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陳菊序
女權的拓荒者——秀蓮與我的患難情誼
．陳菊（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局長）
認識秀蓮是在1970年代中，係女作家施叔青女士引荐的，那時她任職於行政院，也是台灣社會知名的女權運動者。基於當時政治環境的冷冽，我身在黨外反對陣營，未敢與她公開接觸，若在公開場合遇及，還刻意迴避，形同陌路。直到1978年秀蓮由美國進修返台，準備在桃園競選國大代表，那時她已揚棄國民黨而加入黨外民主的行列，從此我們才有較多的交往，我始終認為她在台灣現代女性中，是既才華橫溢又聰穎過人，過去她為台灣女性爭取權益，口誅筆伐、獨戰群雄，過程的波濤和精彩，迄今仍令人讚嘆不已。
在台灣的民主運動發展中，女性常扮演隱性的角色，就如傳統中的苦命女人，在無聲世界中不知道自己的受迫與無力，但因為秀蓮努力為台灣女性拓荒，豐富女性姐妹生命的內涵，才使女性近幾年來不僅在各種領域出人頭地，在政治的參與亦能突破家族或悲情的代理戰爭，真正意識到女人亦是人，由關心社會進而參與台灣社會的改革運動。而在1979年發生美麗島事件，我倆同時被逮捕，以懲治叛亂條例唯一死刑的罪名接受軍法審判。雖然八名遭軍法審判者中有二位女性，引起許多震撼和關懷，但我浩劫歸來，遊走海內外，很多女性團體和女權工作者都說，幸好在歷史的鉅變和世紀的大審判中，台灣女性沒有缺席。在對抗不義壓迫的過程中，我們除了是台灣人，更是台灣的女人。
人生的機遇是不可臆測的，美麗島事件使秀蓮和我共同坐牢近五年的時光，一天二十四小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日復一日。這種患難情誼是生命中特殊的經驗，朝夕與共也使我們彼此更了解，我們在獄中絲毫未敢怠惰，牢獄禁錮了身體的自由，但禁錮不了我們的心靈和思維，我以秀蓮為師，她深研哲學，我則苦讀《資治通鑑》。而我一向手拙，在獄中也跟著秀蓮學習鉤打毛線和繡花，秀蓮創意十足，我則生平第一次持針線，在秀蓮的調教下，意然也能鉤打毛線背心；這些豐富的作品一件件送到牢外的朋友手中，許多朋友收到我鉤織的圍巾，念著粗線條的我竟在獄中學做女紅，不禁熱淚盈眶，我則樂此不疲，看書鉤織毛線、十字繡，渡過孤寂的獄中歲月。
在獄中資訊完全隔絕，每天只獲准看《中央日報》，那種對外在訊息的殷盼和渴望，真是難以言喻。另外還可看到的是當年的「反共義士」勞政武創辦的《龍旗》雜誌，從雜誌的第一頁到最後一頁都在批鬥指罵黨外民主運動人士。《龍旗》由警備總部訂閱，並放心的讓我們閱讀。我們在這樣極端的報導中反面觀之，去蕪存真，乃能獲知外在的片段訊息。而這本雜誌有時亦會附錄自立論壇的學者專論加以批判，但密密麻麻的字，須借助放大鏡方能看清楚內容，於是秀蓮以繡花影響視力為由，請家人送來放大鏡俾能穿針引線。家人以為我們視力銳減而憂心忡忡，但我們又不能據實以告，因此牢裡牢外都很煎熬。而多年來每思及在獄中被隔絕的日子，那種隻字片語都不容放過、以及求知權利被剝奪的痛苦，我仍然感到酸楚。
1985年秀蓮因保外就醫先行出獄，我們同時被捕卻沒有同時獲釋，但我仍為秀蓮能先獲自由而高興，受苦不必有件，我在秀蓮出獄的前夕，徹夜趕寫一篇文章，那是為秀蓮的獄中作品「三個女人之一」所寫的評論「無情天地有情天」，這篇文章在秀蓮出獄不久隨著她的書而出版，最足以紀念我們共同坐牢的時光，也是患難見真情。
猶記得1977年間，國民黨的情治單位曾對外宣稱，黨外陣營有四大女寇 呂秀蓮、施叔青、蘇慶黎和我；那時我們四人一點也不以為忤，反而覺得與有榮焉，尤其國民黨的鼻祖孫文在奮力推翻滿清政府時也被視之為寇，惟時隔二十多年，四大女寇各有不同境遇，而秀蓮和我亦共同迎向歷史的風暴和走過黑牢。爾今優秀的文字工作者李文為秀蓮撰寫前傳，秀蓮走過台灣歷史五十年，未來更是影響台灣社會的有力之士，李文的這本書不僅記錄一個成功女人的故事，更見證了在台灣人的奮鬥史中，台灣女性一步一腳印的獨特韌性和對理想的永遠堅持。李文囑我寫序，念及與秀蓮二十多年的情誼不敢推辭，因以為序。
1995年10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