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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包澹寧 Daniel K. Berman
第一次看到媒體在台灣扮演的角色是在本世紀60年代，當時正值我的童年。說來您可能不信，我是在美國的電視綜藝節目裡看到的，節目主持人可能是艾德．蘇利文（Ed Sullivan）。一齣二人短喜劇演的是總司令蔣介石與他太太——十全十美無所不能的蔣夫人——之間的一段對話。
根據我的回想，劇中蔣夫人在一天晚上就寢前為收復大陸的事嘮叨大元帥。「你說，這事你到底什麼時候辦？」
「明天一早就動手。」急著要睡的老將軍疲憊地說。
第二天早晨，夫人氣沖沖地指責說，她發現大元帥沒有履行自己的諾言。
「你怎麼知道的？」蔣心虛地問。
「報紙上沒有登嘛。」夫人淡淡地答道。
很玄妙的，將近二十年之後的一天早晨，我一邊淋浴一邊思索研究課題，這短短的似乎平凡無奇的一幕竟驀然從我的記憶庫中迸發出來，而且保存得如此完整。
為什麼它如此牢固地銘刻在我的記憶中呢？
我猜大約是因為我當時還無法領悟其中的幽默。記得我當時曾努力想弄明白是什麼東西使那句妙語引人發笑。我父母耐心地跟我解釋，可我還是搞不懂。
佛洛伊德（Freud）說，笑話一經解釋就變得不可笑了。更根本的原因在於，要領會那句帶刺的話，非得懂得當時的歷史背景，而這是我當時所沒有的。我也沒料到，將來有一天，對蔣介石及其收復大陸的目標我會了解得比當時想知道的還要透徹得多。
就這樣，事隔二十年，我覺得自己就像童年時記得的另一樁軼聞的笑柄。這件軼聞講的是一位英國人、一位法國人和一位德國人聽到同一個笑話時的不同笑法。（那個英國人笑了三次——聽的時候笑了一次，人家給他解釋時笑了一次，後來他終於弄懂時又笑了一次。）
雖然如此，我還是感謝父母向幼年時的我介紹政治幽默和不同文化的幽默，他們做的遠遠不止於介紹。我感謝他們讓我逐漸領會到學習的樂趣，感謝他們在我智育德育發展中付出的耐心，感謝他們無私地為我作出的無數次犧牲，感謝他們給我的這些禮物，也感謝他們給我的其他許多無價的禮物。這感謝之情是沒齒難忘的。
對我的老師，西北大學的許文雄（筆名許達然）教授，我也獻上一份特別的感謝。是他最早激發了我對研究中國的興趣，並鼓勵我到他的故鄉去留學。我上大學一年級時，就十分幸運地在中午經常與我的一位教授在活動中心的餐聽一同用餐。回想起來，這些午餐聚會實際上成了導引我初步認識中國文化、歷史和政治的研討會。
一位教授竟肯如此和藹地和一位平平凡凡的大學生（而且是一年級新生）共度午餐時間，每思及此，總是使我肅然起敬。我真是很幸運，我們剛好是在同一個時間用午餐。而且，由於是走讀生，我不能在學生宿舍吃飯，而是必須去活動中心餐廳（我很久之後才認識到這件事的好處）。許教授如此大度地與我分享他的時間和學問，為我樹立了一個值得畢生效法的楷模。
自1978年（在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前不久）到1981年，我有幸在台灣生活了三年半。這段生活經歷對我了解台灣當時的情形以及理解人生都是極其寶貴的。
乘計程車在台灣算是一種普通的交通方式，原因之一是方便，收費也划算，當然也有其他的原因。對於外國人來說尤其是這樣，他們既不熟悉公共交通系統，又不願去領教公共汽車上司空見慣的擁擠，同時，他們也不肯像大多數本地平民那樣勤儉度日。
在司機與乘客之間，交談比沉默來得更自然。在1980年代末的自由化之前，這種交談的環境又使人們覺得可以比較自由地發表意見。在其他場合，人們難保不暴露身分，被監視的可能性也比較大。
