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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國會之好時機」
一八七七年（明治十年）四月十四日，黑田清隆率領的政府軍進入熊本城；五月二日，控制了鹿兒島縣政府所在地。雖然戰鬥還在持續，但是西南戰爭的勝負結果已定。在此背景下，《靜岡新聞》認為，「吾東洋帝國社會面貌斷然一新之大好時機」已經來臨。該報還強調，若要讓人民負擔「內亂之非常費用」，須開設國會徵得人民之同意；英國革命中查理一世「實行苛刻之法令」，未與「人民達成共識」便根據「一己之念」徵收租稅，結果「化為刑場上之朝露」；「無論為政府計還是為人民計」，「今日乃開設國會之好時機」。
如同板垣退助等人在一八七四年提出的要求設立民選議會的建議書中所寫的那樣，「負有向政府繳納租稅義務者，即具有與知及贊成或否決該政府事務之權利」，也就是說，政府向國民徵稅時必須得到國民的同意，這種國民擁有共商租稅權的想法是近代議會制的出發點。當時的現實是，明治政府在西南戰爭之後面臨嚴重的財政困難，抵制議會的開設將變得越來越困難，不僅如此，統治集團內部的裂痕也在擴大。
但是明治政府首腦只看到西南戰爭終結了反政府士族勢力奪取政權的可能，幾乎沒有認識到在這場「大勝利」背後隱藏著將會動搖其自身權力基礎的新的問題。儘管他們早就意識到制定憲法、開設議會的必要性，但是當時並沒有將其作為緊迫的政治課題，更沒有想到後來會被在野的政治力量逼入困境。
「紀尾井町事件」
一年之後，一八七八年五月十四日早晨，明治政府參議兼內務卿大久保利通對造訪他家的福島縣權令山吉盛典說，如以十年為單位劃分明治元年後的三十年的話，則第一階段的十年是「創業」時期。這一時期雖「兵馬騷擾」不斷、疲於「東奔西走、出兵海外」，但最終總算還是安定了下來。接下去的十年甚為關鍵，為整頓內治、制民之產，本人雖不肖但仍決心盡職於內務卿。而最後的十年，乃是「守成」時期，我想到那時一切將交付給後來之賢者。
其實為了解決當時的社會政治問題，大久保利通正在著手發行興業公債以推行殖產興業和鼓勵士族創業，同時正在謀劃改革地方制度以及教育思想尚未成熟的天皇。但是其理想沒有實現。這天上午八點左右，大久保利通乘坐馬車離開私宅，前往位於赤坂臨時寓所內的太政官邸上班，在從赤坂見附進入紀尾井町的一條僻靜、狹窄的夾道時（這條夾道的左右兩邊分別是北白川宮宅邸和壬生基修宅邸，前者是現在的赤坂王子飯店所在地，後者是現在的新大谷飯店所在地），被石川縣士族島田一良等六人所斬殺。
島田等人在《斬奸狀》中申討道：現在的政治「上非出自於天皇陛下之聖旨，下非來自於眾庶人民之公議，而是取決於數名獨居要職之官吏臆斷專決」。其實自明治六年圍繞「征韓論」發生政變以後，大久保利通確實身居政府之要，但他並不是一個獨斷專行的領導者，在做出決斷前他總是認真聽取大隈重信、伊藤博文等部下的意見。然而，他對於那些以暴力與政府作對的敵人毫不寬恕。對待士族叛亂自不待言，即便是對於因地租改革騷亂而起的伊勢暴動（一八七六年）他也下令徹底鎮壓。伊勢片田村原來的村長在日記中憤怒地寫道，在寬政時代，即使當農民起義軍迫近城牆時，藤堂藩政府軍的槍也只是放空槍，但是現在像要報仇一樣地殺戮人民，如此殺下去，「傲然自恣……，何以謂王政哉」。幕府末期以後一直與日本政治有關的阿耐思特．薩濤也在日記中寫道，「民眾非常憎恨大久保，所以看到他死了大家好像都很高興」。
「制度的時代」
大久保利通死後，大藏卿大隈重信成了首席參議，伊藤博文就任內務卿。大隈重信出身於佐賀藩，雖然他在財政方面可以說是出類拔萃的專家，但是在以薩摩、長州的藩閥佔主導的政府中屬於旁系，長州藩閥伊藤博文實際上成為政權運轉的中心。據說大久保利通沉默寡言、非必要時不說話，因而讓身邊的人惶惶不可終日，但是伊藤博文則完全不同，他待人隨和而不故作威嚴。
這不僅是兩者個性的不同，也象徵了時代的特點。在大久保利通執政時期，沒有政治、社會權力基礎的明治政府，必須一邊鎮壓守舊派士族的叛亂和民眾對於新政的反抗，一邊創設各種近代制度。例如其出台的徵兵制，以「四民平等」為前提，解除了士族的武裝，同時平民也可以被徵召入伍，結果招致了來自士族和平民兩方面的強烈反對。如果順從當時的「輿論」的話，這一制度在當時也許根本就無法確立。前述阿耐思特．薩濤的評論反映的與其說是大久保利通個人，不如說是當時的政府在政治和社會上的孤立處境。但是，大久保利通等的執政風格確實像「有司專制」、「臆斷專決」之類的語言所形容的那樣，非常激進。
