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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摘錄
從《憂?之島》探討香港人的身分認同
⊙羅永生（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退休副教授）
《憂?之島》無疑是一部別出心裁的電影，它透過鏡頭的運用、畫面的處理、意象的經營、敘事的節奏等，活靈活現了近年因社會鉅變所產生的?結情緒。「憂?」被廣泛地視為一種負面的情緒，「憂?症」的患者往往感受到空?、無望、對正常活動失去興趣、不時焦慮或煩燥，因為他們無法從某種創傷中復原過來，無法接受所愛事物的逝去。但《憂?之島》並不沉緬於創痛，也不旨在撫慰療傷，反而與觀眾一道，穿越「憂?」背後的種種心結，憑藉回憶與重演，讓觀眾重新審視香港人從哪裡來。它也通過過去的一些關鍵事件和人物，深入思考一個關鍵的問題：究竟「香港人是什麼？」
香港電影探討香港人的身分問題，有著豐厚的傳統。事實上，自七?年代以來，已有大量的香港電影以香港人身分問題作為題材。擁有廣大本地觀眾的港產電影，也起著反映甚或塑造香港人身分認同的作用。八?年代中英談判開始，香港的政治前途自此倍受關注，電影作為一種普及文化，承載了香港人對自身認同的思想與探索。這一批香港電影以不同角度，透過不同的類型和風格，觸及家園╱歸屬、大陸╱香港、懷舊╱恐懼、全球╱在地、中心╱邊緣，以至記憶╱失憶等的題材。
流風所及，香港電影和香港身分的關係，也成為電影研究、文化研究中的顯學。電影和文化研究學界援引和討論得最多的理論框架，來自周蕾（Rey Chow）和阿巴斯（Ackbar Abbas）——前者提出香港文化的夾縫性質（in-betweenness），指出香港文化的混雜多元、非此非彼，不能也不應簡單化約，納入諸「東西文化」或「民族主義」的大論述框框；後者以「消失的文化」（Culture of Disappearance）來理解香港這個不斷在高速「過渡」的城市空間，也解釋了為什麼只有在一九九七前後，追尋香港文化身分方蔚然成風，人人談論，皆因人們不知自身文化經歷之獨特與可貴，只會在瀕臨失去之時才懂得珍重。
這些電影和當其時盛行的文化評論，無疑都在嘗試描畫面對九七「大限」前後香港社會的「情緒結構」，側重於探索香港這城市的文化特色，以此來定義香港人的「文化身分」。但對於香港「政治身分」問題，卻普遍缺乏歷史的縱深，亦無法反映「香港身分」問題所涉及的「政治」逼切感。
直至主權移交之後，第一任特首董建華拋出「西九文化區」計畫，激發「回歸」後第一次大型的民間動員，反對大白象工程。之後，香港又碰上「沙士（SARS）疫情」和「二十三條立法」，奠下二??三年爆發「七一大遊行」的基礎，催生出「回歸」後新一波社會運動。電影《無間道》在二??二年推出，把香港人身分問題的探討推上另一層次。它不再停留在討論香港人的文化身分是如何形成和消散，而是凸顯出筆者所指的「時間的暴力」，具體地說，就是點出「記憶如何構成身分」以及「身分的記憶正危在旦夕」的問題。這部電影擊中了回歸後社會情緒結構的核心，也令《無間道》成為當年表述複雜的香港「政治身分」的最佳教材。
《無間道》沒有討論「國民身分」或者「民族主義」、「本土主義」等政治問題，但卻以歷史寓言的方式，探討了人人在主權移交後，或遲或早都要面臨「重整自己的過去」，「選擇╱發明新的身分」的抉擇──也就是所謂如何「重新做人」的問題。這問題的暴力性質在於：無論是自願或是被逼，每個人都要在「過去的我」和「現在╱未來的我」之間選擇。兩者是繼承還是斷裂？面對轉變應該順應還是抵抗？這種身分問題當然不單是討論如何體驗時間的流逝，也非純粹旁觀地描述全球化所帶來的文化失落，而是要回答如何面對「朝代」轉變的新需求：如何改寫自己的過去？改寫自己的記憶？改換自己的身分？（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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