由於這個原因，在那些年間，計程車司機是與外國人有實質性接觸的主要職業團體之一。這些司機代表著廣泛的人口層面（儘管他們幾乎都是男性），其中既有來自大陸各省的，也有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年齡有老有少，具有各種各樣的職業背景和教育背景，其政治理念也五花八門。我遇到過不少勤勞開朗的計程車司機，他們辛苦地為我駕車代步，其中有三個人特別令我難以忘懷。
一個寒冷的兩夜，我飢腸轆轆，恨不得一步就趕到我喜歡的一家自助式素菜館，叫一輛車內溫暖乾燥的新型計程車直奔餐館自然成了最佳選擇。不記得為了什麼，司機和我談起了當地的政治。他發表了一些甚為大膽刺激的言論，但當我追問細節時，他卻不肯回答了。後來是短暫的沉默，我可以看見他在後視鏡裡仔細端詳我。
「我外祖母算卦非常靈」，他終於打破了沉默。「從她那兒我學到了很多。從您的面相，我能看出來您日後會成為貴人。我想讓您了解台灣民眾的狀況。我自己不方便說話，不過我可以帶您去見一個人，他能代表我們大家說話。」 b然後，這位司機說，我飯後他會回到餐館，帶我去見那位神秘的代言人。出乎我的意料，他真的按時回到餐館，沿著彎彎曲曲的街道和顛簸不平的巷子開了好一陣。最後，他把車停在一所不起眼的小房子外面，讓我等著。
幾分鐘之後，他陪我走進了康寧祥的住所。
在 7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中期的十年中，康寧祥是舉世公認的反對派政治的核心人物。作者由此開始了和康寧祥的私人關係，他的活動是本書著力研究的對象之一。我們的相識兼有傳統與現代的特點，這一有趣的結合本身就是我不得不討論的。
我還記得另一位計程車司機。在一個下雨的晚上，我乘車到了城市另一端的《聯合報》大樓，才困窘地發現沒帶錢包。我只好要司機的地址以便把車費寄給他，但他卻毫不介意地擺了擺手說：「沒有關係」，和善地原諒了我的糊塗。
另一位計程車司機自豪地帶我和我的奈及利亞朋友哈里徹夜暢遊他的城市。我要把一筆小費放進他的錢包（他早把計程表關了），他謝絕了。我們對那次夜遊的記憶已經淡了，但他的熱情好客卻是永難忘記的。
還有一次，在台北火車站附近書店林立的街上，我停下腳步，一邊觀賞一個水果攤上的水果一邊與攤主攀談起來。他慷慨地送給我好幾個上好的芒果和幾串精選的葡萄。我至今還記得他的模樣。又有一次，一個雜貨店的老闆帶我去一座佛寺共慶一個宗教節日，慶典結束後她在家裡設宴款待了我。席間，話題漸漸轉到政治上，她的兒子跟我一直熱烈地討論到深夜。
在台灣和大陸，我有過數不清的此類際遇，也正是這樣，我才得以了解中國人自己怎樣看待中國的生活，了解中國人的態度和中國政治。確實，我在這些場合獲得的對中國的理解，可能比我在國立台灣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的課堂上獲得的還要多。
我還要感謝我在哈佛大學和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老師和同事。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史伯樂（Robert A. Scalapino）教授，奧斯丁．爾尼（Austin Ranney）教授，和張洪年教授，他們在本項研究中給了我最密切的合作。我感謝高棣民（Thomas B. Gold）教授，安德魯．亞諾斯（Andrew C. Janos）教授，查默斯．詹隼（Chalmers Johnson）教授，大衛．列昂納德（David K. Leonard）和保羅．希伯瑞（Paul Seabury）教授對我的熱情支持和鼓勵。當時的博士候選人艾光男（David Arase）和謝敏捷與我分享他們的想法和評論，給了我特別的幫助。
