記於心。還有應該感謝所有接受訪問的舊識以及原本並不相識的女士先生，沒有他們的寶貴見聞和慷慨受訪，也無法在極為緊迫的期限內完成本書的重要環結，也在此一併致上我最深的謝意。是為序。
序章：走過台灣政治史
1989年9月13日，突然傳出曾任高雄縣第四屆縣長，縣民膩稱「老縣長」的余登發，陳屍八卦寮寓所二樓臥室地板，全身赤裸，滿地血跡的驚人消息。這消息和十年前，因涉嫌叛亂被捕的新聞一樣，震驚全國。
第二天，各報皆以顯著而大幅的篇幅報導命案的消息，也對這位八十六歲的老人一生的傳奇生涯，繪聲繪影。余登發一生保有傳統知識人的傲氣，並不迷信，有研究命理的人說，「他不是個理性的生命」，說他是個不能安於教條、權威體制、陳規陋矩與人情世故規範的「自然生命」。但巧的是，他生命中，幾乎是週期性地，大約每隔十年就有驚天動地的大事發生。有些固然是性格使然，是他主動去引發的，有些則是人在家中生，禍從天上來，純係別人招惹他的，這都謂之命嗎？
反對運動是終身的事
他三十二歲就當選楠梓庄協議會會員。因發動罷免日人庄長，被庄長報復，派至桃仔園港口（即今高雄市左營桃仔園）做六十天勞務工。四十七歲，赴省主席辦公室拍桌抗議，指責吳國楨及水利局局長違法批准屏東農田水利會分立，被省主席下令免除高雄縣第一屆民選水利會主任委員職位。五十七歲，擊敗國民黨提名人選，當選高雄縣第四屆縣長，為台灣地方自治史上策一位非國民黨籍之黨外縣長。六十七歲，因縣長任內核准「凌堯舜公地放領案」，被依「公務員對於監督之事務直接圖利」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定讞，首開國民黨以馬拉松式的司法訟案——十年纏擾反對人士，使其無法參選、從政之先例。七十六歲，因「叛亂罪」被捕，軍事法庭判處八年有期徒刑，七十七歲時，又突然獲釋准其保外就醫。又十年，以八十六歲的高齡，赤身仰臥死於狂風暴雨的颱風夜。
余登發的一生都和政治離不開關係，而且從日據時代當選楠梓庄協議會會員以來，就是知名的反對派人士。五十年來，他以史無前例的方式，在南台灣獨力建立一個顛撲不破的反對陣營橋頭堡。數十年間，歷經打擊、誣衊、訟案纏身、坐牢、利誘，始終堅定如一，剛強倔強地堅守反對立場，絕不妥協，也絕不退卻，真正具備「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反對運動領袖風範。他在人格、操守方面歷經歷史嚴酷的考驗，是台灣反對運動陣營一致肯定的前輩，因他以一生見證了反對運動是終身不渝的事。
在數項大選即將舉行的八十天前，在選戰已進入短兵相接，緊鑼密鼓的敏感時刻，發生如此驚人的命案，叫人不得不和政治謀殺聯想在一起。
政治謀殺？
政治評論家司馬文武把他比做前不久遇害的「獅子與我」的主角——八十三歲的保護動物專家亞當生的被害，稱他為「被獵殺的老獅子」。《新新聞》雜誌稱此事件為「謀殺」。輿論界也都朝「遭人謀殺」、「死因太離奇」、「政治謀殺」臆測。可惜，迄今六年，仍未破案。它將可能和林家血案，陳文成命案一樣，成為台灣人政治發展史血腥的一頁記錄，是一個難解的懸案。
1989年12月2日的選舉，是台灣長達四十年的戒嚴解除後的第一次選舉，對國民黨政權是極大的考驗：少了「戒嚴符仔」的保護之後，能不能再繼續掌有絕對優勢的統治權，面臨選民的信任投票。而對長期投注台灣民主運動的反對派人士而言，這是民主進步黨成立後，第一次以台灣人的黨，提名、作戰，也在等待接受選民信任度的考驗。雙方的對峙氣氛，相當緊張。
這次選舉，也是台灣實施「減半實施的地方自治」四十年以來，選風最壞的一次選舉。選舉前除了金牛、鑽石牛出陣之外，黑道、暴力介入選舉的情形也十分明顯，候選人紛紛向警方借防彈衣、請求保護，警政署也公開宣佈可以接受候選人申請借用防彈衣，和派員保護候選人。傳言，高雄縣有某些候選人的助選員都是「一清專案」出來的黑道人物。余登發命案發生前一個星期，高雄地區亦傳言，某位親黑派的鄉長，被黑道份子當面威脅，如果出面支持余家，當心吃子彈。不幸，第二年元月，民進黨提名的大寮鄉長候選人蔡進興即在競選期間，遭人槍擊，傷重不治，再添一樁政治謀殺懸案。
謎樣一生留下無解的謎？
有人預測，國民黨這次選舉輸走了，也有人說，國民黨這次無論如何都輸不起。有人形容余登發一生創造的，是「台灣的政治奇蹟」。所以有人狗急跳牆，以謀殺來摧毀台灣的政治奇蹟？余登發像謎一樣的政治一生，竟然又像有意地要問台灣不長進的民主政治留下永恆的抗議般，臨走還留下了一個沒人能解的大疑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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