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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2
余家在1989年底的選舉，計有余陳月瑛、余政憲、余玲雅母子三人，分別尋求蟬連高雄縣第十一屆縣長、增額立法委員及省議會議員。選情一般都看好余家，國民黨傾全力搶攻縣長寶座，所以只有縣長選情顯得短兵相接；而且種種跡象顯示，國民黨頗有不擇手段搶回縣長的雄心。這是余案發生後，令各界忍不住往「政冶謀殺」聯想的原因。
但是熟悉高雄縣政情的都知道，從1985年以後，無論黑派或余家的領導權，都已逐步由老縣長的手上轉移到余陳縣長的手裡。余登發雖保有掌門人的尊崇，也自有他的一股影響力，但已不如過去那樣完全由他一人發號施令了。他在黑派的精神領袖地位仍在，在民進黨的反對運動前輩裡，仍擁有不朽的一席之地，但黨外其實也是政冶運動團體，即使民進黨建黨之後亦然，其運動，滾動向前的速度相當快，變化很多，像余老掌門人這樣的已被定位的老前輩，並沒有被當做「神」一樣膜拜。令人不解的是，為什麼有人要去摧毀一座無害的神像？
一直像秘密幫派隱然存在於台灣社會的暗殺團體，也有人懷疑就是情治單位豢養的黑道份子，就算再懵懂，無知，也應該知道，八十六歲，在公眾場合言語已經明顯出現老化的老政治人物，能發出的政治光環已經相當有限，為什麼選擇他做為謀殺的對象？而且像余登發這具有正字標記的，一生都反對國民黨的人士，一旦遭人謀殺，一定讓人忍不住要想到國民黨，難道國民黨真的笨到這樣無可救藥了嗎？
案發之後，民進黨發表聲明，要求當局「停止這種殘暴慘殺」，明指國民黨應為此事負責。而時任民進黨主席的黃信介也公開呼籲：「國民黨政府手握權柄的人……停止野蠻殘暴的獸行。」將余案比做未破案的「二二八」、「林義雄家滅門血案」、「陳文成命案」，強烈暗示這是國民黨主導的政治謀殺。
一開始，國民黨面對這些指陳，顯得蠻不在乎，對民進黨的聲明猛打官腔，後來，宋楚瑜發現，「政治謀殺」的說法，在民間廣為流傳，頗具殺傷力，一旦本案稽延不破，國民黨只好坐實這項罪名了。
當時仍流亡海外的許信良，在案情仍陷膠著時，便指稱這是國民黨「意向殺人」所致。並且說，此案不破，「如果說不是國民黨幹的，恐怕沒有人相信。」國民黨有利用「竹聯幫」到美國殺江南的前科，而且在選前幾個月，國民黨秘書長宋楚瑜公開接見地下幫派「洪門」，國民黨報紙，媒體公開介紹「洪門」，到處可見「洪門」掛著招牌活動，而國民黨副秘書長關中據說也與黑道有淵源。以黑道製造社會暴力恐怖氣氛，影響選民投票，打擊反對黨，這是理所當然的研判。
不死的恐怖主義
而且找「孤島」中獨居的老人，在颱風夜下手，也符合黑道與特務聯手製造社會恐怖氣氛的一貫作風。余家人的言論，在反對陣營裡，並不屬於尖銳、激烈的一型，而且國民黨媒體還一再利用余老縣長的大中國統一論調，以分化民進黨。余家三人參選，都是競選連任，順利過關似在意料之中，即使製造事端，也很難改變這種局面。但這也暗示，選擇八十六歲的非實際戰線上的老人下手，並不完全是黑道人士的盲動，背後是經過認真計算的。如果輿論和社會對余案的分析焦點集中在余登發或余家的選情上去分析，一定會讓那些特務在背後偷笑，怎麼想也想不通殺手為什麼要找上一個對實際選情並無絕對影響力的獨居老人，又為什麼要選擇一個言論溫和平實的家族下手？社會輿論一定會得到一個結論——連余登發都殺了，還有誰不敢殺？
十年前（1979年），余氏父子被捕時，黨外人士不也是這麼驚惶地叫著：「連余登發那麼有勢力的人都抓了，國民黨還有誰不敢抓？」余氏命案發生後，許信良分析得好，他說：「我覺得過去的國民黨還算是有信心的統治者，而現在的國民黨要比以前更沒有信心，尤其解嚴之後，反對運動蓬勃發展，面對這種挑戰，國民黨可能就更沒有信心了。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就愈可能做出這種事。」
1997年，國民黨以革命馬戲團劇本逮捕余登發父子，劇本內容荒誕不經，漏洞百出。事後輿論分析，余登發不是最初也不是唯一的劇本主角人選，是黨外的護憲大會刺激國民黨的特務機構臨時修改劇本的。而林家滅門血案、余登發案，又為何不可做如是想呢？特務只是想找個人下手製造死亡恐怖達到恐嚇的目的罷了，對象是誰並不重要。殺個已從反對陣線的前線退下來的八十六歲元老，豈不是可以收到更佳的、擴散恐怖的效果嗎？
台灣野生的政治家