我在台灣的四位研究助理——張張、羅兩莎、陳競新和吳靖民最直接地向我展示了這個國家的青年高深的文化素養和教育程度。這與我的研究課題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到1990年11月之前，本書的初稿已經完成，但尚未修改以便交威斯特維歐出版社（Westview Press）出版。然後在1990年11月至1991年 1 月的期間，我十分愉快地在台灣採訪了不少名流和專家，其代表面之廣是不同尋常的。其中不少人是在百忙中抽出時間，對我的採訪請求惠予應允。為了他們對我的研究提供的合作，我要感謝張俊宏、陳國祥、鄭瑞成、江春男（司馬文武）、邱義仁、傅正、許信良、許國泰、康寧祥、郭衣洞（柏楊）、李敖、李筱峰、廖錦桂、歐陽聖恩、彭懷恩、陶百川、王杏慶（南方朔、南民）、魏誠、姚嘉文、顏文閂和尤清。由於篇幅有限，採訪的內容大多數未在本書中得到表述，但我在採訪中得到不少對本書中心思想的反饋，它們對本書的修訂工作是極為有益的。
家居舊金山附近，為我提供了多方面的便利條件。灣區是來往於太平洋沿岸諸國的旅行者經常駐足的地方，這意味著經常有各行各業的專家舉行講演和討論會。這個地區每晚有兩種有關台灣的華語電視新聞。此外，還有就近利用史丹福大學和加州大學怕克萊分校研究設施的地利之便，這一切，都使我著實幸運地享用豐富得令人眼花撩亂的研究資料。
生活在一個大變動的時代是令人振奮的。但是寫一本與這些變化相關的書卻可能是令人沮喪的。感覺上就像是用裝著慢曝光膠卷的相機拍攝運動中的運動員或採寫一篇關於一個尚未結束的事件的時事新聞一樣。心中總裝著一個令人不安的念頭，擔心自己不能公正地對待正在發生的事件，想著若是略等片刻，結果可能更清楚明確。更糟的是，還會擔心自己的作品墨跡未乾已成明日黃花。
舉例來說，就在我為正式出版而修改手稿期間，蘇聯這個國家政體不復存在了。幸好，我的研究對象不是蘇聯。儘管這樣，諸如此類的事件還是使得我不得不在詞語方面作相當多的修正，以便使書趕上時事。
曾幾何時，新聞廣播員在報導某些變化前會說事態的發展在僅僅數年前看起來都是不可能的，如今，數年變為數月，數月又變成了數週。再後來，我們開始聽說事態的發展在數天前看起來還是不可能的了。時間彷彿劇烈地壓縮了一般。世界的大多數地區如此，台灣也不例外。我找不到一條避免這兩難處境的途徑，只好聽任這些不可避免之變遷的左右。與此同時，我也不能不希望我這部小小的作品中有一點具有長久價值的東西。
有一個謎語問，能不能說出一棵樹在森林中一個不在任何人聽覺範圍之內的地方倒下時造出了聲響。我在很久之前就徹底明白了這個謎語的答案。形而上學家為肯定地回答這個問題作出的論證在理智層面上可能是引人入勝的。但是，在現實世界中，孤立的思想與孤立的行動都難有所成就。我要特別感謝威斯特維歐出版社及其敏銳友善的工作人員，感謝他們給我機會與這麼多人分享這些材料，也感謝他們指導我走完出書的歷程。遺憾的是，書的出版仍然使樹的砍伐不可避免。但我們至少可以安慰自足地想，人們會聽到我們用印成的書弄出的響動。
至於中文版，有三位要特別表示感謝：一是時報出版公司廖立文先生，就是因為廖先生的指導，拙作才有機會出中文版。一是譯者，俄亥俄州立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李連江先生。李先生的彬彬有禮、博學多聞，讓我親自體會出來孔子所描寫的君子模式。三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方語言系的黎馬宜浩老師。馬老師在百忙中撥出這麼多時間，我實在感到過意不去，也不知道怎樣謝謝她才好。也許在不久的將來，這本書能在中國大陸發行，對那邊促進民主的過程有一點貢獻，是我殷切的願望之一。
書中凡有疏漏，一概是我自己的責任。我祇希望，比起好多年前看艾德．蘇利文電視節目的那天晚上，我在本書中比較迅速地把握了主題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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