西南戰爭最終斷絕了「封建復辟」的可能性。在建設近代國家這一目標方面，民權運動和政府基本上是一致的，正因為如此，圍繞著誰來掌握主導權，鬥爭變得非常激烈。如果說在大久保利通所說的「創業的十年」，是在和「過去」進行鬥爭的話，那麼其後「建設的十年」就是圍繞著「未來」進行鬥爭；而且在這一鬥爭中，民權運動成了引導「文明」、「進步」的強有力的旗手，而政府方面卻陷入了守勢。
與此同時，政府內部矛盾激化。已經過了二十五歲的明治天皇開始批判文明化以及薩摩、長州勢力對權力的壟斷，其親信元田永孚、佐佐木高行等人的影響力增大。右大臣岩倉具視在華族的待遇和參議的權限等問題上和伊藤博文意見對立， 連明治十四年發生的流放大隈重信的政變這樣的大事，兩人也沒有進行過「合謀」。山縣有朋雖然大致上和伊藤博文步調一致，但是一直試圖將陸軍變成自己的據點。
在這種情況下，要保證決策的堅定和政治運營的穩定，已經不能依靠個人的「決斷」了，唯有依靠一定的「制度」。本書的第一個主題就是，帝國憲法體制是如何在當時錯綜複雜的各種勢力的理念、利益中形成的。
「政府、民權、民眾」
西南戰爭後的另一個重要變化是自由民權運動的興起。自由民權運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是歷史上首次真正由被統治者來集體討論「國家的理想狀態」，並且為實現這一理想狀態而開展行動。自由民權運動在思想和社會層面的影響要比表層的「運動」、「事件」本身廣泛、深刻得多；沒有民權運動，日本就不可能迅速形成和確立國民國家。
對於民權派來說，西南戰爭之後才是他們的創業的時代。但是在民權運動興起之前，身份制度、領主割據體制的廢除，私有財產權和經濟自由等的確立，這樣一些近代國家的基本框架已經通過明治政府的努力實現了。尤其是明治政府進行了比西歐市民革命徹底得多的土地改革，通過地租改革，將幾乎所有的耕地變成了農民的私有土地。而在西歐市民革命中，那些擁有大量直接經營土地的封建領主原封不動地轉變成了大地主。民權運動是在這一基礎上興起的，它和政府之間進行的鬥爭是圍繞著政治制度和政治參與展開的。
民權派在其提出的要求設立民選議會的建議書中強調，要讓人民「與天下共憂樂」，就必須使人民「參與天下之事」。由此可見，民權運動在要求政府開設議會的同時，也在試圖向民眾灌輸一種將國家的命運和自身的命運結合在一起的「我國」的意識和「國民」意識（National Identity）。沒有對於國家前途和命運的關心，就不可能形成政治運動，因此即使就民權運動自身的發展需要來說，民眾的「國民」意識也是不可缺少的。激進的民權思想家植木枝盛斷言，那些將本國之事當作「他國異域之事」持旁觀立場之人，對政府也好外國人也好，極易服從之，他們「實乃國家無用之人」。那些拚命逃避徵兵的民眾，也被主張民權的《自由新聞》等媒體罵為不知道「護國義務」的「懶惰懦弱」之徒。
在向民眾灌輸「國家」和「國民意識」的同時，民權派還對民眾的自發運動（如「借錢黨」、「困民黨」）進行了批評。面對通貨膨脹以及囤積居奇等所導致的米價上漲，「借錢黨」、「困民黨」開展了要求降低米價的運動；當出現通貨緊縮時，它們則要求延期歸還借款或者取消債務。民權派指責由「借錢黨」、「困民黨」代表的民眾的這種行為侵害了商業自由和財產權，是一種類似「社會黨」的行為。民權派認為人民擁有共商租稅權，以及建立在思想自由、人身自由等近代權利論基礎上的私有財產權，因而自然反對政府對於自由經濟活動的干預。同時，民權派的文明觀和國民思想也從根本上規定了他們在沖繩、北海道、阿伊努、朝鮮以及中國問題上的言行。
由上可見，以往民權運動史研究所描繪的民權派和民眾站在一起對抗明治政府、構成兩大對抗陣營的景象，是缺乏依據的。明治政府和自由民權運動的目的都是要建設近代國家，但是它們之間存在著尖銳的對立，是兩支互相對立的政治力量。但是當時在它們之外，還存在著另一支力量，那就是民眾。民眾一方面強烈反對政府的政策，同時持有和民權派不同的要求，他們是一支獨立的力量。我們應該從上述三大力量之間的對抗這一角度去把握當時的政治格局。因此，本書的第二個主題就是研究三者之間的關係，尤其是民權運動和民眾之間的關係。
「兩種自由」