總之，余登發是個奇人。他不僅行事奇，做官做事特立獨行，不按牌理出牌，做別人不敢做的事，也行別人不敢行的「政」，創造了台灣政治史上許許多多空前絕後的行政措施、佳話妙事。第二、際遇奇，他是天生的政治人物，也是全心全力終身不悔投入政治的人物。他一生親自上場打了十場選戰，有七勝的記錄，如果不是國民黨投下許多限制他參選的障礙，他的記錄一定更輝煌。此外他領導家族三代打的選戰合計近三十場，當選率在八成以上。如果說他一手創造了一個台灣有史以來唯一的奇蹟式的政治家族，一點都不誇張。四十多年的參政生涯裡，純因從政坐牢兩次，涉及的訟案超過十件，為從政賣掉私有的數十甲土地，七項民選得來的公職，有三項被行政命令免職或註銷……都是可以傲岸台灣政治史的奇錄。第三、他的死亡更奇。剛過完八十六歲生日，還信誓旦旦，準備再活十多年才寫回憶錄的老人，卻突然臥躺於血泊之中死亡，震驚全台。1989年11月4日，高雄地方法院地檢處宣佈，經過「解剖檢體化驗」、「命案現場勘驗」、「余登發身體狀況」、「警方查證資料」的綜合研斷，以「意外摔跌致死」結案，但余家及其支持者，對該項偵結報告「不滿意也不接受」。余案也至今成為懸案。
余登發一生都是屬於在地方腳踏實地耕耘型的政治人物，他以自己擁有的百甲土地做後盾，使他對社會公益事業的捐獻，出手之大方，無人能望其項背。由於他一心向公，不重個人享受，養成的平民化性格，使他也樹立了無人能及的平民化施政風格。嚴格說來，不管余登發是反對陣營的模範生，是對人民有益無害的存在，也是對國民黨政權的存在無害的政治對手，可是余登發一生卻遭遇了兩次欲置他於死地的毀滅性打擊，使他成為舉國震駭的政治事件主角。雖然最後這一擊，奪走了他有形的生命，但讓人在無限的傷痛和哀惋中，體認到做為一個台灣民主運動的元老，是如何的付出，如何的犧牲奉獻，才開墾出台灣反對勢力的一角生存空間，乃至一個八十六歲的老人，還得流盡身上最後一滴血來澆灌台灣人民主的園地。
許多人都知道，和余登發有交情的，老一輩的黨外人士更津津樂道，余登發在現實生活裡，厲行的是極端素樸的生活哲學，他的衣著、飲食、日常用度，已幾近修行的自苦地步，但對民主運動或造福人群、解民困厄的公益事業，卻有一擲千金的大肚。他不是政治科班出生，更無政治家世淵源，也從未高談闊論政治高調。他服膺地方自治的理想，他厭惡一黨專政，他相信經由選舉，讓選民投票去決定人選，是實踐民主必要的程序，所以他不能容忍同額參選的不競而選。他完全從台灣的政治空間，訂定自己的政治步伐，是純粹台灣野地上長出來的政治家。他認為從政就是為公，不可有私心，不可謀私利，不可收紅包、收回扣。政治人物是人民的公僕，應以便民、利民為首要，所以縣長室的大門以及縣長公館的大門敞開歡迎民眾，親自為洽公民眾敬煙奉茶。他相信有理走天下，對無理的事，一定反抗到底。他有的是這些民主初步的理念，由於也是他堅定的民主信仰，奠下他獨特的政治風範，並憑此風範建立一個堅固的民主重鎮。
植根土地的台灣人
由於他有的，只是這些平凡而基本的政治信念，並不曾製造叱吒風雲的政治領袖魅力，因此，在屢躓屢起的奮鬥過程中，並沒有引起反對陣營的注意，即使他的對手也有很長的時期，不太在意他的存在。但他的政治耕耘方式，有異於一般講究投資報酬率的政治經營方式，看似不起眼的外貌，卻能經風又能耐雨，根柢的牢固，每經一次打擊，它長得越是快速，越大的打擊，越能呈顯它旺盛的生命力。他謎一樣的死亡，使我們清楚地體認到：余登發實在是真正從台灣的土地上土生土長的台灣政治人物。他土性十足、土味十分，他一生所受的苦、所受的難、所受的折磨、侮辱、誣衊，不正是台灣人命運裡，共同的苦、共同的難、共同的侮辱和誣衊嗎？由於他是一個真正無私的人，所以才能讓我們看到他生命裡的台灣共相。
余登發生前即被描寫為「一個謎樣的怪人」。台灣人在長期外來政權的殖民統治下，早已隨著被扭曲的島成為被扭曲的人，不但思想扭曲、行事扭曲，是非扭曲、公理正義扭曲，連民主也被扭曲。以被扭曲過的曲張的眼光來看余登發，他確是一棵不屈的勁草，是污泥充斥的濁世裡的一朵奇葩。他熱愛政治，一生獻身政治運動，但他既不講究政治人物的身段，也渾然不諳政治的權謀手段。他作風硬派，行事獨斷，據理直行，完全不懂得保護自己。他的政治不是玫瑰，只是一株草，從大地裡長出來，裸露在風中，也裸露在雨裡，也直挺挺的迎向烈日艷陽，他活得像個真正植根在台灣土地上的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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