西南戰爭後的十多年間，經濟領域的變化也很大。先是一八七八年至一八八一年間出現了通貨膨脹，接著，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五年間又轉為通貨緊縮，在短短的不到十年的時間裡，人們不得不體驗經濟形勢的劇烈變化。主張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的大隈重信下台，松方正義的財政緊縮政策的實施和金融制度的確立……經歷了這些變化，從一八八六年起近代產業才真正開始發展。
與此同時，現實中出現了「發財的自由」和「飢餓的自由」這兩種自由。地租改革後，向政府繳納租稅變成了個人的責任，窮人不可能再期望獲得來自村落的相互幫助和來自行政的救助，人們要生活下去只有依靠自己的刻苦和才能。過去的農民一部分變成了小自耕農，但是還有一部分則流浪到了城市的貧民窟。在大阪，乞丐數量增加，一年中餓死的人數超過了三百人。井上毅看到這種「貧民流離失所」的情況非常擔憂，提出了「改良地方政治建議」（一八八六年）。不過此時，隨著土地兼併和經營規模的擴大，富裕地主以及商人、新企業家的人數也在增加。
伴隨上述變化，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後半期實際增加了百分之十四，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上半期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人們的生活水平總體上在緩慢提高，而且，不僅是士族家庭的子弟，平民家庭中「上京城」讀書的年輕人也開始增加。
在此背景下，需要通過設立以帝國大學為頂點的金字塔形的學校制度來實現社會地位的提升，於是就有了「學歷」。換言之，一個被認為只要有了學歷就可以成功和出人頭地的時代到來了。在家庭關係方面，明治民法中確立了有關「家」的制度，另一方面在社會上，伴隨著教員、公司職員等新的中間階層的增加，出現了「家庭」、「賢妻良母」之類的新詞語，人們開始議論建立在「男主外、女主內」這種性別作用分工基礎上的「溫暖的家庭」，似乎將其視為理想的家庭形態。當然即使到了二十世紀初，通過讀書出人頭地也好、過小市民式的家庭生活也好，對大多數老百姓來說是可望不可即的，儘管如此，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其確實開始成為青年男女憧憬的理想。社會的近代化給人們的生活和觀念帶來了甚麼變化，這是本書的第三個主題。
「『文明的』和『日本的』」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前後，也是「文明進步的日本」這一對自己國家的認識開始蔓延的時期。左右當時國際關係的是所謂「萬國公法」和西方文明的價值標準，這種「萬國公法」原來只不過是西方國家之間處理彼此關係的慣例。西歐列強以這些東西為依據，將自己對亞洲、非洲等地的殖民行為以及自己與「非文明國家」之間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合法化。明治政府立志要取消與外國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其一方面通過文明開化政策推進國內的文明進步和近代化，但是另一方面則兼併蝦夷之地和琉球王國，使之成為國內殖民地，同時還試圖在中國和朝鮮獲取與西歐國家一樣的優越地位。所謂「文明」這一價值標準在這一時期日本的包括對北海道和沖繩在內的對外政策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這是本書的第四個主題。
「文明」的滲透，同時催生了對歐化主義的反抗和對日本特色的強調。於是政府將天照大神的子孫 ── 天皇家族一以貫之的統治說成是日本之卓越性所在，並且將這一故事作為國家秩序的基礎。儘管如此，在當時，「文明的」和「日本的」兩者與其說是對立的，不如說是相互補充的；或許正是因為近代天皇制和帝國憲法體制具有這種兩面性，才發揮了統合國民的功能。這種結構是怎麼形成的，這是本書的第五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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